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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为枢纽，金庸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想象的文化共同体”。

香港金庸馆里陈列着一套1968年金庸写《笑傲江湖》报刊连载时的手稿，描写的是令狐冲辞别任我行和向问天之后的一段遭遇。这个情节在后来出版的《金庸作品集》《笑傲江湖》的第二十二回已作了修改。在从左至右竖着书写的手稿原件中，可以看见金庸习惯把每页的开头和最后两行留空，而他在用钢笔书写的过程中，几乎一气呵成，没有太多地方需要改动，可见他文思敏捷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金庸馆馆长林国辉说，获得这份珍贵手稿的历程，非常不易和意外。筹建过程中，他们知道金庸在新加坡办了一个《新民月报》，就与新加坡那边的报业集团联系，看他们的档案，希望可以找到他在当时办报时候的一些报纸内容，另外看是否有一些手稿留存可以展出。

香港金庸馆馆长林国辉

很幸运，他们在一些老报人手上发现了竟然在新加坡留下来的手稿。作家的手稿是最难找到的，林国辉说：“报纸连载的小说作家一般都不注意保存这些手稿。很多手稿送到报纸去，排纸坊的工人就把它一条条剪下来，方便排稿。几个工人，每人拿着一小部分的手稿排，排完再拼到一起，变成报纸印刷用的排版。经过工人这样的处理，很多时候手稿也就被丢掉了。”

在香港的收藏家那儿想找都找不到的手稿，却在新加坡的考察中找到了，这是个惊喜。在新加坡，林国辉他们还找到一个金庸迷，60年来一直保存着金庸报纸报道、出版的书，收集研究金庸的主要著作，有一本新加坡刊登的金庸消息的剪报。

1967年，查良墉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地的商人合作创刊《新明日报》，查良墉占最多股份。两份《新明日报》起初用的同一个版，内容相同，后来新加坡独立后，两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就分了不同内容的新版和马版，但副刊、小说的稿件，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是相同的。这两份报纸很快都跻身于当地销量最多的报纸行列。

那时候，金庸总是为他新的报纸特意写一个新的武侠小说，让还没什么知名度的报纸可以先有一个读者群，将经营维持下去。《新明日报》创刊的时候，他就特地去写《笑傲江湖》。当时金庸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大家很喜欢看他的作品，所以《笑傲江湖》就成为日报的亮点。

2015年金庸武侠小说创作60周年时，《明报月刊》和《明报》曾参与发起向世界华人征集金庸阅读史的个人故事，集结获奖文章出版。

在这本题为“我与金庸”的个人阅读史作品集里，一位印度尼西亚读者的叙述，让人印象深刻。他写道，1966年，印尼的华校被军政权关闭，他小学四年级都没有读完就在家无所事事，只能整天困在家里的藏书堆中，阅读连环画与红色小说。那时，印尼时局凌乱，虽然禁传华文的条例已经公布，书店都关门大吉，但仍然有些书摊在租借华文书。可它们也不敢乱闯重禁区，就特意回避大陆书，而转做港台书的生意。他就从那时起，开始接触金庸这个名字，开启了别样的阅读。

他没日没夜地狂读，熬夜时怕家人发现，就用厚皮纸把灯泡盖住，只留一小圈黄光照书页，这也导致以后的近视。那时他已转读印尼文学校，华文教育一片空白，但他一直不放弃阅读金庸。就是在那段岁月里，武侠的阅读满足了他对中文世界文化的渴望。

通过金庸的书，他收获了从中国地理、历史、民俗到学教帮派的知识。半新半旧的语言，还有不时插入的古诗词，无形中提升了他的中文程度。历史的荒谬恰恰就在于，左倾的华校教育一直让学生与武侠绝缘，而恰好是华校的中断，让他的阅读书目里有了“武侠”和“金庸”这个名词。 

有意思的是，金庸的武侠不仅在华人世界流动，译本也在印尼文读者中风靡一时。粗糙的小译本不是在书店里销售，而是靠散布在城市角落的借书摊，渗入到家家户户。

金庸在报章连载发表时，印尼文译本也紧跟在后，那边一发表，这边即时翻译出，一个月后就出一本小本子，译本的出版竟然比原版还快。看金庸小说的人中，有不谙中文的华人，也有纯印尼原住民；有底层民众，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印尼前总统瓦希特和前国防部长。 

后来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有20多家中文、越文和法文报纸也同时连载；他的小说还被翻译为泰国文。“阅读的自由”一如“写作的自由”，是金庸阅读史中最重要的价值争取。政治禁令常常将阅读带入沉重的历史语境，如两岸意识形态的“附带伤害”，或如东南亚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歧视和限制。 

然而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在这些禁令的缝隙中生长，是因它充满不可抗拒的阅读愉悦感：它“是对现实不满和抵抗的产物。想象一种与现实不同的侠义江湖，想象人间终究有情有义，不公不义可以得到‘诗的正义’的想象解决，这正是阅读体验中根本的‘愉悦’所在”。金庸的全球华人阅读，“集合”起一个被称为“金迷”的“想象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里，阶级的分野被超越了，从大科学家、院士到小学教师、打工仔，都是平起平坐的金庸迷；性别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也都被打破了。 

20世纪50至6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华人群体中被广泛阅读，也与香港作为地理枢纽的文化辐射力紧密相关。曾在《明报》和多家香港电视台从事传媒工作的张圭阳，在他关于明报集团的研究论文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经济全面转型。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香港政府也相应要做出禁运决定。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个转运港，贸易盈余主要依赖货物转口到中国大陆。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因而迅速转变角色，由过去纯为中国大陆服务的转口港进而发展工业。香港工厂的数目由1952年的2088家发展到1958年的4906家，工业逐渐成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贸易转运的枢纽，在出口方面，美国渐渐成为了香港的重要市场，而英国、马来西亚和日本，也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场”。

过去谈到香港和世界的联系，很多时候说香港是一个贸易、金融、交通通信的枢纽，“但我们很少留意到，通过这些枢纽地位，香港也成为了文化的枢纽”。过去几十年里，“香港通过流行文化，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华人社会、海外华侨和全世界的读者建立了一座无形的桥”。

金庸的读者遍及全球，不同阶层的人都读他的小说。有些海外华人不一定看过金庸的小说，可是他总有机会收看香港拍摄的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或收听金庸小说的广播剧。金庸武侠，也成为“香港联系起海外华人和世界的文化纽带”。 

金庸与《神雕侠侣》电影主角合照

与港澳台和海外读者相比，大陆的金庸阅读史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个金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转才走出了非民间渠道，在大陆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射雕英雄传》插画

金庸武侠进入内地是80年代的事情，有的是内地盗印的，有的是从香港带进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单行本在读者中流传。1994年，金庸小说正式授权三联书店印行。这套全集对9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在内地的推广普及，有决定性的意义。1990年，陈平原写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讲了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贡献。那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金庸热”逐渐形成。

陈平原

“金庸热”的形成，也伴随着人们对武侠小说这种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1996年，陈平原又写了《通俗小说在中国》，谈当时形成的金庸风波。他认为，“五四”运动构建了一种“新文学神话”，这种神话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陈述，使通俗文学被挤压到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这是值得质疑的。

在北大课堂里，率先打破了刻意回避通俗小说的局面。不过，当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表扬的还是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的演讲也是讲中国历史的特点，很多听众则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

金庸为北大学生签名

直到90年代中期，尽管读者很多，金庸小说还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后来，随着不少学者介入，包括在国外召开的几个学术讨论会，风气开始转变。经过这些学术活动，学界不再用轻视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承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值得关注。这是一个“登堂入室”的漫长过程，大家视野逐渐开阔，趣味也趋于多元，看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在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三人中，金庸小说有独特的生命力。他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博大精深，古龙小说则更多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金庸曾说，他是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人是用外国语言来写中国故事。 

金庸则很有语言自觉性，跟我们所说的晚清侠义小说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派武侠小说有不同。他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

金庸也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他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有《明报》事业垫底。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他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因此得到了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

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他的小说带有历史小说的味道。谈金庸，必须把他对历史的关注带进来。金庸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认识很精彩，特别关注易代之际或乱世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不是纯粹站在汉族立场上，这一点使他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作家。 

他有一个小说家的直觉，和他接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加上香港的特殊位置，导致他不是以汉族王朝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这一点很了不起。《三侠五义》等清代侠义小说，还很强调“为王前驱”，侠客容易演变为官家豢养的鹰犬。 

民国建立以及皇权解体后，小说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为王前驱”了。到了金庸、古龙等，特别强调侠作为个人的价值、立场和追求。读者对金庸小说的热爱，大概也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有关。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流行感怀颇深，他说：“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我还是欣赏其斑斓的色彩和光圈。” 

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也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而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他很善于经营。 

当年他以1元人民币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卖给央视，这是非常精明的。他的作品进入日本市场时，也采用过类似手法。这不是一般书生可以做到的。他在原创核心完成后，在转移成电影电视游戏等衍生品的过程中，非常有经验。 

日文版金庸小说于日本发行，金庸出席签名会

金庸晚年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他以80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他的目的不是拿学位，而是向那里有学识的教授请教。在剑桥读书期间，金庸思考了一些问题，考虑过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他说，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他认为这条路线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 

他推测，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经过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埋伏于此，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 

他说，古代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近代，所谓真的历史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他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标题为《初唐皇位继承制度》，得了很高的分数。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被杀掉了。金庸认为，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推测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

他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古代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 

2010年金庸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已经86岁了。 

2010年金庸以86岁高龄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实际上，金庸不仅仅是位小说家，他更是著名的办报人，下一节我们将为您讲述查良镛是如何成为报业大亨的。

撰文：蒲实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45期文章改编：

《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蒲实

《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蒲实

《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艾江涛

《金庸访问记》，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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