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晞容

大概CD迷们都不会否认，说明书是一门与之相伴相生的艺术。它从黑胶唱片那里沿袭了别致的正方形封面，又融合了音乐会节目册的丰富内涵。或许世上并不乏我这样既爱乐、也爱字的人，喜欢说明书不下于、甚至有时胜过了CD本身。

CD，Compact Disc，激光唱片。直径120mm。人的手掌，女性平均171*73mm²，男性188*83mm²。拿在手里刚刚好——不，不是指CD，没人需要把CD捧在手上；是指说明书。

一

单是说明书的封面，只不经意地一瞥，你的心就会被它牢牢抓住。渐渐地，乐迷间也就流传开来一系列官方、半官方和自发的爱称：DG大黄标、大禾花，RCA红印，EMI小天使，HMV、JVC等多家厂牌使用过的留声机小狗nipper，诸如此类。到这一步，品牌意识的植入算是成功了。当乐迷检阅自家书架上那一排排按照自己的编码系统码得齐齐整整的CD时，那心满意足的滋味，就像看到后院里亲手栽种的花迎着微风绽放。

而它们的确提供了太多令人驻足流连的理由。借着封面照片，轻易就能熟识音乐家们个性鲜明的面孔，乃至各种小小癖好——从古尔德的小木凳到霍洛维茨的领结——抑或见证其间的艺术情谊、浪漫往事。又因为音乐从来不是独立生发的，而是与其时代、文化紧密相连，除了人像之外，CD封面还往往选用与其曲目适配的图像装点门面，经典绘画和风土景致皆是常见的素材。如果认真追索，大约能把中世纪-文艺复兴以降的艺术史概览个七七八八。像是以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哀悼基督》来呼应佩尔戈莱西《圣母悼歌》，用苏巴朗《上帝的羔羊》来呼应巴赫《马太受难曲》，那都是再自然不过了。对于相同或类似的主题，不仅乐曲之间可互相争竞，CD封面同样在上演着“同题pk”的好戏。

一些系列性的设计也很有意思。譬如Archiv的画廊（Galleria）系列，纯黑的底色衬着稀世珍宝，彰显古雅、高贵的品质：《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灿金杯碟，拉莫羽管键琴的精绣手套，《b小调弥撒曲》的缀满珠玉的十字……即便你未曾听碟，也必多次过眼。又如DG发行的卡尔•伯姆指挥莫扎特歌剧系列，均以当时的场景设计为主图，画面轻快活泼。而Decca的极致（Ultimate）系列，仿效安迪•沃霍尔的手法，全部采用波普风格四联画，亦成就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至于“金色卡拉扬”、切利比达克指挥布鲁克纳的“枯山水”、富特文格勒指挥勃拉姆斯的“大树根”、霍洛维茨的领结等等，更是从刚入门到发烧友都津津乐道的名盘（顺带一提：某位乐迷在日本旅行时按照切利唱片的封面“打卡”，真是浪漫而令人艳羡）。

当然，相较于“拿来主义”，我更为偏爱专门而大胆的创意，尤其是将CD封面设计推向独立审美高度的厂牌ECM，似乎总能抓住某种瞬间体验和内在神髓。说来好笑，有时竟会因为封面太美而产生购入唱片的冲动，哪怕对曲目无特别兴趣。好在后来ECM直接出版了一本专述其视觉语言的画册《风•落•之•光》，200多大洋收入囊中，以一两张唱片的价格了断了这份痴念。除此之外，当今一些热衷于求新的厂牌在封面设计上也分外亮眼，赫尔维格在Phi发行的唱片就是一例：白得那样简素，一段枝、一根草又舞得那样充满生机，颇应和了“一花一世界”的悟境。

二

初涉古典乐之时，正好赶上各类下载工具最繁荣的时期。如今回看，这些分享途径在版权保护上颇具争议性，不过客观上也确实对打破知识壁垒、促进知识传播起到过某种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数字音频还深刻地改变或塑造了人们的接受习惯，且为流媒体、现场等其他聆听方式的兴起撑开了一些空隙。赧然而论，我亦是这一切的受益者。伴随而来的是CD的逐渐式微，连昔日的头部厂牌也加入了“自降身份”的行列，将优美的单张、小双张塞进越来越廉价的套装里打包出售，说明书常常只剩罗列着基本曲目信息、聊胜于无的薄薄几页，实在令人扼腕。

所以在很长的年月里，除去封面，我并未真正留意过说明书。毕竟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扫描件决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体验，更有很多时候根本找不到完整的说明书。反正对于音乐，只要真心喜爱，便是懵懂无知，也自然会被它牵引着听下去，不求甚解并不是丢脸的事。若有一探究竟的意愿，相关的书籍又可以满足需求。谁还非得通过说明书来了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不成？

直到遇见hyperion出品的皇皇40卷《舒伯特艺术歌曲全集》（最初为37卷，后增加3卷舒伯特友人及同时代人作品）。在唱片说明书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舒伯特的所有艺术歌曲，由理查德•威格莫尔（Richard Wigmore）将原文英译，钢琴家格雷厄姆•约翰逊（Graham Johnson）撰写解读。就舒伯特的作品来说，该版未必是我的首选；但整整450页的说明书是何等的瑰宝。此时我方才对“说明书”这一载体肃然起敬。

一旦意识到这点，新世界的大门洞然而开。光是德英双语方面，就还有理查德•斯特罗克斯（Richard Strokes）完成了大量古典-浪漫时期剧本和歌词的翻译，包括海顿、勃拉姆斯、施特劳斯等人的作品，译笔洗练传神；同时他也涉足巴赫康塔塔，加德纳爵士在SDG的康塔塔全集就选用了他的译本。另外埃米莉•艾泽斯特（Emily Ezust）、艾瑞克•萨姆斯（Eric Sams）等名字也迅速变得眼熟。这些资料有的结集出版了，但很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容易找到。想想也是，没有谁比购买唱片的人更需要它们，也没有谁比需要它们的人更渴望聆听唱片。说明书是它们上佳的归宿。

再回过头去看：是否必须通过说明书来了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呢？不必，但非常值得。若说聆听是最重要的事，那么听一张CD时，说明书无疑是走入“所听为何”之内核的最简单直接的辅助。一本理想的说明书给出的信息是深入浅出、恰到好处的，既不太简也不太繁，既不缺斤少两，也不游离枝蔓。作曲家、作品、指挥家、独奏家、演出团体、作品和演绎的时代背景，所有都将紧紧围绕着此时此刻呈现在耳际的这段声音文献。在一个个“所听为何”的助益下，我们慢慢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经验世界。

近年来，不止唱片业，连音乐自身也在遭逢着众多的困惑，说是危机也不为过。更具体些说，比如演出业，以及任何形式、手段的音乐诠释。虽说表演是自古便有的行当，但从19世纪以来，在现代乐团和指挥体系、现代舞台艺术的加持下，音乐演出才盛放出了最引人瞩目的光华。尤其是20世纪，更与录音技术深度联结，催生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音乐家和演绎，似乎这门技艺已发展到极致。到了今天，想超越前人谈何容易，更何况古典乐还面临着博物馆化的强大倾向力，不断从当下鲜活的公众生活和艺术表达中析出。正如哈农库特所言，“音乐与生活的联结，以及将（不分类型的所有）音乐视为一体的观念，都丢失了”。

一定程度上，古乐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应运而生，至今风头尚健。所谓古乐、本真，本质上非但不是复古，反而以新颖且决绝的姿态，试图切近现代、当下与未来。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于往日那些魅力非凡、王者气质的指挥大师，这批热衷早期音乐的音乐家更接近于学者——应该说，就是顶尖的音乐乃至文化学者。他们不仅指挥，并且写作。这种写作也绝不单单是乐谱研习和经验汇集的结果，亦包含了他们音乐实践的促因。哥特之声（Gothic Voices）的克里斯托弗•佩吉（Christopher Page）、塔利斯学者合唱团（The Tallis Scholars）的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lips）、布拉班特合唱团（The Brabant Ensemble）的斯蒂芬•赖斯（Stephen Rice）、致力于挖掘莫扎特原始版本的伊安•佩吉（Ian Page），当然还有哈农库特和加德纳爵士，都是左手执棒、右手执笔的学者型指挥家。

和谐花园古乐团的专辑《理智的死亡》

拉莫羽管键琴专辑

如果说对于是否依赖说明书来理解“贝九”，更多还只是个人的取向；那么对于当今的许多演绎，尤其是早期音乐录音，失去阐释后固然仍可凭直觉体悟欣赏，却不免会损失某些重要元素，因为除却演绎者这里之外，恐怕听者很难获悉“所听为何”以及“为何所听”。而演绎者（或密切相关的研究者）的自白首先便委身于唱片说明书中。风水轮转，说明书又成为了绝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可或缺，且越来越厚，越来越有料、俏皮、可爱，俨然是一本本地道的书。比如萨瓦尔《歌与舞：秘鲁混血裔的节日》（Bailar Cantando: Fiesta Mestiza en el Peru）的说明书，足有200多页，从《特鲁希略抄本》（Codex Trujill）到殖民地时期的秘鲁史一应剖析。乔瓦尼•安东尼尼（Giovanni Antonini）指挥和谐花园古乐团（Il Giardino Armonico）的专辑《理智的死亡》（La morte della ragione）与其说是唱片，倒像是附送了唱片的画册，以短文、引语和精选的图画勾勒出15-17世纪的音乐和思想图景。

最近在网上翻找碟片，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在prestoclassical、chandos等销售平台购买音频时可同时选购电子版唱片说明书；而hyperion更是大方得极了，唱片页面上给出了说明书的大部分内容，包括歌词文本（hyperion自家的唱片多为原文和英译，代售的个别厂牌比如Gimell甚至高达五种语言对照），还提供pdf格式的说明书给有意者自行下载。好些之前在apple music上囫囵听过的唱片，这下终于面目清晰起来。

由是感慨唱片说明书的伟大，并按捺不住敲成文字，与诸君絮叨了这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