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萌

前言：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国家。“二战”后，该国涌现出多位在世界乐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指挥大师尼姆•雅尔维（Neeme Järvi）和作曲家阿沃•帕特（Arvo Pärt）。他俩年龄相仿，都在苏维埃体系中成长起来并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1980年移居海外后赢得了世界声誉。在20世纪的爱沙尼亚音乐家中，还有另外一批不太为人知晓的群体，他们在“二战”前后主动或被动离开了故土，侨居在海外，如本文要介绍的小提琴奏家艾薇•里瓦克（Evi Liivak）和作曲家爱德华•图宾（Eduard Tubin）。虽然生活和音乐事业都受到了无法挽回的影响，但他们都在异国他乡坚持着音乐理想，重新建立起音乐家的身份。铁幕阻挡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但那个回不去的家和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同胞，却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

本文是“名琴‘李宾斯基’300年”系列故事中的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讲述了两位流亡海外的爱沙尼亚音乐家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讲述爱沙尼亚人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说两句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在历经八个世纪的外族统治之后，爱沙尼亚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不到20年的短暂独立（雅尔维、帕特以及里瓦克都生于这一时期，图宾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指挥和作曲两方面的巨大成就）。“二战”中，爱沙尼亚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战后，该国又经历了长达45年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时期，直到苏联解体。

艾薇•里瓦克和爱德华•图宾在“二战”的炮火中幸运地活下来，并躲过了苏军的暴行。他们是众多流亡海外的爱沙尼亚侨民中的杰出代表，在变幻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了音乐理想，并在新环境中开创了新事业。

小提琴演奏家艾薇•里瓦克

1. 声名鹊起的音乐神童和颠沛流离的战时岁月

里瓦克生于1924年，自幼显示出神童的全部特质。她6岁就举办了独奏音乐会，9岁进入塔林音乐学院，11岁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12岁又演奏了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13岁入选国家队，去布鲁塞尔参加了首届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比赛（冠军是29岁的奥伊斯特拉赫）。

1939年，15岁的里瓦克以优异的成绩从塔林音乐学院毕业，并获得了一份赴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深造的政府奖学金。可惜“二战”爆发，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里瓦克在匈牙利没呆多久就回到了爱沙尼亚。她的父亲由于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杀害，她也受到了严密监视。里瓦克始终拒绝为德国军官演奏，因此生活变得十分窘迫。更糟心的是，她不得不去柏林办理返回布达佩斯的签证。可是，柏林的爱沙尼亚外交官都被赶走了，她手中的钞票也变成了一堆废纸——里瓦克只好滞留在德国了。她索性转学到柏林州立音乐学院，师从M. Strub教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硕士学位。

战争期间，里瓦克没有公开演出的机会，只能为柏林的爱沙尼亚流亡者举办地下音乐会。有一天晚上，秘密演出被盟军的空袭打断，听众们便举着蜡烛躲进防空洞，坚持听她拉完了最后一个音。让人没想到的是，里瓦克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公寓被炸毁了——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她却变成了一位无家可归、无国可依、一无所有（除了手上的琴）的难民。几经辗转，她被疏散到靠近捷克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并幸运地与Strub教授异地重逢——里瓦克又跟随他学习了六个月。1944年底，苏联红军将前线向西推到德国境内。里瓦克只好收拾行装，一路向西躲避战火，最终在纽伦堡附近安顿下来，并迅速恢复了公开演出（终于！）。

1945年5月，纳粹投降。里瓦克因为没有护照只能留在德国演出。她在满是残垣断壁的德国城市为渴望音乐慰藉的苦难民众献上了高水准的音乐会。在慕尼黑的一场演出正值隆冬时节，被炸弹损毁的音乐厅已无法供暖。观众、乐队成员和指挥都穿着厚厚的棉袄，里瓦克坚持只穿一件露肩长裙登台。为了不让手指冻僵，她把双手缩在手笼里保暖，需要她演奏了才拿出来。德国评论家称赞她“给冰封的慕尼黑带来了热浪”。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她还会去难民营和盟军部队的驻地慰问演出，用自己的方式尽一份力。

“二战”结束后不久，里瓦克遇到了未来的丈夫，美国钢琴家安舒茨（Richard Anschuetz）。他当时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为美军做翻译。1946年，两人在纽伦堡的音乐会上首次亮相，之后便经常搭档演出。审判结束后，安舒茨带着里瓦克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结婚。她在巴黎音乐学院跟随J. Boucherit学习了三年——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不少乐评家都想当然地从里瓦克的演奏中听出了法国味，甚至将她归入了法比学派——这多少有点儿牵强了。常驻巴黎期间，里瓦克像一只出笼的小鸟，短短几年时间就去瑞典、荷兰、意大利和法国多地举办了很多场巡演。

2. 移居美国后安稳的后半生

1952年，里瓦克随安舒茨回到了美国。1954年1月，里瓦克在纽约市政厅完成了她在美国的首秀，曲目包括勃拉姆斯的《A大调奏鸣曲》、维塔利的《恰空》、让•利维耶的协奏曲，以及拉威尔、巴托克和爱沙尼亚作曲家艾勒（Heino Eller，图宾和帕特都是他的学生）的作品。《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演出（当然还有这位崭露头角的演奏家），称赞她的演奏富于表现力，音色非常优美，温文尔雅、细腻且精致……不像是俄罗斯学派的风格（闪耀、浓烈、紧绷、能量慢慢），倒有些法国味。

1962年，里瓦克在一位提琴商那里发现了一把名叫“李宾斯基”的斯特拉迪瓦里琴。她的婆婆花19000美元为她买了下来。这把琴陪伴里瓦克30多年，去过五大洲35个国家，直到她90年代退休。

经历过颠沛流离和失去自由的苦难，里瓦克特别珍惜后半生的安稳生活。她就像一株久旱逢甘霖的沙漠植物，异常努力地练习和演出，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此外，他还特别热衷于推广爱沙尼亚作曲家（包括图宾）的音乐，并积极参加爱沙尼亚海外侨民事务。

90年代初，里瓦克终于回到了阔别半个世纪的故土。可惜，被铁幕封锁了40多年的同胞早已不再认识这位曾经的音乐神童了。

指挥家、作曲家爱德华•图宾

1. 在爱沙尼亚的辉煌岁月

爱德华•图宾生于1905年，比里瓦克年长19岁。他21岁考入塔图高等音乐学院，跟随艾勒学习作曲。1930年毕业后，图宾留在了塔图，担任了瓦内梅因（Vanemuine）剧院管弦乐团和当地男子合唱团协会的指挥。

图宾在塔图的十几年时间异常勤奋。他不但指挥了很多交响与合唱作品，还指导了超过40部新歌剧、轻歌剧和芭蕾舞的上演，并多次率团巡演。剧院与合唱团到了夏天都会放假，这刚好是图宾闭门谱曲的绝佳时机，短短几年就积累了两部交响曲、芭蕾舞剧《小妖怪》（爱沙尼亚首部芭蕾舞剧），大量艺术歌曲，小提琴和钢琴小品，以及室内乐作品。

1940年6月，斯大林派出10万人的军队占领了爱沙尼亚，并建立了傀儡政府。8月1日，爱沙尼亚经过“公民投票”并入苏联，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

在苏联占领的前几个月里，图宾的音乐事业并未受到影响，甚至还挺顺利。不过，“蜜月期”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被入侵的德国纳粹军队和撤退时丑态毕露的苏联军队打断了（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人被苏军枪杀或驱逐）。

图宾与家人经历了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占领，仍天真地寄希望于战争快点儿结束。但持续高压的政治环境、严重束缚创造力的审查制度、朝不保夕的凶险环境、以及缺衣少食的窘迫生活，终于让他放弃了幻想。1944年9月，德军从爱沙尼亚撤退，图宾赶紧带着家人坐船逃往瑞典。他们前脚走，苏联红军后脚就到了。苏军对“二战”中“不听话”的爱沙尼亚（一些爱沙尼亚人将德国军队视为解放者，爆发过联德抗苏的战争）实施了严厉的惩罚，轰炸了多座重要城市，并以通敌的罪名处决或流放了数万人（包括很多音乐家）。大量乐谱和书籍被烧毁，图宾的很多乐份谱手稿也在轰炸中被毁。

2. 异国他乡重头再来

刚到瑞典，图宾面临着语言不通、无亲无故、没有收入的窘境。好在瑞典人为他提供了一份在皇家剧院图书馆的工作，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南郊找到了一处公寓，并开始学习瑞典语，新生活有条不紊地开启了。

图宾在皇家剧院图书馆中发掘出很多被遗忘在故纸堆里的音乐杰作。他一边整理、修复老旧乐谱并为之配器，一边抽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他在瑞典的最初几年相当高产，代表作《b小调第五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图宾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将近30年，直到1972年退休。此外，他还兼职为斯德哥尔摩歌剧院及音乐会协会抄写乐谱并配器。

生活走上正轨以后，图宾的努力方向变成了重新确立音乐家的身份、获得社会认可这种更高层次的追求。毕竟他在离开爱沙尼亚之前已经是一位广受赞誉且影响力巨大的指挥家和作曲家，在音乐家团体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这与神童里瓦克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她还没来得及在爱沙尼亚建功立业，更多的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

3. 回不去的故土

斯大林时期，图宾的音乐在苏联被禁，赫鲁晓夫上台3年后禁令才解除。爱沙尼亚傀儡政府想邀请他回家乡看看，苏联驻瑞典大使馆每年都派人去游说——真实意图当然是劝图宾回国定居，以此证明制度的优越性。

在爱沙尼亚文化官员的屡次劝说下，图宾花了一整年时间，用幸存下来的钢琴谱和残缺不全的分谱（总谱毁于苏军轰炸）复原了他的第一部芭蕾舞剧《小妖怪》。1961年，该剧在塔图被重新搬上舞台，史无前例地连演53场，图宾也借机回了趟爱沙尼亚。他的自由思想和全新的作曲理念都给封锁在铁幕之中的后生们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这也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爱沙尼亚剧院向图宾委约了两部歌剧，其中第二部《雷吉的牧师》（1971）因为主角被人戴了绿帽子而没能过审，拖了17年（脱离苏联后）才得以上演。

图宾对傀儡政府失望透顶，根本不想回去定居。官方的热情骤降，他的音乐再次被禁，直至十几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

4. 在瑞典得不到真正的认同，同胞和故乡才是精神上的寄托

图宾加入了瑞典籍，并在斯德哥尔摩去世。他的后半生和三分之二的创作生涯都在瑞典度过，去世前还入选了瑞典皇家音乐学会，但始终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认可。他在给曾经的音乐学院作曲班的同学罗茨（Olav Roots，和图宾乘同一条船逃出了爱沙尼亚，在南美洲哥伦比亚担任乐团指挥，与里瓦克的关系也很密切）的信中坦言：“我可以称自己是瑞典作曲家。我与瑞典人保持着特别友好的关系，生活也很舒心，但还是没人承认我是真正的瑞典人。这里的电台不太愿意播放我的作品，我从国外获得的版税也总是比从瑞典获得的更多。”

从音乐中往往可以听出作曲家创作时的状态和心境，可是图宾的情况好像正好相反。他在爱沙尼亚创作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抒情、亲切的浪漫主义风格（如《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西贝柳斯式的寂寥和宏大（如《第四交响曲》）——尽管它们诞生于德军入侵、激烈的巷战和苏军实施暴行的艰难岁月。当图宾在瑞典过上岁月静好、衣食无忧的生活，音乐风格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作品听起来都有些刺耳，音乐语言变得直接了当、干净利落，音符更加密集，节奏更加强烈，气氛也更加紧张，有时甚至会咄咄逼人。也许他需要用诗情画意的音乐在危难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当外界归于平静，他渐渐放松下来，这才有时间去思考和反省，能够表达出过往的一些事件在他情感上所留下的印记。

对于瑞典时期的图宾来说，真正的精神家园依然是那个回不去的故乡——他脑海中存储的大量爱沙尼亚民歌旋律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民间的神话传说也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而海外侨民常常带给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图宾出国访问的机会很多，每到一地，他都会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老同学以及儿时的伙伴，还会去参加当地侨民组织的活动（他和里瓦克在美国就见过好几面）。而散落天涯的同胞也的确给予图宾极大的支持与帮助：里瓦克和老同学罗茨不遗余力地向世人推广他的作品；里瓦克帮助他找到了多份毁于苏军轰炸的手稿副本；雅尔维用了十几年时间率哥德堡交响乐团录制了图宾的交响乐和交响作品全集（瑞典BIS唱片）……

尾声

虽然里瓦克和图宾都很珍视爱沙尼亚人的身份，但却又都把自己变成了世界公民，把美妙的音乐献给了全人类——这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但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无常。

战争和政治迫害让大批爱沙尼亚人流亡海外，悬垂了近半个世纪的铁幕把他们与故土分隔在两个世界。好在大多数人是清醒的：文化和文艺领域的官方审美都是一时的，只有真诚美好的东西才能永恒——不管是在铁幕的哪一边。

早在70年代，在塔林任教职的钢琴家Vardo Rumessen不顾官方的禁令，开始系统研究图宾的钢琴作品。1981年，他勇敢地去斯德哥尔摩举办了图宾钢琴音乐的专场（图宾亲临现场），获得巨大成功，并因此被政府封杀了六年（禁演、禁止出国）。1988年，他更加勇敢地在瑞典BIS唱片公司录制了图宾单钢琴作品全集，好在政府没有再找他麻烦——因为苏联快垮了。

爱沙尼亚独立后，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二战”后流亡海外的同胞留下的文化遗产。在图宾的家乡，人们为他建起纪念馆；在他创造过辉煌的瓦内梅因剧院门前设置了可互动的声光纪念装置；2000年，国际图宾协会成立，并开始出版图宾的音乐作品集。1998年，一部由爱沙尼亚导演制作、旨在纪念里瓦克的记录片《爱之诗》（Armastuse Poeem）公开发行；2017年3月，图宾的儿子Eino也在爱沙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TMK上发表了一篇全面介绍里瓦克生平的文章……爱沙尼亚人正努力将残缺的民族记忆和精神世界一点一点拼凑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