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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巴金先生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山，他的文学作品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成长。1904年，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十几岁的他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民主、进步的观念开始在他的思想深处生根。

巴金成名很早。著名漫画家丁聪在90岁生日时回忆起巴金，笑呵呵地感慨：“巴金在抗战前就名气很大了，年轻人都读他的《家》《春》《秋》，个个热血沸腾，为自己为国家找出路。我那时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靠画一些救亡漫画养活自己，比大文学家巴金小11岁，我与他在30年代的上海搭不上话。”

就这样，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巴金的小说就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食粮，直到今天。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享年101岁。他漫长的一生大起大落，见证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命运与动荡的社会紧紧绑在一起。

电影《寒夜》剧照

那么，巴金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中成长的？他在青年时期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他可以在青年时期就写出颇有影响力的小说？他的写作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们首屈一指的精神偶像是胡适、陈独秀、鲁迅，其次是在文学上已负盛名的郭沫若们，尽管这些偶像们的信仰并非一致。要接近自己的偶像，并不容易。20年代初，巴金阅读了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告少年》，之后他激动无比，一心想求教据说是主持翻印《告少年》的新青年社创办人陈独秀。

据巴金1936年所写的《我的幼年》所记，他一天晚上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个谦卑的孩子的口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恳求在苦闷中给他指一条路，吩咐他应该如何去献身。而他始终没有等到陈独秀的回信。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考证认为，“当时巴金弄错了《告少年》的出版人也难说，因为1920年陈独秀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刚刚写了《谈政治》一文批评无政府主义，他支持下的《新青年》应该不会去翻印这本书”。

1927年，巴金前往法国留学。从1月15日到2月17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巴金都在一艘由德国兵船改装的法国邮船昂热号上，这艘船从上海出发向南行驶，经香港去东南亚。从湄公河畔的西贡到新加坡，进到印度洋。又从锡兰岛上的科伦坡到非洲索马里的吉布提，经过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最后到达法国的马赛港。这是当年众多抱着不同目的去法国的中国学生们所能选择的唯一一条道路。

在法国的大多数时间里，巴金都是在漫无目的地走着，上午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夜里在巴黎一座小旅馆里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并略有点抑郁地发着呆，怀念他在上海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全力以赴的那段岁月。

巴金自己的回忆文章《写作生活底回顾》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录充满着布尔乔亚式的小资和忧郁，他说，“每天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不过在当时，他到巴黎后不久便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上说“老家破产，无法再供应学费”。加上巴金的身体状况还不太好，出国的两年前他刚查出得了肺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是要命的。

1927年7月，巴金肺病加重，也因为手里的资金紧张，他从巴黎搬到了向东100公里的小城沙多，在那里他翻译了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写完了小说《灭亡》。

严格地说，《灭亡》是一名以“社会运动者”为角色的文人寻求出路的挣扎之作，除了受一起国际事件“萨凡受审案”影响，巴金之所以写作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证明给大哥及家人看。因为大哥在这一年间给他的信里越来越多地流露出伤感，说“他一个人撑着家，又不善经营，祖传的田大约已经卖光了，只是把钱放在外面收利息，入不敷出，希望弟弟学成归来，耀祖光宗”。巴金想以这本小说告诉大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多么伟大。

1928年10月，《灭亡》被叶圣陶发现，发表于《小说月报》。当时巴金还不知情，他正从沙多回巴黎再回马赛，打算按他到法国的路原路回国。因海员工人罢工，他在马赛滞留了12天，住在海滨的美景旅馆，整天阅读左拉的小说和看电影消磨时间。

巴金滞留马赛期间，国内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20世纪20年代，同样留法的邓小平早已从俄罗斯回国，和革命家李维汉一起从武汉来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事务，实际上就是从事秘密工作，掌握着属于中共中央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和地点的绝密资料。邓小平还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在武汉完了婚。

电影《秋》剧照

为什么要写作小说？巴金后来的回答是：“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去抒发我的感情。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就不苦闷了，也就不矛盾了，这样的话，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可能去参加革命了。”

对于这一点，陈思和总结道：“从巴金一生的情况看，他的才能始终表现在理论范围，对于处理实际生活中人事、经济的各种能力，可以说非其所长。”

巴金回国后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也正是如此：一方面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化，巴金和那些在政府里当差或者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老朋友纷纷宣称断绝交往，另一方面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这个曾经雄心勃勃、一如既往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又实在缺少活动阵营，想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又毫无经费来源。文学上初获声名的巴金反而陷入了到底做“文人还是社会活动者”的深刻矛盾之中。

巴金回国后一直为自己的“岗位”犯愁。他后来接手了一家在无政府范围内享有盛名的书店——自由书店。巴金以法国政治家马拉的名字，在自由书店编了一份《自由月刊》，但事实证明，他在社会运动方面实在无法伸展他的抱负，自由书店在1930年初就倒闭了。原因是因为巴金与书店经理乐夫的关系不好，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乐夫被怀疑拿钱用于轮盘赌博结果输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自由月刊》期间，巴金和当时著名的太阳社批评家钱杏发生了冲突。当时钱杏是“革命文学”的首创者之一，他搬来了日本评论家藏原惟人的理论，在文坛上横扫“五四”作家，使得无政府主义者们从自己的立场对“革命文学”加以批评。后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巴金长期与之保持距离，并偶有唇齿相讥，起因正在于此。

陈思和说，巴金自小就有一种“不完全，毋宁无”的脾气，但这种文人脾气放到实际事业的追求上，不能不碰壁，失败，以至弄得身心疲惫。这种困境后来在巴金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同样遇到。

所以，巴金在文学创作上渐渐步入佳境，也是他在政治上一筹莫展中徘徊的产物。回国后，巴金和朋友索非夫妇同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索非夫妇住楼上，他住在楼下，就在楼下客堂间工作。

“九一八”事变以后，索非一家迁到他任职的开明书店编译所附近的提篮桥去了，巴金就搬到二楼，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位朋友离开上海的时候送他的一张破旧小沙发。

《家》基本上就在这个屋子里写成的。1931年后约一年半的时间，巴金一直处于闭门写作状态，写了80多万字10本长短篇小说。《家》这部小说完成的时候，巴金的大哥李尧枚自杀了。李尧枚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柱，在留学法国时，他写信给李尧枚说，“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

大哥去世后，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每周送往当时连载小说的《时报》的稿子，足够10天之用。小说在连载5个月后，突然被停止刊发。原因是当时的编辑吴灵缘把兴趣转向了开店经商，他为了征集资金，让自己的夫人到西湖边上去开一家洋货店，还曾一度回家拍卖房子，把报纸编辑的事弃之不顾了。

再加上当时由于战争逐渐升级，东北义勇军抗战的信息增多，报纸刊登长篇小说的专栏位置被要求腾出篇幅，让给战地新闻。那个时候，一方面，巴金身处战区，要随时准备逃难；另一面，编辑部的新编辑也来信埋怨他写得太长，暗示再不收尾就腰斩了。

隔了几天，巴金写信给编辑说，自己手头还有几万字未刊出，希望报纸尽量登完，至于稿费，他不要了。最后，《时报》还是把这部小说登完了，也没有再给他稿费。然而在小说里，他始终没把大哥自杀的情节写进去。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巴金创作力旺盛之际，国内文化界主导的力量是左翼文艺运动。而巴金在那个时期和左联领导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他和当时的左翼作家冯雪峰也只是认识，没有什么往来。这主要是因为巴金长期以来不愿参加严密组织，也不太关心文艺界的分歧。但巴金还是有倾向的，他基本上站在鲁迅这一边。

巴金在京都街头访问

1935年秋天，巴金从日本回来，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另组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认为这个口号有缺点，另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且不加入文艺家协会。

这影响了一批文人，巴金就是其中之一。这批作家以为，自己虽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有表明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5月，巴金和作家黎烈文分别起草了一份宣言，巴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由他带着这两份草稿去征求病中的鲁迅的意见，最后在鲁迅家中合并成一份，鲁迅也在定稿的抄件上签了名。

巴金在租界里写完《春》，就离开上海去广州，准备在那儿筹办文生社广州分社，以及复刊战时周刊《烽火》，结果遇上了侵华日军对广州长达14个月的轰炸，空袭广州的日军飞机有上百批900多架次，轰炸密度仅次于陪都重庆。

巴金为躲避轰炸去香港暂住，那时新闻人萨空了在香港办《立报》，作家萧乾在那儿办港版《大公报》，来往方便。走的时候，巴金把衣物都寄放在萨空了那里，萨空了离开香港，又把衣物转放到萧乾那里。

1942年，巴金开始构思小说《寒夜》。那时，他的老友施居甫、王鲁彦都患肺病死去，他的表弟也在这一年病故。他想在这篇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一些痛苦不堪的小人物。这和他一直以来充满理想、反叛和拷问的作品迥然不同。陈思和说，在巴金内心，“‘脚踏实地’的同时，这个中年人身上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已经开始消退”。

巴金的翻译也从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英雄故事转向王尔德的童话和史托姆的爱情小说。他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比以前多了，1945年2月，他和老舍、茅盾等300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宣言》，还和郭沫若等出席一场几百人参加的抗协成立七周年纪念，这恐怕是他有生以来最抛头露面的事了。

1945年5月21日，巴金回到上海，开始把构想中的《寒夜》变成文字，那时，他的好友索非夫妇、黎烈文、马宗融、毛一波都陆续到台湾去了。在这部作品中，巴金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揭露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的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处境。他在《寒夜》的结尾里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45年，这20余年时间是巴金从青年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他逐渐正视自己的才华与缺陷，并写就了为人熟知的《家》《春》《秋》。此时的他41岁，虽已人到中年，但于他百年的一生相比，他的人生还有更多曲折在前方。下一讲，我们将为你讲述巴金的下半生。

撰文/薛芃

编辑/尤帆

注：本文内容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58期中发表的文章：

《“五四文人”巴金》，作者/朱文轶

《巴金—世纪文人的中国生存》，作者/吴琪

《巴金的<家>与家》，作者/李菁

《后半生巴金：挣扎于矛盾的“网”》，作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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