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涛

晚明书家董其昌说 “吾学书在十七岁时 ”，“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 ”（《画禅室随笔·评法书》）。董其昌幼年随父读书，十三岁就童生试成庠生，自当早已习字，何以谓 “学书在十七岁时”？董氏自道府学考试因书法不佳屈居第二受刺激，但也见出古人言 “学书 ”异于蒙童 “字课 ”。启功《论述绝句·一○○》自叙习字经历，“字课 ”与“学书”仍加区别。 

“余六岁入家塾，字课皆先祖自临《九成宫》以为仿影。十一岁见《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然皆无所谓学书也。” 

“廿余岁得赵字《胆巴碑》，大好之，习之略久，或谓似英煦斋（英和）。时方学画，稍可成图，而题署板滞，不成行款。乃学董香光，虽得行气，而骨力全无。继假得上虞罗氏精印宋拓《九成宫碑》，有刘权之跋，清润肥厚，以为不啻墨迹，固不知其为宋人重刻者。乃逐字以蜡纸钩搨而影摹之，于是行笔虽顽钝，而结构略成，此余学书之筑基也。”

旧时蒙童七岁就学，习字乃日课。先摹后临，学用笔，练结构。但定力未立，难免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进步缓慢。十七八岁之后心智大开，又有此前字课基础，用笔渐熟，结构能稳，学习效果倍于前。联想西汉学吏的史学童入官学，《史律》规定须 “十七岁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 203页），当同理。

今日能书者，或髫龄习字而称 “学书 ”，乃不明入门阶段有 “字课 ”与“学书 ”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