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简·莫里斯于旅行途中

“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者”

简·莫里斯（Jan Morris）的人生是一段段旅程。作为记者、旅行作家和历史学家，她自述“在35岁以前就以走马观花但异常欢愉的方式几乎观光了全世界”；作为公开变性过程的公众人物，她此生最长的旅程是从男性到女性的跨越。

1926年10月2日，莫里斯出生于一个音乐之家，是家里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名字叫詹姆斯·汉弗莱·莫里斯。他的母亲毕业于莱比锡音乐学院，是教堂管风琴手，两个哥哥长大后是职业音乐家，他9岁也被送进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唱诗班学校上学。

他17岁中学毕业，时逢“二战”，加入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担任情报官员。退役后他进入牛津大学，毕业后正式做了记者，职业生涯颇为成功。

1953年，莫里斯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也是唯一一名随行记者，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闻。临行前，莫里斯担心竞争对手窃取他的独家报道，与报社约定用假密码。当埃德蒙·希拉里、丹增·诺尔盖登顶后，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爬下山，到最近的一个印度哨所，通过军队电台向伦敦发回信息：“雪况恶劣停止前进大本营被丢弃昨天停止等待情况好转。”真实意思是：“希拉里和丹增于5月29日登上珠穆朗玛峰。”后来莫里斯在《欧洲五十年》中写道：“我写的关于胜利登顶的新闻稿恰在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的头一天晚上传抵伦敦。”《泰晤士报》得以在全国庆祝伊丽莎白新时代到来之际报道了这一事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以抢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在报道立场上，莫里斯与他供职的《泰晤士报》发生分歧，辞职加入《曼彻斯特卫报》（《卫报》的前身），发回一系列报道，从舆论上迫使时任首相艾登下台。

他后来自述记者生涯经历了“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各大国在莫斯科的较量，使得戴高乐重新掌权的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及汽车首次驶过阿曼沙漠等”。他还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看到站在防弹玻璃后受审的阿道夫·艾希曼，采访过“猫一样敏捷的”切·格瓦拉。《经济学人》杂志赞誉他是“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者”。

60年代，他看够了世界，“我的读者想来也读够了”，改变写作方向，成为旅行作家，为威尼斯、牛津、悉尼、西班牙等城市、国家留下了印象派风格的文学肖像画。比如他写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有时会让我想起西西里岛或撒丁岛上的一些可怕小镇，那地方的人一半是杀人犯、绑匪或行敲诈勒索之事，另一半则装聋作哑。”

他自称专职写作后，“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无所事事地闲逛，看看世界，让世界看看我”，其实每到一地他都要去当地的法庭旁听审案，因为法庭最能反映“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状况”。接下来他会去市场、火车站。

美国科幻小说作家托马斯·迪什称赞莫里斯的旅行文学写作，“对其他旅行作家来说就像约翰·勒卡雷对其他间谍小说家”。莫里斯头上戴了一大堆各种“20世纪最优秀旅行作家”的高帽子，2016年在接受BBC采访时却说，她不喜欢被称为“旅行”作家，因为她写的不是旅游休闲和游记，而是关于某个地方和人。

1953年，詹姆斯·莫里斯作为《泰晤士报》特派记者随团报道英国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登山经历

从“詹姆斯”到“简”

莫里斯在自传《她他》（Conundrum）中写道，她的世界旅行是“我内心旅程的外在表现”。1964年，他38岁那年，内心开始了性别认定的奥德赛之旅——开始服用雌性激素。

她写道：“我三岁或四岁时就知道我长错了身子，我真该是个女孩。那一刻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我平生最早的记忆。”在牛津唱诗班的生活也“造就了”詹姆斯·莫里斯。每天他和唱诗班的男童们围上伊顿式白色宽领，穿着飘动的长袍，排成一行去教堂，美丽的建筑、草坪、花园，还有基督教的氛围，在他内心产生了一种纯洁无瑕的观念，“即圣洁感和脆弱感。我逐渐悟到这就是女性气质”。

不管是当情报官员，还是做记者，詹姆斯都是不折不扣的男子汉。1949年，他和茶农的女儿伊丽莎白·塔克尼斯结婚，生育了4个孩子。事业上的成就越大，他厌弃自己男性身体的情绪越明确、越痛苦。记者职业让他目睹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叛乱、饥荒和地震、政治审判和外交纠纷，他本能地把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欺诈“归咎于由男性主宰一切的状况”，而他取得的事业成就也被视为“男子气质的一部分”。“我厌恶的不仅是我是男性这个信念和我的男性迹象。我恼恨的是我同男性牵连在一起，痛恨别人（甚至我那些最亲密的友人）把我看成男性中的一员。”《她他》中写道。他放弃一切公职，居家著述，或独自外出游历。

这种焦虑发展成妄想症，他甚至有了自杀倾向。“我踏遍各个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之门。这条漫长的路途又破烂又昂贵，而且一无所获。……纵观全部精神病学史，陷于我这种困境的人没有一个是由科学‘治愈’的。”

他热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形体和外观，转化成女性的身体，达到解脱，或者在内心实现和解。“我自己认为我向来是女性，不去改变我的真相，只是去掉虚假部分而已。”1972年，他决定做外科手术完成转变。

如果在英国接受手术，按照法律规定，詹姆斯必须和伊丽莎白离婚。莫里斯并不愿离婚，他和伊丽莎白深深相爱，他不是同性恋，只是“器官配备错了”；伊丽莎白一直理解他的性别双重世界，他们之间“最纯粹意义上的爱胜过一切”。英国医生拒绝为莫里斯做变性手术，他只得去摩洛哥做了手术。成为“简”后，她还是依照法律与伊丽莎白离了婚，但她们一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200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了民事伴侣法案，允许同性情侣缔结民事伴侣关系。2008年，简和伊丽莎白正式缔结民事伴侣关系，合法复合。

1974年，莫里斯出版了自传《她他》，如实讲述了自己转换性别的前因后果。这是她以新名字“简·莫里斯”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詹姆斯成为简的时代，性别转变还是一个不能被公开提及的问题，在莫里斯之前，仅英美两国已经有至少750人做了变性手术，但没有一个人像莫里斯那样公开自己的形象。《她他》迫使社会正视变性问题和性别转换者群体，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尴尬。电视台记者说，采访莫里斯时，不知道该握手还是亲吻，不知道该给她买啤酒还是黄瓜三明治。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著名主播问她是否有“完整的性生活”，惹得她大发雷霆。

《她他》成为超级畅销书，评论界对此众说纷纭。《卫报》评论员A.N.威尔逊坦率地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在评论莫里斯小姐写得最有趣的书时，总是忍不住要掺入一些泼妇贱货的劲儿”。英国小说家、评论家，报道过纽伦堡审判的著名记者丽贝卡·韦斯特说：“现在我们都是女人，他可把我搞糊涂了。”韦斯特尖刻地指出，作为一个男人，“他拥有他想要的一切快乐”。她质疑莫里斯的身份正确性：“她看起来不像女人，而像男人想象中的女人，很奇怪，还是一个不如詹姆斯·莫里斯聪明的男人想象中的女人……我不能接受《她他》是一个真实讲述性别转变的故事。”她不屑一顾，“他比她写得好”。

《她他》是莫里斯第一本以“简·莫里斯”之名出版的著作

变为女人之后的生活，改变了莫里斯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世界对莫里斯的看法。她发现，两性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变窄，“在生存方面，诸如会面接触、安置、应对，甚至每时每刻男女都是有差别的。”男性把她当小辈看待，餐馆男招待不再严肃认真听她吩咐，推荐酒水的时候也懒得装出佩服的样子，根本不征询她的意见。火车站男服务员愿代劳为她买一张二等车往返票，目不识丁的加油站工人也会帮她倒车。社会对女性看似客气、纵容，实际上是低一等的尊重。

而她切实地注意到，自己“越是受到女子的待遇，我就越发成为女子。我愿不愿意都适应了。如果别人当我不会倒车或者开瓶子，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了”。习惯和环境的作用强大无比，她内化了女人不会修车、提不起沉重行李箱的观念，逐步站在“妇女那种微妙的从属地位”，心理上明显地不那么强有力了，“她的怯弱就是她的力量，她的低人一等就是她的特权”。

简·莫里斯没有卷起袖子，握着拳头，鼓起肱二头肌，未免让那些希望她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人失望。但她也很警醒。她说：“我不能忍受的是男人居高临下地对待我。被当作二等公民。因为我是个女人，就有人认为我已经没有脑子了，其中甚至包括以前认识我的人。这让我很生气。”

2018年，莫里斯回顾过往说，变性不再是她人生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变性“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写作。对我的改变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大”。在接近人生终点之际，她认为自己“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或者兼而有之”。

莫里斯一生写了40多本书，一半署名詹姆斯，一半署名简。1968～1978年，莫里斯完成了三卷本的《不列颠和平局面》（Pax Britannica）。第一卷是詹姆斯·莫里斯写的，第二卷写于做变性手术期间，第三卷是简·莫里斯写的，这部巨著陪伴莫里斯完成了性别的转变。

20世纪末，她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开玩笑说，她去世后媒体头条会用“变性作家死了”的标题。职业让她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见证了更多的死亡，也让她能更坦然地面对死亡。早在30年前她就给自己和伊丽莎白刻好了同一块墓碑，上面用英语和威尔士语刻着“两位朋友的生命尽头”，放在自家的楼梯下。她和出版商签好了一份合同，她在2000年写完的书稿《寓言集》（Allegorizings）将在她去世后出版。这是一本个人反思之书。

她和伊丽莎白商量好了，死后同穴，墓地也早早地选好。从她们的家里出来，穿过一片长着白蜡树、橡树、椈树的树林，走到一条河边，河水散发着水草和苔藓的醉人气味；有一处陡峭的小峡谷，爬过一根倒下的树干到了一座小岛上，那里青葱、幽暗、水流湍急，是个“永远探索不完的地方，对我再合适不过了”。

（注：文中译文引自《她他》，郁飞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