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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1岁的余光中离开中国大陆。作为“大江大海”的一代人，他当时又是怎样的心境呢？ 

那年春天，为了躲避内战，金陵大学外文系大二学生余光中，不得不转学到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跟随家庭辗转到香港避难。不同于之前还能在厦门大学插班就读，香港一年余光中是在无学可上的苦闷中度过的。 

这样的逃难经历对余光中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底，南京沦陷之前，余光中便跟随母亲逃回常州外婆家，随后一路迂回到上海法租界，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在1939年夏天经香港、越南，历经艰辛，才到重庆与父亲团聚。1962年，刚刚在台湾获得年度“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的余光中，应《自由青年》杂志之邀撰文自述写诗经过，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的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她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来基隆的海船。那是1950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当初的赴台更多是出于艺术考虑的某种抉择，只是，余光中没有想到1949年夏天于甲板上回望的那片大陆，从此犹在梦中，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而在梦的彼端，则是20多年在华山夏水中度过的日子与点滴记忆。写诗，用余光中日后的话来说，如同叫魂与祷告。 

但在20多岁离开大陆，而不是更年轻，对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2002年，74岁的诗翁余光中，在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的序言中写道：“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显然，这块被他称为“后土”的大陆，已为日后将成为诗人的他打下最初的积淀。 

余光中的父亲余超英，曾在国民政府侨委会任职，他自身具有相当好的古文水平，一有机会便为余光中阅读讲解《东莱博议》《古文观止》中的道德文章。1939年，余光中在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就读，曾做过小学校长的远房舅舅孙有孚也逃难到附近，并带来大量藏书，这些线装本古籍很自然地为他打开古典文学的大门。

2008年10月7日，余光中在夫人的陪同下回母校南京五中（原青年会中学）与校友们交流

初三之后，国文老师换了一位前清拔贡戴伯琼，在他的指点下，余光中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从而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而早在上海法租界时，余光中便有幸接触到英文，在中学他又遇到出身金陵大学的英文老师孙良骥，高一便崭露头角，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到出生地南京。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当时内战的硝烟已经蔓延至北方，在母亲的劝阻下，他最终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 

1951年，到台湾不久的余光中与父母合影

正是在金陵大学，余光中开始了最初的诗歌写作。 

刚读大学时，尽管班上已有几位同学在热烈地写着新诗，但余光中有点看不惯他们那种诗意淡漠的分行散文，他最初的兴趣还在五言七言古诗之中。后来接触到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诗集《凤凰》，还有新月派诗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又在一本批评文集《诗的艺术》中读到卞之琳和冯至的诗歌，再加上对英国浪漫诗人及美国诗人惠特曼诗作的原文阅读，余光中开始写作新诗。幸运的是，在厦门大学的短短数月内，他竟在当地报纸副刊接连发表了六七首诗作。 

这种幸运一度延续到渡海之后的台大时期。一次，同班同学蔡绍班擅自将余光中写作的一叠诗稿拿给梁实秋看，没想到余光中不久便收到梁实秋的一封鼓励有加的回信，梁实秋自此成为余光中在文学上最重要的引路人。1952年，即将毕业的余光中出版首部诗集《舟子的悲歌》，梁实秋不但为他写了序言，还亲自撰写书评称“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 

尽管处女诗集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轰动，但也足以使年轻诗人余光中声名鹊起。在上世纪50年代初气氛紧张、文化寥落的台湾，能够出诗集的人很少，某种程度上，也正因如此，比他年长十几岁、有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之称的覃子豪、钟鼎文后来才会亲自找上门来，拉他共组“蓝星诗社”。

共组“蓝星诗社”，让余光中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轰轰烈烈的现代诗潮流中，大放异彩的弄潮儿。 

台湾现代诗歌运动起源于《自立晚报》的《新诗周刊》。1951年11月5日，《自立晚报》总主笔钟鼎文创立《新诗周刊》，并与纪弦、葛贤宁、覃子豪、李莎等人轮流做主编，这为战后台湾新诗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表园地。之后，由于与同仁的诗歌观念不同，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之一的纪弦脱离《新诗周刊》，独自于1952年8月创刊《诗志》、1953年2月创办《现代诗》。 

不同于之后成立的蓝星诗社，现代诗社是“先有刊，后有社”，纪弦持续在刊物上主张“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提倡主知路线排斥抒情的诗歌，并很快拉了115个盟友加入，一时之间声势极为浩大。 

这显然让覃子豪、钟鼎文这些主张抒情传统的人感到紧张。于是，1954年3月，覃子豪、钟鼎文两位诗坛前辈专门跑到余光中位于台北厦门街的家中看他，表示想另组诗社与纪弦抗衡。 

不久之后，在一个初春的晚上，在诗人夏菁家中的餐桌上，蓝星诗社成立，诗社最初的成员包括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夏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1986年出版的蓝星诗人诗选《星空无限蓝》的序言中，被余光中总结为“诗是必然，诗社却是偶然”。 

余光中去世后，与他同岁的蓝星诗社后期成员向明，依然清楚记得诗社成立时的情形，他说：“因当时也是从大陆来台的诗人纪弦先生正成立现代派,要将在西方流行的现代派诗作横的移植到中国来，并且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导向，这对诗的认识有所本的蓝星诗人言，一直是以秉承诗以抒情传统为已任，承袭固有的抒情风格写诗，非常不以为然，是以蓝星的这时结社有点像是对纪弦现代派的一个反动。然蓝星诸君子对英美诗及法国象征诗亦各早有涉猎，认识其优劣取舍所在，故并不排除吸收西方诗所具有的现代营养，故后来亦有将蓝星以‘温和的现代主义’相称。” 

蓝星诗社后期重要诗人向明，曾任《蓝星诗刊》主编

在台湾学者刘正伟看来，台湾现代诗歌的三个“球根”，分别是从大陆跑到台湾来的新月派、现代派，以及在20年代至30年代日据时期，受日本影响而起的本土现代主义。蓝星诗社、现代社与创世纪社、笠诗社，便是在这三个“球根”上生长出来的产物。 

与其他诗社不同，蓝星诗社的组织异常宽松自由。这是一种沙龙式的同仁聚合。余光中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 

蓝星最初的阵地，是《蓝星诗周刊》。这还是由当时在粮食局任职的覃子豪在《公论报》副刊借来的一个约三批宽的版面。50年代初，台湾教育非常不普及，当时为了满足求知若渴的军中青年，中华文艺、军中文艺、中国文坛等函授学校应运而生。 

台湾学者刘正伟对那时的情形并不陌生，他说：“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电视，主要通过通信与杂志学习，老师把讲义寄给学生，学生再把作业寄给老师批改。距离近的一些熟悉的人一起到台北聚聚。这些学员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军中青年，当时主要有国文识字班、小说班、散文班、诗歌班这样四个班。” 

蓝星诗社前期的核心人物覃子豪便长期担任这些函授班的老师，向明、痖弦等人正是在覃子豪的班上被培养挖掘出的。因为办函授班，办杂志，为学员提供发表园地，帮助诗人出版诗集，蓝星诗社的影响力快速扩大。 

诗社成立后，大家经常在台北市万国戏院的咖啡室或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聚会谈诗。那种共同激励的诗歌氛围，在余光中的记忆中，天真可爱，也许幼稚但并不空虚，他一度觉得那就是一个小的盛唐。另一方面，梁实秋对台湾诗坛的肯定与嘉奖，也让余光中志得意满，他说：“梁实秋先生说目前台湾的新诗要比中国以往的新诗进步得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数十年内，中国将会涌现一群伟大的诗人，其盛况将可比美盛唐，其光辉将可照耀千古！让我们为他们开路！” 

不过，对余光中个人来说，在诗社成立的最初两年里，他深受新月派格律诗的影响，写下大量的“豆腐干体”。这里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向高空射枝箭，/飕飕落在云后边。/当时天阴风雨紧，/云深箭渺看不见”。

对余光中来说，更为现代的写作，要从1956年开始。这一年，余光中翻译完《梵·高传》，同时开始翻译美国诗人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同年，他还与表妹范我存结婚。在一种综合的灵感刺激下，余光中宣称自己开始创作现代诗。

另外的刺激，来自当时诗坛的论战，余光中回忆说：“先是联合报上有人写一连串批评的文章，我也是受攻击的目标之一。尽管其人骂得并不很对，却使我警惕了起来。然后是五六、五七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全盛期，许多优秀的新人陆续出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一个接一个认识了夏菁、吴望尧、黄用，以及他们周末在我厦门街的寓所谈诗的情形。我一面编‘蓝星周刊’与‘文学’‘文星’的诗，一面投入这现代化的主流，其结果是《钟乳石》中那些过渡时期的作品。不久我便出国了。” 

1958年，30岁的年轻教师余光中，前往美国艾奥瓦大学进修一年，他选修了现代艺术课程。1956至1960年，被研究者划分为“现代化时期”，余光中在这期间创作了诗集《钟乳石》和《万圣节》。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大概只能称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现代诗”，是富有现代精神的作品，而非狭义上合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代诗，与洛夫等人不同，余光中从未信服于某种主义或流派，始终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主知与抒情之间。 

余光中留美期间在艾奥瓦大学宿舍的照片

所谓改变，以他自己所举的例子便能看出端倪，由于在新大陆受到现代画趋于抽象的启示，他渐渐在写作中扬弃装饰性与模仿自然，追求一种高度简化后的朴素风格，比如这句诗“常想沿离心力的切线/跃除星球的死狱，向无穷蓝/作一个跳水之姿”，是抽象化的“无穷蓝”，而非“无边的蓝空”。

很快，台湾现代诗运动中的论战高峰到来。 

起初，对现代诗发起攻击的第一枪来自一向喜欢批评人的“大炮”苏雪林。她批评当时的台湾新诗，不过是象征派的余绪，是以艰涩掩盖空虚。这引起了余光中在内的许多诗人纷纷撰文保护现代诗。论战的结果虽然巩固了现代诗的力量，却也再次显露出现代诗内部的分化。 

1961年，余光中在《现代文学》第八期发表长诗《天狼星》，洛夫随后发表长文《天狼星论》，批评余光中从主题到意象，不符合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原则，注定要失败。在反批评文章中，余光中认为台湾多数现代诗已冲入晦涩与虚无的死巷，宣布自己要告别虚无。

告别洛夫等人主张的“激进现代主义”，余光中要去往哪儿？

这便是后来被研究者们所归纳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更多从对传统的认识与挖掘入手，余光中写出了从《莲的联想》到《白玉苦瓜》等一系列诗集。这种转折，与他后来1964至1966年、1969至1971年的两次赴美教学也有关，在异国他乡，萦绕心头的儿时记忆与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传统自然地浮现出来，汇聚成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余光中的诗歌真正在台湾风靡一时，正是在这一时期。尽管新古典主义诗歌令余光中风头无两，但他依然在追求着变化。1986年元旦，余光中在第八本诗集《敲打乐》的新版序言中写道：“不错，我曾经提倡过所谓新古典主义，以为是回归传统的一个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唯一的途径，更不能说我目前仍在追求这种诗风。”

事实上，1971年从美国回来后，受到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摇滚乐影响，余光中格外注重探索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随后在台湾兴起的民歌运动中，余光中的许多诗歌被改编成音乐，影响深远。

1974年，余光中的诗集《白玉苦瓜》问世，其中收录了《乡愁四韵》《乡愁》《民歌手》等诗歌。“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 给我一个回不去的家，一个远远的记忆叫从前……”这些浅显又忧伤的诗句深深触动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杨弦，他当时就有了为诗歌谱曲的冲动。

同样是在1974年，民歌运动的核心成员胡德夫在台北国际学舍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在那场演唱会上，杨弦的《乡愁四韵》也第一次登台亮相。“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的歌声一出，弥漫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人心中的乡愁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余光中当时就坐在台下。演唱会结束之后，杨弦与余光中有过简短的交流，他征得了余光中的同意，打算将更多的诗歌谱曲入歌。

1976年，杨弦（中）和同伴在电视台文艺节目演唱《回旋曲》

1975年6月6日，小雨，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一次性发表了《乡愁》《民歌手》《江湖上》《乡愁四韵》等8首改编自余光中诗歌的作品。演唱会当天，杨弦还邀请余光中上台，朗诵了他的代表作《乡愁四韵》。

没过多久，杨弦创作的这8首歌曲，完成了专辑录制。这便是后来被视作“台湾民歌运动”开端的《中国现代民歌集》。

伴随着“台湾民歌运动”，余光中的诗歌广为流传。这一“乡愁”述说的岛内版本，不久后，将在“诗与歌”的重奏中，在大陆掀起更大的热潮。

“乡愁”光环下的文学大家炙手可热，然而，在他温文尔雅的公众形象之外，是否有更为丰富的另一面？下一节，我们将为您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余光中究竟是什么样的。

撰文：艾江涛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69期文章改编

《余光中何以点燃一代华人？》，曾焱

《蒲公英的岁月：余光中与那一代乡愁》，王丹阳

《“乡愁”之前：“西潮”与“后土”之间》，艾江涛

《诗与歌，太平洋吹来的风》，宋诗婷

《笔底波澜：文学江湖背后的威权台湾》，刘怡

《余光中的香港时代》，傅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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