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在浙江杭州审理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判决了。此前一天，《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面向公众的意见征求截止，法律出台指日可待了。种种迹象表明，遍布于我们生活空间的人脸识别要重新审视了。

在被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里，原告郭兵是一名教授法律的教师，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年卡时扫描了指纹，激活了年卡。在园方启用人脸识别系统后，园方规定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野生动物世界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判定，双方在办理年卡时，约定采用的是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园方后来以系统升级为由要求采集照片信息，超出了法律意义上的必要原则要求，故不具有正当性。这里似乎并没有涉及到个人信息采集的保护问题，但实际上却表明了法院的立场，强制收集原告个人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是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的。

除了公共安全的需要外，任何个人信息的处理，取得个人的同意是最基本的要求。《草案》第二章“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大部分规定可以说都是“告知－同意”规则的细化或延伸。“告知－同意”规则要求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意思表达。而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同样有权撤回其同意。不久前公布的《民法典》则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设定了强制性规范，同时明确机关、机构及人员的保密义务。动物园虽然属于公共场所，但门禁的目的不是统计监控入园的人群，而是为了区分有没有入园许可，这是简单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如今很多单位、小区、剧院、地铁站、图书馆等场所的进入都设置了人脸识别设备，可如果我们坚持用出示证件的传统方法，也是不应该被拒绝的。

前不久发生的杭州碎尸案，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监控多多益善，可在电子眼天网一样的注视下，所有人的行迹都暴露无疑，这涉及到每一个人的隐私。广州曾有过邻里间因安装摄像头引发的诉讼，一审法院判定，摄像头安装在楼道里，属于公共活动区域，公民在该区域的行为应具有公开性，安装摄像头不属于侵权。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给大家普了法，住宅信息属于隐私，公民进出住宅的信息，应视为具有隐私性质的人格权益，在公共空间拍监控也可能侵犯隐私权。

可见，公共区域的公开行为依然可以成为个人隐私，如果他人行为侵扰了公民的私人生活安宁，依然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于是在《草案》里，我们看到了对人脸识别等个人信息的采集行为，法律有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有以维护公共安全为名，才可以采集。但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其判断标准相对模糊，《草案》未进一步明确公共安全的具体场景，也没有对安装主体条件进行界定。在便利店里装摄像头属于公共安全范畴吗？小区监控是否为公共安全目的？如果上述情况都可以以公共安全为名，那么，公路上的摄像头就更是了。未来那些头顶上的电子眼，多出来的只是一个个标示牌。当然，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那些为了看护自己财产的摄像头，以后只能安在家里，向内看了。

大数据时代，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有人不无骄傲地认为，正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对滞后，互联网企业才有了海量的数据，才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但大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如今法规日趋明确，被滥用的人脸识别也该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