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汗演奏卡曼恰

文/李鹏程

如果说当今世界政坛存在若隐若现的两大阵营，那么中国和伊朗两国无疑是站在一边的。可是，我们对这个友国了解多少呢？还有很多中国人误以为伊朗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伊朗人最不愿听到的误解。说着波斯语的他们，无比自豪祖先早在公元前就拥有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波斯帝国。

19世纪后，这里沦为英国和沙俄博弈的半殖民地。1921年，英国作曲家凯特尔贝（Albert Ketèlbey，1875-1959）出版了管弦乐《波斯市场》（In a Persian Market），开头的三音动机凸显异域风情，但全曲其余部分几乎再听不到波斯音乐元素。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那样，这一系列冠以中东地名的世界名曲背后，仅仅是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和想象。中国年轻人都会唱《波斯市场》的主题旋律，除了小学音乐课本的功劳，还有S.H.E将之直接引用在歌曲《波斯猫》里。

同样在1921年，礼萨•汗发动政变，四年后建立巴列维王朝。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在向西方列强靠拢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富得流油，年轻人喜欢欧美音乐。1978年，伊朗群众游行示威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和亲英美行为，次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这个国家此后成为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中心，民族荣耀的代价是以宗教禁忌之名进行的压制迫害。年轻人原本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参与革命，没想到新的政教合一制度变本加厉40余年至今。在1998年之前，伊朗国内严禁西方流行音乐，“寻根”浪潮唤醒全民对波斯传统文化的热爱，波斯传统音乐获得再生；另一方面，也迫使许多音乐家到国外发展，客观上促使如今伊朗音乐人遍布国际乐坛。

其中之一，就是凯汉•卡霍尔（Kayhan Kalhor，1963- ）。

这个库尔德人生于德黑兰，父亲是农业机械师，母亲教会了他许多传统歌曲。7岁那年，小凯汉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大师演奏卡曼恰（Kamancheh）的录像，立马找来这件乐器自学。当时的伊朗人普遍崇尚欧美音乐，卡曼恰演奏家已经屈指可数。于是，年仅13岁的他就在伊朗国家广播电台管弦乐队担任乐手。与此同时，凯汉在德黑兰音乐学院随传统音乐大师学习拉迪夫（Radif），这是包含数百段旋律的波斯经典曲库。他还旅居伊朗克尔曼沙汗省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学习最原汁原味的传统音乐。自古以来，民乐的教学方式是口传心授，他在教下一代学生时不会照本宣科，也像上一辈那样强调在原有旋律风格基础上的即兴能力。相比之下，中国民乐百年来的教学越来越重视谱面的“准确性”，一大负面结果就是即兴本事彻底丢失。

“许多波斯乐器是其他乐器的祖先，其中许多传到了中国、日本、欧洲和北非。”凯汗自豪地说。确实，如扬琴、琵琶、唢呐等民乐器都是古时候从波斯传入中原，而如今新疆各地院团和民俗活动中大量演奏的艾捷克，正是14世纪前后传入西域的卡曼恰。这件波斯古典音乐中唯一的拉弦乐器，有“伊斯兰世界的诗人之琴”之称，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地区广泛运用。上面的长颈一般采用杏树或苦橙树，下面的圆形共鸣箱由葫芦壳或木头加工而成，面上蒙羔羊皮或鱼皮。从两根羊肠衣弦，到三根蚕丝弦，再到近代的四根钢丝弦，数百年演进折射出人类工艺文化的发展史。定弦音高与小提琴一样（从低到高G-D-A-E），琴弓一直像提琴那样置于外部。然而，垂直置于膝上或地上的演奏姿势更靠近胡琴，不同的是，其共鸣箱下方有一个支柱，供琴身左右旋转、琴弓游走于各弦之上。因此，英文称这件乐器为“带钉的民间小提琴”（spiked fiddle）。

1978年革命后，为了免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侵蚀，伊朗教育部宣布关闭大学，许多乐器也被禁止并损毁。尚未成年的凯汗背着一个书包和卡曼恰徒步走出伊朗，流浪至土耳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打工。此时，身处异乡的凯汗尚无法依靠演奏波斯音乐立足。然而，要不是被迫出走，他又怎能汇入彼岸的河流呢？历尽艰辛后，他抵达意大利罗马学习欧洲古典音乐，后来从加拿大的卡尔顿大学获得音乐学位。

1991年，他在加拿大和几位伊朗年轻音乐家成立了名为达斯坦（Dastan）的波斯乐团，在名声鹊起之际离开。凯汗渴望尝试与不同国家音乐交融的可能性，他说：“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要和不同血统的人们站到一起，他们从我这儿‘偷一点儿’，我从他们那儿‘偷一点儿’，我们就可以发展出前所未有的新语言。”凯汗是要将他者的一部分“偷”为自己的，而非仅仅是临时“借”一下别人的东西，后者比前者简单：“有些制作人随便把四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伙拉到一个录音棚里变成大杂烩，这不是我的菜。重要的并非仅仅进入陌生的音乐，而在于是否能发展出一种新的语言。走出舒适区，对我裨益良多。”

凯汗找到了真正的知音。1996年，他和印度音乐家舒贾特•可汗（Shujaat Khan，1960- ）、萨迪普•达斯（Sandeep Das，1971- ）成立了加扎勒（Ghazal）组合。舒贾特•可汗是西塔尔琴（Sitar）演奏大师，也是一位歌者，他的琴声奇幻多变、出奇制胜，歌声却朴实如诉、浅吟低唱。萨迪普•达斯是当今最知名的塔布拉鼓手，早在15岁时便和拉维•香卡同台演奏，后来和凯汗一道成为丝路乐团的核心成员。组合名称“加扎勒”来自一种千年之久的情诗体裁，从西亚的波斯到南亚的印度，有数百位诗人留下了著名诗词，遍布在大量印度歌曲和电影中。

他们连续发行了三张“丝绸之路”主题专辑：《丝路上遗失的歌》（Lost Songs Of The Silk Road，1997）、《当夜幕降临在丝路》（As Night Falls on the Silk Road，1998）、《月亮在丝路上空升起》（Moon Rise Over the Silk Road，2000）。卡曼恰和西塔尔这两件乐器从未如此自然地贴合过，一个沧桑，一个魔幻，被封存千年的爱被一丝丝唤醒。凯汗可以跟随一个拉格（Raga）旋律即兴出无限多花样，这几张专辑中最短的乐曲“Pari Mahal”也有8分钟。他说：“我们演奏的不是波斯音乐，也不是印度音乐，这是前所未有的，听众可以听到内在的音乐价值。”2003年，他们在ECM发行了现场录音《雨》（The Rain），获得第46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唱片奖项提名。

几乎每个演奏大师都会将自己定位为独奏家，凯汗也非常在乎独奏家的身份，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繁星若尘》（Scattering Stars Like Dust，1998）展现了波斯古典调式达斯特加（Dastgah）的璀璨星空，并将拨奏、双音等提琴演奏技巧引入卡曼恰。近50分钟的CD里只有三首漫长的曲目：1.引子；2.即兴；3.与通巴鼓（Tombak）的二重奏。为了让外人听出门道，他请在美国教学的伊朗音乐人类学博士撰写了长达15页的英文唱片说明。

可是，他懂得很多时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为了让西方听众亲耳听见故乡的一流声音，他在2000年组建了乐团“波斯音乐的大师们”（Masters of Persian Music）。在凯汗心里，波斯的文化内涵远不限于一个国别之内。“当我们说波斯时，我们并不局限于今天伊朗这个国家界限。”这个小团体汇集了伊朗当代最著名的演奏家、歌唱家和作曲家，十余年间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城市巡演，两张专辑获得第46届和第48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唱片奖项提名。

不过，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人在复兴传统波斯音乐了，不缺他一个。再走远一些，才能做出不同以往的音乐。从2000年起，凯汗开始与几个一流的美国乐团合作。

这一年，从未停止跨界的克罗诺斯四重奏（Kronos Quartet）出版了唱片《大篷车》（Caravan，2000），其中一首《千马奔腾》（Gallop of a Thousand Horses）就是凯汗的作品，之后一演再演，还被日本人改为二胡合奏版本。四处流浪的库尔德人是游牧民族，凯汗从小养马骑马，他的妻子在家乡经营马场。常年旅居美国的凯汗，每天与挚爱的妻子视频聊天，妻子的头像就是一匹马，那是他心灵的归宿。

同样在2000年，凯汗在坦格伍德音乐节遇见了刚刚上路的丝路乐团。

马友友和凯汗相见恨晚，两人迅速吸收彼此乐器的拉奏法。这二十年间乐团人来人往，凯汗代表的波斯支流却从未间断。有次演出前，马友友指着自己的大提琴和凯汗的卡曼恰，对听众说：“我们曾经是双胞胎，出生后天各一方。但通过DNA分析发现，我们的基因几乎相同。”

坦格伍德的邂逅，促使凯汗当年写出了一部代表作：《宛若内沙布尔的绿松石之夜》（Blue As The Turquoise Night of Neyshabur）。早在中古世纪，内沙布尔就是连接中国和西亚的重要驿站，如今，凯汗的这首乐曲让全世界再次听见这个盛产绿松石的伊朗城市。作为丝路乐团第一张专辑《丝路之旅：当陌生人相遇》（Silk Road Journeys: When Strangers Meet，2002）中最长的乐曲（15分33秒），从最初寂静的散板，逐渐加速至迷醉的急板，层层生长的结构张力可以被清晰感知。秘方就是一支古老的波斯旋律掺入探戈节奏，你的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随着音乐舞动，微醺且不上头。两个世界的乐器被混编在一起：东方的卡曼恰引领塔布拉鼓、桑图尔（Santur），西方的大提琴引领弦乐组。

弦乐组的四个小伙子在2004年专门去伊朗学习即兴演奏和波斯音乐，回到纽约后组成了布鲁克林骑士四重奏（Brooklyn Rider）。最初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城市》（Silent City，2008）里，凯汗谱写了两首乐曲，并演奏卡曼恰和塞塔尔（setar）。同名曲在前一年收录于丝路乐团的专辑里，卡曼恰在此脱胎换骨，简约主义的音型代替了传统旋律，与几把提琴交织出足足半小时长的迷幻梦境。这是凯汗写给古城哈拉卜贾（Halabja）的悼歌，1988年这个位于两伊边境的库尔德自治区遭受生化武器的袭击，数千人在沉默中死去。

我尤其喜爱这张专辑，风格统一的四首乐曲（快-慢-快-快）像套曲的四个乐章，堪称深度跨界的典范杰作。第一首乐曲《上升的鸟儿》（Ascending Bird）基于伊朗的民间旋律，表现飞向太阳的凤凰涅槃重生的神话传说，由伊朗桑图尔演奏家赛马克•阿盖伊（Siamak Aghaei，1973- ）和小提琴手科林•雅各布森（Colin Jacobsen，1978- ）重新编曲。提琴恣意多变的滑奏俨然化身为阿曼恰，多调式纵向轮奏重叠出民间音乐“似准不准”的美妙偏离感，再加上扬琴的祖先桑图尔以更富打击乐的颗粒音型点缀其间，反倒比“土味儿”十足的弦乐四重奏洋气多了。

“我强烈主张我们这一代波斯音乐家必须发展出自己的音乐语汇，为了让传统健康成长，你必须持续让它呼吸新鲜空气。添加一些非同凡响的音乐是我们的责任。”此时，凯汗不仅通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还与澳大利亚弦乐器制作师彼得•毕芬（Peter Biffin）合作改进了这件古老乐器，并称之为卡曼恰之王（Shah Kaman）。不同于传统卡曼恰和艾捷克只有4根弦，加大版卡曼恰有5根演奏弦和藏在指板后面的7根共鸣弦，琴身高出两倍多，音色更深沉并具有穿透力。

在专辑《我不会独自伫立》（I Will Not Stand Alone，2012）中，卡曼恰之王的苍凉音色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件共同即兴游离于微分音之间的，是同样很少见的低音桑图尔，由伊朗演奏家阿里•巴林-法尔德（Ali Bahrami-Fard，1981- ）担任。“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阶段，黑暗和暴力接管了一切。我选择和人民在一起，并为他们演奏音乐。”2011年2月，德黑兰十余万示威者聚集在自由广场，政府镇压中出现平民伤亡。尽管革命再次失败，凯汗还是从中看到了希望，随即在德黑兰录制完成CD。专辑封面上，他和手中的卡曼恰之王亦真亦幻。

舞台上的凯汗几乎从没有笑脸，他在演奏时是和神在对话，也是寄托对逝去亲友的哀思。“导弹击中了我们家，我失去了父母和兄弟。”虽然流亡岁月饱受政治事件之苦，他还是相信音乐可以弥合歧见：“我试图保持社会意识而非政治意识。我们必须让政治家们看到我们艺术家们看到的东西。”几年前，凯汗一度无法在伊朗演出。近两年，由于美伊关系恶化导致他的妻子无法再到美国团聚，他终于搬回家乡生活，那里已经有百万个热爱波斯音乐的听众。

2017年，卡曼恰制作和演奏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凯汗功不可没。正如皮亚佐拉之于班多钮，拉维•香卡之于西塔尔琴，凯汗通过四十年的流亡演奏和创作，使一件乐器走出了传统的圈子。

2018年，凯汗在上海接受了第二届斯特恩小提琴比赛“人文精神奖”。大卫•斯特恩说：“尽管曾经历爆炸、战争、政治冲突，他始终相信音乐会为他和像他一样信仰音乐的人筑就通向美好的生活的道路。”

在最新专辑《秋日依旧》（It's Still Autumn，2019）中，凯汗又闯入了爵士乐的世界，听起来毫无违和感。在波斯音乐的千年回声中，只有他的琴声可以走出沉重的过往，兼具当代都市气息和古典贵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