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剑桥大学铁路俱乐部的学生在一辆蒸汽火车头前合影

剑桥大学一位卓越的生物化学家，由爱上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开始，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并开始以中文名“李约瑟”被世人所知。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个问题，成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为什么在科技上一直领先的中国文明，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在这个问题诞生接近一个世纪，李约瑟120年诞辰之际，从“李约瑟之问”出发，我们的疑问仿佛更多了：“李约瑟之问”是否源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才会出现的问题？科学的出现，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为偶然现象？在21世纪，“李约瑟之问”是否已经被消解？从“李约瑟之问”出发，中国又该如何融入科学发展的未来？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应该先回到文明的开端。

1962年4月，英国皇家军事科技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借助气象气球进行观测

白马寺的建立

东汉永平十一年（68），汉明帝降旨于洛阳创建白马寺，这成为了佛教在中国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国佛教界尊称为“释源”“祖庭”。和历史上的很多故事一样，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也有一个与之相伴的、以帝王为核心的传说：“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愔、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邀请佛僧来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根据史书记载，佛教是在后汉时期传入中国的。而实际上佛教通过非官方渠道传入中国远早于汉代。列子曾引述孔子“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他就已经听说了佛教的出现。而在秦王称帝之前，就已经有沙门和佛经到达秦国。到了汉武帝时，佛像已经传入中国。可想而知，汉明帝最终允许官方引入佛教，建立官方寺庙，只是一种在佛教早已大规模进入中国的现实之下的政治表态。

中国文化诞生于东亚大陆，向东是茫茫的太平洋，向西、北则多有草原、荒漠和高山的阻隔，长久以来只能通过丝绸之路与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交流。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的中国文化是否会具有天生的封闭性？经常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是被认为孕育出西方文化的古希腊文明。这种诞生于爱琴海的海洋文化，使希腊各城邦之间得以频繁交流，诞生了诸多思想家。

从数千年的时间尺度来看，文化的地理决定论未免过于简单。中国文化从佛教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它的接受和同化，将佛教逐渐演变成中国特有的禅宗。如今佛教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底色之一。另一方面，佛教的引入也对中国本土宗教，例如道教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最终，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了一种儒、释、道相互依存、混合的特殊文化。中国人数千年来浸润其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气质。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还进一步评价道：“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同化也有深刻的关系。

尽管受到海洋、草原、荒漠和高山的阻隔，中国文化从诞生初期就展示出了善于包容和同化的外向型特质。正如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所写：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的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

中国文化从早期就展现了开放性，具有善于综合和融合的特点。但若要讨论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系统性科学研究的萌芽，一方面可能源于中国文化与皇权结合得过于紧密，在“外儒内法”的政治结构中，就连天象的变化都必须被理解为对皇权做出了某种指示，皇权中国的权力中枢不会鼓励或容忍一种独立于权力意志的全新文化的萌芽；另一方面，因为对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界限的有意忽视或模糊化处理，强调“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中历来不注重总结对自然界进行观察的方法论——这导致了直到明朝，人们依然寄希望于通过语义模糊的“格物致知”来达到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以及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