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贤凤、郝一帆

刘震云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其此前出版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一脉相承，继续将写作的焦点聚焦于社会底层，延续了借普通人物揭开官场中权、钱、色的交易黑幕这一写作模式。但是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着重刻画了一个同社会热点紧密相关的主角 ——“吃瓜群众 ”。纵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他的作品紧扣社会现象，用幽默、戏谑的笔端将个人的政治思考融入文学作品之中，通过文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吃瓜儿女”的象征性 

“吃瓜 ”一词源于网络语言，与其相关的网络语还有 “吃瓜群众 ”“不明真相 ”等，意为对事件本身真实性并无兴趣、仅仅以该热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静坐吃瓜 ”的看客。“看客 ”形象在鲁迅的文中早有塑造，鲁迅在其《野草·复仇》篇中是这样刻画 “看客 ”的：“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在鲁迅的笔下，“看客 ”们从远处聚集于一地，他们身份各异、有老有少，但这不影响他们一同津津有味地“看煞 ”争斗者，他们渴求鲜血。“看客 ”猎奇、好事的心理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民族心理的体现，它作为一种不可泯灭的民族基因延续至今，直至刘震云笔下的 “吃瓜群众 ”的出场。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其《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一书中提出：“除了我们的即刻意识 —它是完全个人性的，以及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的经验性精神（尽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而接受），还存在着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非是单独发展而来的，而是遗传而得的。”刘震云笔下的 “吃瓜儿女 ”正是同鲁迅笔下的 “看客 ”一脉相承。“吃瓜儿女 ”们身上同样镌刻着猎奇心理，但科技发展，看客们不必再由四面八方上街聚集，大可在空调房里啃着西瓜、顺着网线对公众人物进行 “公开处刑 ”。此外，“吃瓜群众 ”比起 “看客 ”更多了一分话语参与度，鲁迅笔下的看客更多的享受来自鲜血对感官的刺激和共鸣，但是 “吃瓜儿女 ”们却致力于通过自己的话语 “制裁”不公之事与人。如小说中的公安局局长杨开拓只是由于紧张，所以在事故现场无意识地被吓得傻笑，但是他的笑被群众拍了下来放到网上之后就变了意味，“傻笑 ”变成了意味深长的、隔岸观火的 “开心的笑 ”，由此更有网友借辱骂杨开拓，延及社会和政府。

但是 “吃瓜儿女 ”了解的只是真相的一小部分，与其说他们是在伸张正义，不若称之为一种情绪宣泄，见到貌似社会不公之事，吃瓜群众便怒发冲冠，开腔国骂。这种情节设定无疑是刘震云有意为之的对 “吃瓜群众 ”的戏谑，无关真相，娱乐至死。

二、“小人物”的大作用

刘震云偏好塑造 “小人物 ”的形象，这种 “小人物 ”形象带有强烈的社会浓缩性，是一个阶层的代表。如《我叫刘跃进》中的工地厨师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农村妇女李雪莲，以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工人牛小丽等人，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市井小人物。但正是这些小人物的遭遇揭开了一个市井生活之外的 “大世界 ”，《我叫刘跃进》描写了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阶级的苦难，同时又通过这个底层人物来牵出上层社会的权钱交易；农妇李雪莲为了洗刷自己“潘金莲 ”的污名，用十年多的时间申诉，同样也是由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引发出了官场的种种潜规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刻画的小人物则同之前的作品略有不同，作者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小人物的描写，除了刻画牛小丽、宋彩霞等下层工人，刘震云的笔端却更多地指向了书中隐含的主角 —“吃瓜群众 ”，即网民。

小说中 “不雅视频 ”曝光的 “功臣 ”正是网民们，同时在新闻和跟帖被网络屏蔽之后，网民觉得再一次被 “愚弄 ”，又转往朋友圈沸腾起来。“吃瓜群众 ”这一次不仅仅揭开了官场黑幕的一角，也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参与，“也就是说，在政治公共领域中，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评判就形成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通过一定制度就会成为交往权力，但交往权力本身并不对行政的运作做出决策，而只是对行政权力本身起着引导作用 ”（《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季乃礼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179页）。由“吃瓜群众 ”席卷而来的舆论并不能在政治上直接判决之，却已在道德标准上制裁之，但是 “吃瓜群众 ”的谈论的理性与否值得讨论。 

“在公共领域中，完全是以观念、意见为中心的，这里的观念和意见也必须经过一个讨论的过程，通过论证来说服他人。”（同上， 169页）《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网民的讨论显然不需要严密的论辩、说服他人的过程，更多的却是在自由、多样化地阐发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情感，通过戏谑、演绎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才智、蹭热度。讨论缺乏理性，或嘲讽、或怒骂，在未知真相之前，通过舆论对话题人物进行精神伤害，是一种暴力式、非理性的讨论。同时公众关注的热点变化极快，亦不可控。小说中潜逃国外的商人赵平凡企图借助外媒精心策划一场政治演讲，谁料由于网络监管及时，以及当天一娱乐圈花边新闻的出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赵平凡这泡等于白冒了，这幽默等于白幽默了 ”。公众舆论的着眼点并不只在于政治领域，而是随着社会热点不断快速转移。　　

三、“说话”艺术的政治体现

刘震云在其小说中极尽描摹其 “说话 ”艺术，“现代之后，交谈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说话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这些普通人是中国最边缘或底层的群体，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他们是 ‘属下 ’，在斯皮瓦克的意义上他们是 ‘贱民 ’，他们是 

‘沉默的大多数 ’，是没有话语权力的阶层。”（孟繁华：《“说话 ”是生活的政治》，载《文艺争鸣》二○○九年八期）刘震云笔下描写的主题就是这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话语，中国古代著书的传统为 “三不朽 ”—立功、立德、立言 —的政治抱负，这些 “贱民 ”的话语则被排除在历史叙述之外。刘震云的作品多侧重于体现底层人民的话语，甚至在小说写作中也摈弃景物描写等手法，而是大段使用对话的形式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这种写作特点在其小说中多有体现。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为了寻找养女出走延津，牛爱国为寻妻也远走延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概括故事内容则是：“我就说有两个杀人犯，一个想找到另外一个，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算说一句知心的话。”由此可见，刘震云围绕着 “说话 ”来进行百年追问，这里的说话一方面是言语层次上的交流，另一方面则是对小人物的精神交流、精神需要的追问，小人物无处可以言说的焦虑感、孤独感在刘震云的笔下被放大。庞丽娜与牛爱国夫妻关系恶化，正是因为听见牛爱国的 “好话 ”，庞丽娜就恶心；相反，牛爱国不愿意同庞丽娜离婚的原因正是怕丧失和庞丽娜说话的机会。人们对 “话语”的需求如此之甚，以至于在《吃瓜时代的女儿们》中迫使牛小丽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家乡讨债的因素就是为了讨个说法，“话语 ”支撑着刘震云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远走，去寻觅心灵的回响。

小说《手机》则是借助科技发展下的新产物 —“手机 ”来刻画人们心灵的孤独感。手机的主要功能是通讯，可以使得在天南地北的人 “一线牵 ”，同时它的私人性质，产生了许多私人的秘密，有许多不可公开的 “话语 ”。小说主角严守一正是由于这些不可公开的“话”而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严守一在现实生活中同妻子失去了共同话题，“有时也绞尽脑汁想找些话题，全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事。而且是干聊，像机器一样，缺润滑油，转着转着就不动了。最后索性就不说 ”。在《手机》中，人的焦虑、孤独之感则更为突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四处奔走也无法找到共鸣，不得不借助通讯工具 —手机，由手机展开的新世界却似乎仍旧未解决失语的问题，相反，人们在手机里展现的心理世界同现实生活中自我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使得自己的现实生活深受影响。

到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说话 ”的媒介则变成了网络，言说的个人则由孤独的个人转变为群体 —“吃瓜群众 ”。网络使得众多孤独的个体共聚在一个公共领域之中，但是在此场域中众人隐匿身份，言说变成了狂欢，从而话语失范，具有非理性、暴力的特征。吊诡的是，正是这种隐匿性，让人们得到了 “话语自由 ”。博尔赫兹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写道：“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小说中 “吃瓜群众 ”众多话语正是处于 “你我都存在 ”的这一时间点上，又如巴赫金提出的 “复调”一般，众生喧哗。这些看似处于各自平行时空的话语却在刘震云笔下有着潜在的联系，荒诞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因果 ”：杨开拓于事故现场被偷拍，照片上传到网上后成为 “微笑哥 ”，事后在民意下接受调查，从而揭起了上层领导李安邦身上的案子；事件进一步发酵，牛小丽同李安邦的情色视频在网上被公开，李安邦落马；结尾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外出旅游身陷情色诱饵下的钓鱼执法，这场戏的 “诱饵 ”却正是落马省长李安邦的妻子康淑萍。可谓无巧不成书。作者在第三章用 “你认识所有人 ”作为标题强调了话语之间的联系。同时第三章只有一句话：“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之中发生的事没有明说，只单单用这一句开放性的话语来引人联想，为之后众人的结局做铺垫。

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手机》再至《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话语的载体实现了由言语到手机再到互联网的迭代更新，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展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同时也使得人们更倾向于躲避在虚拟世界之中，导致现实中言语退化。社会现象是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媒介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观点，这一点在刘震云的笔下得到了印证，由口头言语到手机短信再至网络语言身上深深展现了媒体的演进，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媒介的转变，其中的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媒介的转变下，刘震云所描写的社会热点也有所转变，但都紧扣现实，抓住了时代转向下的话语缺失和精神焦虑的主题。

四、文学与政治的相互观照

文学创作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同时在文学作品中隐含着作家对社会热点的思考。刘震云不仅仅将目光停滞在现象表面，而是透过现象追寻事物的本质，尤其擅长用幽默、反讽的语言针砭时弊。如在刻画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新官上任和家人外出旅游的情景时，作者在描写马忠诚一家在旅游景点的选择方向的时候，对国内现下人工开发的旅游景点进行了嘲讽：“‘自由海神 ’是南方 ××省去年新开发的一个景点，学着美国 ‘自由女神 ’的模样，也在海边竖起一尊妇女塑像，手里举个火把；由于是新开发的景点，对游客有好多优惠措施，倒也成了旅游景点。”指出了现在国内各大旅游景点的弊端，旅游景点设置一味求 “新”求“快”，然而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

在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中也沁润着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具有很强的荒诞性。如《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其中的人物身份各异、居住分散各地，但是故事中每个人之间却都有着隐隐的联系。同时刘震云的人物形象塑造又脱离了传统的 “宏大叙事 ”，更关注在 “钢筋水泥丛林 ”中每个人的 “情绪 ”和“心灵状态 ”，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 “小人物 ”，带着那么一股 “匪气 ”：“如果生在宋朝，我早上梁山了，反抗你们这些贪官。”“这人有跨国企业，能让资本家出钱，就不花咱自个儿的钱，这也叫杀富济贫。”第一句话是省长李安邦的儿子李栋梁和他吵架斗嘴的气话，李栋梁人并不如其名，在小说中作者对人物的命名多具反讽意味，儿子不过是借 “逼上梁山 ”的典故叛逆了一把；第二句话是李安邦同属下开的玩笑话，意为借 “资本家 ”的东风以满足私欲，《水浒传》中众英雄劫富济贫、反抗压迫的原始意味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消遣的、戏谑的话语游戏。

刘震云这种 “反英雄 ”的创作倾向正是生成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这就是与波德莱尔的观点相关的关于现代的含义，如福科所说，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需要的是一种现在的反讽英雄化过程；现代人乃是持续不断地努力创作他自己的人 ”（高建平、丁国旗：《西方文论经典》第六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二○一四年版，81页）。无论是李栋梁还是李安邦，作者都是借《水浒传》的典故来反讽。这个时代正是一个 “英雄已死 ”的时代，人们只注意自身的话语权和表达的权利。影响刘震云小说创作的政治因素更多的因子还来自后现代的语境下的社会政治，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更强调社会政治，“社会政治的含义比党派政治要宽泛得多，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在凡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存焉 ”（陶东风：《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再思考》，载《文艺研究》一九九九年四期）。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强调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人与人话语之间的权力支配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构建整个故事，同时在小说中，这些人又被分成了不同的阶层：以牛小丽、宋彩霞等人为代表的小市民阶层，以赵平凡等人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以李安邦、朱玉臣等人为代表的官僚阶层。权力等级与其间的支配关系却并非有序，他们纷纷通过互联网发声抑或是 “被发声 ”，从而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导致 “权力 ”关系的重新洗牌，这种关系并不取决于个体的 “发声”，而是取决于更广阔的群众之间的话语倾向，是社会政治的反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公众人物的 “生死 ”是由 “吃瓜群众 ”掌握的。

文学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刘震云的创作更多地强调了人与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文学的书写于有意无意间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倾向，又是对政治生活的评判和观照。正如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扉页中的那句话：“如有巧合，别当巧合。”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