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世骏。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是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欢迎和我一起走进20世纪十大思想家。

刚才我们介绍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概念和工具理性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这个是哈贝马斯把现代性批判上升为理性批判的关键。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他怎么进行这种基于理性批判的现代性批判。

把工具理性作为交往理性的内容之一，使得哈贝马斯通过把现代性批判上升为理性批判，而能够从以下方面进行其现代性批判。

第一，工具理性原则上只适用于人和物的关系；一旦把工具理性用于人和人的关系，就不是把人当做平等的伙伴来达成理解和协调行动，而是把人当做物来控制和操纵，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市场营销和行政管理中的许多做法。

第二，工具理性不仅表现在个体的行动当中，而且表现在组织或机构的行为当中，比如市场经济系统中的各种企业和官僚科层系统中的各个部门。现代性批判要批判某类个体行动，更要批判某类社会机制，所以必须引入像“生活世界”和“系统”这样的社会理论概念。

第三，“系统”包括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以货币为导控手段的市场系统，一个是以权力为导控手段的科层系统，它们是在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的情况下对人们行动进行协调的。这就与日常生活中通常的行动协调方式正好相反；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之间的协调是通过语言交往进行，是以主体间理解和共识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系统”从“生活世界”当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外部生存环境的压力，放弃只靠语言理解来协调人们行动，分化出依靠货币和权力来协调人们行动的社会领域。

第四，“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化本身是值得珍惜的社会进步成果。比方说，许多重要的经济决策和行政决策，如果要与相关人们沟通并且都得到他们同意以后来做，是来不及或做不了的。同样，现代企业相对于家族企业有优势，是因为把经济关系与家庭关系分开来了；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有优势，是因为把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分开来了。

第五，但实际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不仅出现了“分化”，而且出现了“分裂”和“越界”这两个极端。

所谓“分裂”，就是市场系统和科层系统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以后，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而迅速膨胀；专家文化与日常生活分离出来以后，自身又进一步分裂，造成专家文化越来越“隔行如隔山”，专家和百姓越来越“鸡同鸭讲”。所谓“越界”，主要是指解决外部环境问题的能力很大、内部积累的机制很强的市场子系统和科层子系统，越界跨入了生活世界领域，成为那里的主宰。

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贫困化”命题与前一现象有关；他提出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命题与后一现象有关。两种现象是有联系的：“生活世界贫困化”为“系统”向“生活世界”趁虚而入提供条件，使得文化、社区、学校和家庭等原则上只能依靠交往行动来运作和更新的领域，先是受市场经济的资本力量的支配，后来受科层制度的行政力量的支配——尽管后者是以抑制前者的名义出现的，但实际效果却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更糟糕的是很可能虎狼都没法赶走，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对日常生活联手支配。

第六，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作为理性化的现代化”的出路并不是放弃现代化，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一步现代化，其最关键的措施，是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联系纽带是法律，而法律既可能把系统的要求传达到生活世界去，造成前面所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可能把生活世界的要求传达到系统去，从而对系统运作进行价值引导。哈贝马斯认为比较健全的现代性模式，应该是系统与生活世界保持适当分离的情况下，由生活世界通过法律的中介，向系统输送只有在生活世界才能产生和更新的那些要求，也就是把只有借助于语言理解活动才可能形成和更新的意义、团结和认同，注入或引导系统——也就是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使这两个系统既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对生活世界的压力，又不至于因为主宰生活世界而成为韦伯所说的“铁的牢笼”，也就是失去意义失去自由的一种后果。

刚才我们是从理性批判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方面来进一步介绍哈贝马斯对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问题的看法。那么接下去，从理性批判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主体性的社会模式、主体性的理性概念的批判来进一步介绍哈贝马斯对于“理性主义何以可能”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说从主体间性思维代替主体性思维这样一个角度来继续介绍他如何通过理性批判进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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