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6.5 哈贝马斯 | 从理性批判到现代性批判

作者:童世骏

2020-08-03·阅读时长4分钟

19863人看过
从理性概念当中我们还能不能提出反对谋杀的决定性论据?

6.5 哈贝马斯 | 从理性批判到现代性批判

14.1MB
00:0010:15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世骏。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是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欢迎和我一起走进20世纪十大思想家。

刚才我们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来介绍哈贝马斯是如何基于理性批判来进行现代性批判的。

但是在社会理论或现代性研究中用交往理性观克服或扬弃工具理性观,是回答“理性主义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但不是唯一重要步骤。在哈贝马斯看来,把工具理性作为衡量工具的标准并没有错;但把工具理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认为只有对手段我们可以根据其实现目的的效率加以评判,而对目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评判好坏对错,这是错误的。早先也根据理性观念进行社会批判的霍克海默尔后来却觉得,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当中“理性”概念经历了“主观化”(理性从一个客观价值变成了一种主观偏好))和“形式化”(只有量化的和逻辑的东西才是有确定性的)这两种变化,其结果是理性再也无法被人们用来作为指导行动和评判价值的标准了。霍克海默尔在谈论别人时说过的一句话,哈贝马斯几十年后仍表示相当不满,那就是“从理性的概念当中引不出反对谋杀的决定性论据”。是啊,如果这句话能成立,那么,哪怕对奥斯维辛这样的极端罪恶,也只能从理性以外寻找谴责的依据了。


《走向合理的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1968)

有人说,那就从理性以外寻找谴责的依据吧,为什么偏要从理性那里寻找反对谋杀、反对做坏事的依据呢?人类历史上,以理性的名义做的坏事,类似于我国清代学者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的情况,还少吗?

但哈贝马斯觉得这个观点很危险,因为放弃理性,又回不了按海涅尼采的说法已经被理性“杀死”的上帝,更回不了按恩格斯的说法禁不起理性法庭审判的古老传统,那就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只能是谁嗓门大谁有理、谁力气大谁有理了。就哈贝马斯自己所在的批判理论传统而言,放弃理性就意味着整个批判理论失去了一个“规范性的基础”。“为批判理论寻找一个规范性基础”,是哈贝马斯在批判理论历史上做的核心工作。回答“理性主义何以可能?”,就是回答批判理论的这个规范性基础何以可能——哈贝马斯不仅要用一个全面的理性观念去克服一个片面的理性观念,而且要用一种经历了霍克海默尔所说的理性的“主观化”和“形式化”之后仍然能够站得住脚的理性观念,来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基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

哈贝马斯找到的这个后形上时代仍能立足的理性概念,就是前面说的“交往理性”概念,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商谈,一种是日常交往。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做些说明。

陈先生在客厅里对妻子张女士说,咱儿子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这甜点做得又好吃又好看,这次中考我们就鼓励他去考烹饪学校吧?如果张女士说,哎,这个想法好!这个交往活动就进行得很顺利。但如果她的回应是这样:啊,你在区里做教育局长,儿子却去读职业高中?这交往就出现了障碍,为克服这障碍,就可能从日常交往上升到专门商谈去。比如陈先生接着说,职业高中有什么不好!本周六局里请了一批职业教育专家来讨论高中阶段教育,你也去旁听吧!

通常情况下的交流,就像这对夫妇俩在家里客厅的谈话;如果谈话各方没有异议,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主要实现协调行动的作用——比方说,一起去鼓励他们的孩子去考职业高中;但如果谈话没有达成同意,就会暂时把协调行动的任务搁置起来,从客厅转向了会议室,转向对于发生异议的那个话题进行讨论。周六在区教育局研讨会的职业教育专家们,可以说是在进一步悬置直接行动协调任务的前提下,运用其专业知识,来专门讨论一些特定问题,如高中阶段教育中的职业教育问题的目的和功能、条件和途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等等。

论辩过程把日常交往活动中的交往理性方面凸显出来,因此哈贝马斯在提出其交往行动理论的时候,大量借鉴了斯蒂芬·图尔敏等学者的论辩理论研究成果。但交往理性的基础性和普遍性的更重要证据,则来自对日常语言交往本身的专业研究。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1922-2009),“图尔敏论证模型”提出者

我们在前面在用“张老师”和“小明妈妈”的对话来说明“交往理性”的时候已经提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哪种情况是理性交往,哪种是非理性交往,我们其实凭直觉都能做出一些区分。哈贝马斯要做的工作,是借助于一些他所谓的“重构性的科学”,对这些直觉进行反思、比较、分析和综合,让我们作为理智健全的成年人所拥有的能力,通过符号互动理论、“普通语用学”、生成语法理论、儿童道德意识发展理论等等,而得到自觉而明晰的把握。

经过这样论证的交往理性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可以使人类在被上帝“抛弃”以后,仍然能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找到规范和价值的特殊约束力的坚实基础,一种我们无法轻率放弃的“无条件者”。这样就回答了前面我们提到霍克海默提出的难题,从理性概念当中我们还能不能提出反对谋杀的决定性论据。

上面我们就通过对交往理性概念的介绍,它和工具理性概念的关系,和理性的主观化和形式化的过程的关系,来介绍了哈贝马斯是怎么通过理性批判来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所有这些讨论当中,有一个具体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应当”的问题能不能进行理性商谈,比如从理性的概念当中,能不能得出反对谋杀的决定性论据。说到底就是,谋杀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应当的,我们对这个问题能不能做一个理性的回答?下面一节我们就来讨论:“应当”问题能不能做理性的商谈。

转发海报,与思想家一起漫步

 

文章作者

童世骏

发表文章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109人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分析》总编

中读签约作者

收录专栏

和思想家一起漫步

20世纪留给我们的10种远见

1人订阅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下载中读APP

全部评论(129)

发评论

作者热门文章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