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女钢琴家克拉拉，她的名字似乎必然是和罗伯特•舒曼联系在一起的。这也难怪，因为婚后克拉拉从了夫姓后就叫克拉拉•舒曼，以至于有些人不知道，克拉拉在童年就以钢琴家身份名震欧洲时，她叫克拉拉•维克，那是她著名的钢琴教育家父亲的姓。后来克拉拉与舒曼相爱，而维克则扮演了阻挠子女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的封建家长形象，最终恋人通过法律武器战胜了家长而结合，婚后二人男作曲来女弹琴，简直是西方版的“赌诗泼茶”。而在舒曼因精神病去世后，克拉拉守寡40年，孤独终老……

这一切简直太符合一个典型爱情传奇的剧情了，因此克拉拉和舒曼成了业内业外很多人心目中的乐坛佳偶、比翼伉俪。毫无疑问，他们两人一定是有深厚爱情的，这份爱或许还保持到了最后。然而，这是否就是两人生活的全部？这份深厚的感情在两人心中是否对等？笔者试图以本文为大家展现两位艺术家爱情婚姻中的更多方面，以期让感兴趣的人有更全面的认识，并进行一些思考。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维克出于什么原因反对克拉拉与舒曼的婚姻：是由于个人偏见、一己私利、还是为克拉拉的幸福着想。为了更好地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维克对童年克拉拉的培养。

应该承认，维克的确是一个刻薄、鲁莽的人，但是他有主见、勤奋的性格在培养克拉拉的过程中恰恰起到了积极作用。维克为克拉拉从小就精心设计了整体教育规划。为了让克拉拉有练琴所必需的时间，他没有让克拉拉去学校，而是专门请老师辅导克拉拉的文化课。正如维克所说：“我女儿每天只需上几小时的课，普通教育和艺术训练都能同步并进，还有足够的时间锻炼身体。别的小孩却要在学校坐九个小时，赔上他们的健康和快乐的童年。”当时有人（正如今天的很多“教育表演艺术家”）指责他因克拉拉演出和练琴太多而不让她与别的小孩一起玩，他的回答是：“我已经研究教育25年，也实践着我的理论。这七年来我只为我女儿的教育而活。如果我需要别人意见，会自己问，否则谢绝任何忠告。”

事实证明，维克是对的，克拉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对父亲的培养感激不尽。克拉拉在维克过世多年后饱含深情地回忆说：“我身边有一位明智的父亲看护我的健康，督促我多散步、练习时要找时间休息，在晚上音乐会之前一定要好好休息。总之，他是一位随时守护在旁的父亲。说真的，即使说我父亲是暴君，但我仍每天都感谢他。在我这个年纪还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来看，我实在得感谢他！他是如此严厉，在该责备的时候绝不客气，以免赞美让我变得傲慢无礼，这些对我是一种福气。有时候责难相当逆耳，但却对我有益！”

维克最为难得的，就是他一直注意培养克拉拉拥有艺术家的自尊和自重。要知道，在19世纪的中产阶级女孩，虽然很流行学钢琴，但目标都只是把钢琴弹到能娱乐丈夫即可，而维克却从一开始就是把克拉拉当作音乐家和伟大艺术家来栽培的，而且从来都认为克拉拉可以跟男孩子一样做任何事。他常常转述歌德对克拉拉的评语：“她弹琴的力度胜过六个男孩子。”能以这种毫无性别差异的方式培养女儿，即使在今天也是令人钦敬的。

可以看出，维克对克拉拉的培养是全身心的。当然其中可能会有利益和虚荣的驱使，但毫无疑问更是在帮克拉拉打造终身有靠的辉煌的演奏事业，父亲对女儿的殷切关爱与期待显而易见。

正是由于维克一直无比关心克拉拉的成就，且非常在乎她的幸福，因此在维克反对克拉拉和舒曼婚事的因素当中，很多都源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都会有的疑虑。连舒曼的母亲都曾对维克坦言自己的儿子“不成熟、喝酒、挥霍金钱”，此外维克也很了解舒曼此前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周期性忧郁的家族病史。这些难道不是每一个正常父亲都会劝阻女儿的理由吗？

在“婚姻之战”中，维克指出舒曼没钱让克拉拉维持她习惯的生活方式，并担心她的辉煌事业将就此结束。“克拉拉绝不会过贫穷低微的生活，每年要有超过两千塔勒的生活费。”请注意，维克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别于那些原本很贫穷、指望女儿通过恋爱或结婚来改善自己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的家长的。克拉拉从小就一直生活富裕无忧，演奏事业更为她带来丰厚收入，维克只不过不想女儿被婚姻拉低自己原有的生活水准，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

而且要注意，在克拉拉与舒曼结婚后，也是维克一方主动提出缓和关系的，归根结底当然是出自维克的爱女心切，而舒曼则巴不得克拉拉一辈子不要与父亲来往、孤立无援才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舒曼这边的情况吧。

克拉拉从神童到后来大演奏家的身份，舒曼是有压力和介意的，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大男子主义。比如他在婚前就想让克拉拉放弃自己的演奏生涯，却以貌似体贴和冠冕堂皇的策略方式提出：“你的艺术伟大而神圣，不用为那些连音阶都不值得弹给他们听的人演奏。……人们不配你的演奏，你太高贵，不应受限于你父亲认为有价值的那种人生。你经历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日子，就只为演奏的几个小时！”接着他近乎无耻地说：“不，我的克拉拉将会是个快乐的妻子，一个满足、可爱的妻子。……假如人们忘记了你的艺术家身份，你仍然是我亲爱的妻子啊。我们婚后第一年，你应该忘记艺术家的身份，你应该只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庭、你的丈夫而活，等着看我如何让你忘记艺术家的身份，因为妻子的地位比艺术家更高……你不必再跟大众接触……报刊上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名声，我不会放在眼里。”

在婚前舒曼对克拉拉的洗脑并不止于此，他还迫不及待地对克拉拉约法三章，并一如既往以浪漫的温柔开场：“我正幻想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夏天……如果年轻的妻子要让丈夫满意的话，她们必须会做菜和持家。你可以跟特蕾莎学，很有趣的；然后年轻妻子婚后不可以立刻做长途旅行；第三，我们要谢绝那些无聊的访客；第四，要确保你父亲没办法伤害我们……你要相信我并且服从我，毕竟，男人的地位在女人之上。”无法相信，如此人神共愤的话是从一直以饱读诗书为人设的舒曼嘴里说出来的。

那么克拉拉和舒曼双方的感情是否是平衡的呢？前文已经可以看出，舒曼对克拉拉的爱，纵使热烈，但显然是唯吾独尊的、是有保留的。那么克拉拉对舒曼呢？

在两人婚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里都只有一间琴房。练琴对于克拉拉这样的钢琴演奏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克拉拉却宁愿放弃自己的练琴时间，把琴房让给舒曼作曲。在德累斯顿时，克拉拉更是只能在每晚6-8点这段舒曼在外喝酒的时间练琴，而当舒曼8点回到家吃晚饭时，克拉拉就要停止练琴。

其实从克拉拉和舒曼准备要结婚开始，克拉拉就是做出牺牲的一方。她为了嫁给舒曼，不惜反抗父命。了解了克拉拉的成长经历就会知道，这种反抗对她是极端困难的决定。克拉拉在经过了多年的犹豫之后，才下定决心违抗父亲。

众所周知，舒曼在婚后一次次令克拉拉怀孕，一个接一个地生了八个孩子。到最后一次怀孕时，克拉拉也崩溃了，她写道：“我最后的好时光过去了，我的力气也没了……我的沮丧无法用言语形容。”有资料表明，舒曼可能隐约希望用孩子牵绊克拉拉，让她停止表演。舒曼用“孩子是恩典”这样的话持续给克拉拉洗脑。克拉拉十分困惑，在第五度怀孕时，她在日记上写：“我的工作怎么办？……我决定尽可能以愉悦的心态，面对即将到来的困难处境。但是否能一直这样，我不知道。”显然，克拉拉的痛苦随着孩子越来越多而与日俱增。而舒曼明知道克拉拉的音乐事业必须继续，却从未试图改变日常作息来让克拉拉有多些自己的时间。他从不帮忙做家务，也不参与育儿琐事。好在克拉拉有着自己的主见，她清醒地知道自己决不能放弃钢琴演奏，一定要建立钢琴家的地位。当她发现可以请保姆、孩子们可以寄住在亲戚家、花一点小钱就可以多请一个佣人……总之她不一定要被母亲的角色所束缚时，就紧锣密鼓地展开自己的演奏事业。

在舒曼创作的时候，克拉拉可以放弃一个钢琴家维系舞台生命的练琴来支持，然而在克拉拉的事业需要支持的时候，舒曼又如何呢？那个年代的女人，是不能单独旅行的，因此大部分行程舒曼都必须陪着克拉拉。虽然克拉拉在音乐会上不知疲倦地演奏舒曼的钢琴作品，但舒曼仍不甘于旅行同伴和经理人的角色。对于离开家和孩子，停下编辑工作，缺少创作所需的安宁、平静，他都感到不舒服。因此几乎在每次出发旅行演出之前，他都会生病，这应该主要是情绪所致。以至于后来在去哥本哈根演奏时，克拉拉不愿意再“麻烦”舒曼陪同，而请了一位女士一起前往。而留在莱比锡的舒曼，则给克拉拉写了大量郁郁寡欢、阴阳怪气或者装可怜的信，称“沮丧至极”“生活不顺”“人生可悲”，却全然不关心克拉拉的演出情况如何。

至此已经清楚看到，维克一直拼尽全力让世人看到克拉拉的才华，而自己甘居幕后助理的位置，相形之下，舒曼却一直想压制克拉拉的风头。克拉拉与舒曼双方谁为这段感情与婚姻付出得更多，也高下已现。

尽管克拉拉在婚姻中一直充当让步的一方，舒曼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却没有半点改变和收敛。比如舒曼曾高兴地说：“我妻子要求音乐会的演出资料上，去掉她原来的姓，她从此要冠上我的姓，为此我更加爱她了。”而当克拉拉的事业比他的辉煌时，舒曼的妒忌之情愈发不加掩饰。比如有一次只有克拉拉自己被邀请参加宫廷的盛会，舒曼写道：“克拉拉从宫廷回来，为受到欢迎一事兴奋不已。我想到我卑微的地位，一点也不觉得高兴。”还有一次音乐会后，席勒以绅士风度向克拉拉而不是舒曼敬酒时，舒曼当场发怒，给克拉拉高兴的心情浇了一盆冷水。

其实克拉拉发展自己的演奏事业，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个人成就感，而更多还是为了承担家庭经济负担，克拉拉希望对家庭“有些贡献”。因为克拉拉举办三星期的巡演，就比舒曼作曲和编辑一年所挣到的钱还多（这或许也是舒曼虽然极为不甘但还是同意克拉拉演奏的原因）。然而，单纯的克拉拉从未想过这可能伤害到他丈夫那脆弱的自尊，以至于当克拉拉看到舒曼在日记上写着“几乎无法忍受痛苦的折磨和克拉拉的行为”时，感到极为意外。但克拉拉仍谦卑地在两人的婚姻日记里自责：“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些笔记让我知道我好像经常让罗伯特生气，虽然不是故意的，但都是我自己的笨拙和迟钝造成的。我常常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才能了解其他比较有智慧的人当下的想法。”

舒曼对克拉拉婚后形象的定位是家庭主妇、母亲和舒曼自己的作曲学生，却没有钢琴演奏家和艺术家的身份，而克拉拉则一直无私地支持舒曼的事业，把丈夫的事业摆在自己的前面。她为评论家对丈夫作品的评价而情绪起伏、忐忑不安；她把丈夫视为一体，任何有关舒曼作品的批评，克拉拉都当作是对她本人的侮辱。比如在维也纳的演奏会上，受到热烈赞美的克拉拉，却为观众对舒曼交响曲的冷淡而大为愤怒。当时在场的著名乐评人汉斯立克描述：“经过了几分钟令人不舒服的沉默，这个冷淡的反应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沮丧。克拉拉首先打破沉默，痛批大众的冷酷无情。我们越安慰她，她越沮丧。”另外还有一次，当市政府决定不再让本就在指挥方面缺乏才能的舒曼担任指挥时，克拉拉表示：“无法形容当时有多气愤，无法让罗伯特免于这种伤害让我很难过。”同时克拉拉也因此厌恶接替舒曼的陶施。可以说，克拉拉对舒曼及其作品的爱是真挚的，她曾说，“物质方面的烦恼也无法盖过我从罗伯特的作品和爱当中所得到的快乐和幸福”。正是带着这样的爱，克拉拉编订了舒曼的全部钢琴作品乐谱，终生为推广舒曼的音乐不遗余力。

可与此同时，舒曼却仍然以一贯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对克拉拉的精彩演奏横加批评与指责。最为过分的是，舒曼竟两次让前面提到的陶施来代替克拉拉演奏：一次是舒曼不让克拉拉弹他的五重奏，让陶施把克拉拉换掉，理由是：“男人比较能了解这首曲子。”另一次则是舒曼让陶施替克拉拉担任合唱团伴奏，称：“弹钢琴让她太疲累了，这工作比较适合男人来做。”

公平地说，舒曼并不是没有在事业上帮助过克拉拉，但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在舒曼自己的创作得到承认、事业稍有起色之时，才会偶尔因为克拉拉一直的保护和协助而鼓励她发展事业，并找人出版克拉拉的作品。

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克拉拉身前身后备受礼遇，从来都不是因为她是舒曼的妻子，而是因为她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而克拉拉没有被与舒曼的婚姻拖垮自己的演奏事业，除了她个人性格坚强、没有迷失之外，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在与舒曼结婚之前，克拉拉就已经成为了能与李斯特和肖邦比肩的大演奏家，为日后打下了深厚的事业基础。在与舒曼的婚姻存续期间，克拉拉竭力维持住了自己的演奏声誉，而直到舒曼死后，克拉拉才得以真正迈入个人演奏事业的新阶段。从某种角度来讲，要感谢上天安排舒曼在克拉拉之前40年去世。

时至今日，舒曼的名声貌似远大于克拉拉，以致也许有人觉得克拉拉为舒曼牺牲是理所应当的。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职业不同所致。作曲家的名声通过其作品代代相传，而19世纪的演奏家们则因当时尚无录音技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对音乐历史进程的推动来说，杰出演奏家的作用绝不低于杰出的作曲家。因此，即使以两人艺术成就相比较，也不能构成舒曼对克拉拉的事业进行剥夺和打压的正当理由。

克拉拉钟爱的舒曼没能守护她终生的幸福，最终守护她到最后的，是她的钢琴演奏艺术，而这，是她的父亲在她童年时给予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