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尼是19世纪最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之一，也是和朋友在一起时的“段子手”，其人生几乎成为了“财务自由”的注脚。在今天，大师哼着那首《快给大忙人让路》，脸上带着标志性的诡异笑容，来到我的琴房接受了我的访谈。

Q：罗西尼大师您好！首先想请您聊聊您的学习经历，据说您曾经师从过好几位老师是吗？

R：我在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中所学到的，比我从作曲课上所学的要多得多。

Q：听说您那个时代的歌唱家是很难应付的，特别是那些“角儿”，经常会给作曲家出难题，是吗？

R：写那些炫技性咏叹调几乎变成了我的噩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满足那些独唱演员们敌对的要求。其中有些人竟然会去数乐谱的小节数，如果给别的男歌手或者女歌手写的咏叹调长一些，或者有额外的颤音，或者有更多的装饰音等等，他们就会拒绝演唱。

一个好的歌手，只需要对作曲家的意念做尽责的诠释，尽力地将它们做最有效果和最清楚的表达。换句话说，只有作曲者和歌词作者才算是创作者。

Q：德国作曲家、《魔弹射手》的作者韦伯曾经对您和您的音乐充满敌意，但是最后却在巴黎对您的拜访中冰释前嫌，您可以给我们讲讲那次会面吗？

R：这位可怜的人来看我，他认为他有向我吐露实话的必要，他那不流畅的法语更增加了他的窘态，他说他以前对我一些音乐的批评实在是太苛刻了。但我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别再去提那些了，我并没有看过你的评论，我又不懂德文，你的语言中少数几个我能拼读得出来的字眼就是Ich bin zufrieden（访谈者注：我非常高兴）。我以此为傲，在维也纳我不论在公私场合都会用到它……还有，在提到我的歌剧时，对一个与贵国那些伟大天才相比而显得那么渺小的我，你已给了我莫大的荣幸。请让我来拥抱你。假如我的友谊对你有任何价值，我会全心全意地把它奉献给你。”说完之后我就热烈地拥抱了他。

他处于一种可怜的状态：布满在他脸上的是憔悴和一阵恐怖的干咳——令人怜悯的模样。几天之后，他又回来请我写几封带往伦敦的介绍信。我因想到他在这种状态下要去做这样的一次旅程而惊骇，我企图劝阻他，告诉他那是一种自杀的举动，但仍然无效。他回答说，“我知道我会死在那边，但是我必须要去。我一定要去履行我签过的合约，去演出《奥伯龙》，我是非去不可的。”

Q：事实上后来韦伯先生真的是在那里去世了……

Q：还有一次著名的会晤，就是功成名就的您在维也纳对贝多芬的拜访，请给我们讲讲那个神奇的时刻吧！

R：人们所熟悉的贝多芬画像都能给予我们关于他的相貌的清楚概念，但却没有一幅画像能真正表现出他五官中那难以形容的愁苦。在他的浓眉之下的双眼好像是从地洞的深处发着光亮，眼睛虽小但很锐利，他的声音温和而有所保留。

当我们进屋时，他起初不加理会，仍继续修改他的乐稿。然后突然间抬起头来，用相当好的意大利语说：“啊，你就是那位写《塞维利亚理发师》的罗西尼。我恭贺你，那是一出极优秀的喜歌剧，我已经读过它了，也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一日，它就会被演出。除了喜歌剧以外不要去尝试写别的东西，任何在其他风格上得到成功的企图都将会破坏你的本质。”

“但是，”带我去的卡尔帕尼插嘴说，“罗西尼已经写了很多正歌剧，像《坦克雷迪》《奥赛罗》《摩西》。我前不久曾把乐谱送来给你看的。”

“是的，我都看过了，”贝多芬回答说，“但是，相信我，正歌剧对意大利人不合适。你没有足够的音乐知识来理解真正的戏剧，而你又怎能在意大利获得它呢？没人能在喜歌剧上影响你们意大利人，它的风格最适合你们的语言和你们的性情。请看看奇马罗萨，他的歌剧中的滑稽部分比其他部分要好得多呢！对佩尔戈莱西来说也是一样。你们意大利人对他的宗教音乐非常推崇，我承认在《圣母悼歌》中有许多情感在内，但在形式上，它缺少变化，而且效果也单调。现在的《女仆作夫人》……！”

然后我就向他表示，我对他的天才有无比的钦佩，并对他让我有机会和他对谈深表感谢。他叹着气回答说：“O un infelice!（访谈者注：哦，多么不快活的我！）”

那次他最后说的是：“要记住，要多给我们像‘理发师’一样的作品。”

Q：我听说您最景仰的音乐家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R：假如贝多芬是人间的奇才，那么巴赫则是上帝的奇迹。

Q：那么莫扎特呢？司汤达曾经称您为“意大利的莫扎特”呢。

R：莫扎特是音乐的天使啊！我每周会欣赏贝多芬两次，海顿四次，而莫扎特则是每天。贝多芬是一个庞然大物，常会在肋骨上给予一记强有力的重击，但莫扎特总是那么可爱。他很幸运地在还年轻和他还知道该如何去唱歌的时候去了意大利。

德国人永远是最伟大的和声家，而意大利人则是最伟大的旋律家。但是自从北方诞生了一位莫扎特之后，我们这些南方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地盘里被打垮了。因为这个人超越两国之上，集合了意大利旋律的魅力和德国和声的深奥于一身。所以，如果这种音乐不再被认为是绝对优美和崇高的话，那我们这些过时的人可以衷心地祝福即将来临的死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天国和它的作者一起欣赏他了。

Q：记载说您曾和瓦格纳有过关于创作理念的交流，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他的关怀，您对他的音乐观念怎么看呢？

R：他所说的，等于是旋律的葬礼演说了。瓦格纳先生是有一些美好的瞬间，但在一小时中总有几刻钟是坏的。

Q：后来你曾被邀请去英国，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R：是的，我在伦敦赚了很多钱，但并不是以作曲家的身份赚的，而是做陪客赚来的。老实说，我在意大利时从来不会因为陪人亮相而接受金钱，那是违反我的天性的。但是在伦敦，这是一种习俗，我只好像别人一样去遵从……此外，那儿的音乐家除了赚钱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我就见过一些这种例子。有一次是我去参加一个音乐晚会，发现一位享誉全国的法国号手和一位著名的低音提琴手也在那里。我当然以为他们是来表演独奏的，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要做的事就是陪伴我登台。我问他们说：“你们准备好分谱了吗？”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即兴演奏！”然而他们的报酬却非常高。像这种临时性在乐器上的尝试对我来说似乎颇为危险，我对那个低音提琴手使眼色示意他应该表演一两下拨奏，而那个法国号手则在最后的华彩乐段吹了几个音符。于是整个演出圆满地过去，没一点麻烦，而观众们都十分地满意。

Q：那时英国整体的音乐状态怎么样？

R：我在那见到一位二流的长笛手竟然以教授钢琴和歌唱谋生，而且收入相当好；还有一位很成功的大师却是个音乐文盲，他在教一首歌曲之前，得先向他的伴奏请教那些音符！

Q：您最传奇的经历可以说就是您在正值盛年之时，却停止了歌剧创作。个中原因有多种传闻，我特别想知道您本人对此的说法。

R：音乐是一项完全基于感情和意念的艺术，是逃避不了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影响的。而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感情和意念，都跟抢夺、障碍有关联。我的人生哲学使我在1822年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事业，1829年放弃了在法国的事业。这种远见并非人人都能具有，而上帝将这种远见赐给了我，从那时起我一直都感怀在心。

请相信我，是情感上的脆弱，而不是虚荣心，使我不得不放弃金钱和名誉，否则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快就把我的里拉琴高挂在墙上。音乐需要新的意念，而我所有的只是懒散和浮躁。

我写歌剧的时候，是那些美的曲子来找我。而一旦我察觉，到了我要去寻找它们的时候，我很清楚，以我这个懒散之人的能力，只有放弃这个途径，停止写作了。

另外，我在短短20年间已经写了将近40出歌剧，应该有权利感到疲倦。而且，那时已经没有歌手能够诠释我的音乐了。

Q：不管怎么说，对很多人来说，生命中没有工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R：那是他们热爱勤劳，我却一直都热爱闲散。

Q：可是您曾经写了40部歌剧，完全不像是一直热爱闲散呀。

R：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们终归要进入一个由粗麻绳来取代纤细的脑神经的境界。我们不谈这个了。

Q：好的大师。

Q：那么大师，您对您退休之后的意大利歌剧发展感到满意吗？

R：后来已经不是谁唱得最好的问题了，而是谁喊叫得最大声。

访谈结束后，我想起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话：

“一个只有才华的艺术家，会受到野心的驱策，把他的才华使用到最后一刻，并且使他永远感觉不到曾经接近完美的境地。而一位天才，就会在意识上觉得他已经创作出了最好的作品，感到满足，并对那小器的野心和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他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回到家乡，或者像焦阿基诺•罗西尼那样，带着微笑的面孔和讥讽的言辞在意大利街道上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