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迎

真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伪君子表里不一，行不践言。 

“表”指公开的、别人看得见的表现；“里”是内心的认知、想法、信仰，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难以观察到。“言”是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别人能听得到；“行”是行动、行为，别人可能观察到，也可能观察不到。

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讨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迫于社会压力，“伪君子 ”不仅倾向于遵从 “主流 ”，说自己内心不相信的话，做自己私下不认同的事，而且会充当 “执法者 ”（“思想警察 ”），监督和惩罚那些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真诚的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 “指鹿为马 ”，而且绝不宽容胆敢“指鹿为鹿 ”的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们自己是 “主流 ”的忠实捍卫者。

当然，生活中有伪君子，也有真君子。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不仅发现了 “伪君子 ”，也发现了 “真君子 ”，揭示了真君子与伪君子的不同。

在韦勒、库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实验中（Willer, Kuwabara and Macy, 2009），A和 B两杯酒完全相同，但二十七名实验参与者（占 52.9%）给 A的分数显著高于 B，因为 “A比 B好”是“主流 ”观点（尽管不正确），这种 “主流 ”观点在实验参与者给出自己的评价前就人所共知了。不过，还是有十三人（占 25.5%）给 A和 B打了相同的高分（正确但非主流）。甚至有十一人（占 21.6%）评价 B好于 A。这说明并非所有人都附和 “主流”，也有人会公开表达不同观点。

考虑到品味的主观性，即使同样的酒，由于个体的品味差异，或者品尝的先后顺序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由此就推断说，遵从 “主流 ”观点的二十七个人说的一定是假话，不遵从的二十四个人说的一定是真话。但接下来 “同行互评 ”提供的信息，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实如此。

在“同行互评 ”环节，那些不遵从 “主流 ”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即那些认为 “A和 B一样好 ”的实验参与人），无论自己对 “同行 ”（模拟参与人）的评分是否公开，对“离经叛道者 ”的评分都高于对 “主流 ”的评分，尽管公开场合比私下场合的差异略微小一些。但那些遵从 “主流 ”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则完全不同：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 “公开 ”时，他们给 “主流 ”观点的评分显著高于给 “离经叛道者 ”的评分；但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 “保密 ”时，他们给 “离经叛道者 ”的评分显著高于给 “主流”观点的评分，与信息公开时正好相反。显然，那些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受 “主流 ”观点影响的参与人，不仅自己在公开场合说真话，表里如一，而且不会贬低 “离经叛道者 ”；而那些追随 “主流 ”观点的人，不仅自己 “公开说假话，私下说真言 ”，表里不一，而且还会故意贬低 “离经叛道者 ”。在“论文评价 ”实验中，那些遵从 “主流 ”，因而给一篇 “胡编乱造 ”但号称是 “哈佛著名教授 ”的论文打高分的实验参与人，即便私下认同给出低分的 “特立独行者 ”的评价，公开场合还是故意贬低后者。而那些说真话的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敬重 “特立独行者 ”，甚至公开场合对其评价更高。

这说明，有些观点和社会规范之所以成为 “主流 ”，并不是大多数人相信它们是对的，而是因为 “尽管没有人相信它是对的，但每个人都（错误地）以为其他人相信它是对的，每个人在公开场合都说它是对的，并且每个人要求其他人说它是对的 ”。因此，“主流 ”可以是自我强化的（self-reinforced），多数人不认可的规范完全可以变成 “主流规范 ”。它们不仅能得到多数人的 “遵从 ”（compliance），而且能得到多数人的 “执行 ”（enforcing,即强迫他人遵从）。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说的 “群体幻觉 ”。

社会心理学家还用计算机模拟模型证明，“伪君子 ”在强迫人们遵从 “主流 ”规范上比 “真君子 ”（真信徒）表现得更为积极，思想警察实际上可能是骗子（imposter）（Centola, Willer and Macy, 2005）。这是因为，真君子 “遵从”是发自内心，他们坦坦荡荡，不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真诚，但伪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 “伪真诚 ”。比如，抗日战争结束后最起劲诬陷别人是“汉奸 ”的人，正是那些真正的汉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隐瞒自己的汉奸史。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现得最 “革命”。事实上，经验观察表明，“伪君子 ”经常会用力过猛，比如吹捧人时，说的话肉麻得连被吹捧对象也感到浑身不自在。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遵从 “主流 ”者就是 “伪君子 ”，不遵从 “主流 ”者就是 “真君子 ”。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相信 “主流 ”，他遵从 “主流 ”就是真君子；反之，如果一个人内心相信 “主流 ”，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假装 “特立独行 ”、反对 “主流 ”，他也是个伪君子。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至死反对量子力学，在社会理论上坚持 “为需要生产 ”、反对 “为利润生产 ”，但他是一个真君子，因为他说的就是他内心相信的。

像著名的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这样的人，也是真君子。尼莫拉早年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服役于德国舰队，屡立战功，获得铁十字勋章。“一战 ”后，他反对过魏玛共和国和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协议，成为希特勒的铁杆支持者和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将永世受到诅咒；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位新的 “民族领袖 ”承担历史大任，希特勒正是这样的 “民族领袖 ”。但希特勒上台后，出于对基督教的虔诚，尼莫拉反对纳粹党对教会的控制，参与组建了 “认信教会 ”（Confessing Church），与官方的 “帝国教会 ”相对抗。他还通过一系列公开演讲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点名道姓批评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终于为当局所不容，一九三七年被抓，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关进塞克森豪集中营，受尽羞辱和折磨，战争结束前差点被处死。

在集中营，尼莫拉见证了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开始反思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位狱友，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同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战 ”后，回忆起自己被捕和牢狱生涯时，尼莫拉为当初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写下了著名的反纳粹忏悔诗《起初他们》，其中最后一句是：“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也就是说，一个人持什么样的观点，本身不构成区分真君子和伪君

子的标准。人与人之间观点不同，见仁见智，正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因为事前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样的观点是对的。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的，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信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而一些原来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如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出于 “面子 ”，死不认错，那就是伪君子。

不过，因为通常情况下，违反 “主流 ”比遵从 “主流 ”需要承担更大的个人成本（这是 “社会压力 ”的基本含义），遵从 “主流 ”者中的伪君子比不遵从 “主流 ”者中的伪君子比例要大。比如，在天主教占主流的社会，天主教徒中的 “伪君子 ”比例一定高于基督新教信徒中 “伪君子 ”的比例；而在基督新教占主流的社会，情况正好相反。“左派 ”和“右派 ”中都有 “真君子 ”和“伪君子 ”，但在 “左派 ”占主流、正统地位的社会， “左派 ”中的 “伪君子 ”比“右派 ”中的 “伪君子 ”比例高得多。“伪君子 ”和“主流 ”是相互强化的：“主流 ”生产 “伪君子 ”，“伪君子 ”创造 “主流 ”。

我们可以给出如上表所示的基本分析框架。每个人都有 “私下 ”和 “公开 ”两方面。对一个观点或规范，人们私下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公开场合可能遵从也可能不遵从。这样，总共有四种可能的类型：A类型：私下相信，公开遵从；B类型：私下不相信，但公开遵从；C类型：私下相信，但公开不遵从；D类型：私下不相信，公开不遵从。A类型和 D类型是真君子，因为他们 “表里如一 ”；B类型和 C类型是伪君子，因为他们 “表里不一 ”。

一个人能否做到表里如一，第一依赖于他内在的信念有多强，第二取决于外部压力有多大。信念特别强的人，不大容易说假话，因为说假话导致认知失调，心理成本太高。宗教的殉道者和闹革命的牺牲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对他们来说，背叛信仰还不如死。比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这位亨利八世国王的首席大臣、大法官和《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当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分离、自任英格兰教会首脑时，他只要签字认可，就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背叛自己对天主教和上帝的信仰。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台后，纳粹党没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德国学术界，有犹太血统和公开批评纳粹党的教授被解聘，留任的教授们变得服服帖帖，甚至主动投怀送抱，数百人联名签署呼吁书，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但纳粹党对宗教界的征服却遭遇到顽强而持续的抵抗，围绕德意志基督徒理念统一国教、融合德国新教和纳粹种族主义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与天主教的斗争也只取得有限的成果，即便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有些甚至被监禁。“耶和华见证人 ”这个宗教团体始终拒绝向纳粹政权妥协，他们拒绝起誓效忠希特勒，不行纳粹礼，不参加政治集会，拒绝参加选举，拒绝应征入伍，导致其中九百五十名见证人死在集中营。其原因就在于，教士和神父比学者和专家有更强的理念，对

自己的信仰更虔诚，更少功利主义，政治压力对他们起的作用有限，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但对大部分学者而言，“学问 ”就是 “饭碗 ”，他们信奉的是“生存哲学 ”，很容易在外部压力下屈服。所以不难理解，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计划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时髦起来的时候，只有少数像米塞斯、哈耶克这些具有坚定信念的经济学家，才可能举起市场经济的理论大旗。

对信念不很强、缺乏自信的人来说，在面临社会压力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更可能随波逐流，以保持 “永远正确 ”。不读书、不愿思考、缺乏推理能力的人，通常不会有很强的信念，很容易被别人忽悠。这就是普通大众容易变成 “乌合之众 ”的原因。希特勒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宣传中的知识水平就必须越低 ……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知识不多，但忘性很大。”他还说，宣传必须激发激情，而不是理性，因为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性情和态度都过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静的说理对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远小于情绪和感情的作用 ”。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有很强理念的人一定对人类有好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由“真君子 ”的强理念导致的灾难比比皆是，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避免这种灾难的办法是减轻 “主流 ”观点对每个个体排他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比如西方近代实行的 “政教分离 ”和宗教的世俗化，使得做 “异教徒 ”的成本大大降低。宗教国家 “政教合一 ”，用暴力手段迫害异教徒，灾难就难以避免。

没有人可以完全无视社会压力，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不遵从 “主流 ”的人，通常会错失有利可图的机会，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自私的人，越可能表里不一。指鹿为马的人不是因为自己不知道那是鹿，而是因为说真话的代价太大。因此，现实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 70%的情况下 “表里如一 ”，就够得上是 “真君子 ”了。当然，如果 70%的情况下 “表里不一 ”，就只能归为 “伪君子 ”了。

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伪君子，也没有一个社会没有真君子。关键是各自的相对比例。这取决于体制和文化。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当伪君子，这个社会就容易走向灾难。

任何社会都有 “主流 ”。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对 “主流 ”规范和价值观念的遵从，是出于尊重而不是恐惧。改革就是减少人们对外部压力的心理恐惧和得失计算，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做真君子，而不是当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