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帆、徐林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集世界声誉与万千毁谤于一身，既被誉为 “活着的经典 ”“最好的德语作家 ”，亦被口诛笔伐为 “右翼作家 ”，甚至 “纳粹分子 ”。德国《明镜》周刊质疑：“汉德克究竟是政治上的反动派，还是对集体意志做出挑衅的伟大作家？”《纽约时报》诘问：“汉德克是文学天才、大屠杀否认者，还是两者皆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的争议源于汉德克离经叛道的言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骂观众、骂德语文坛、骂西方媒体、骂评论家、骂诺奖评委，退回毕希纳文学奖，拒领海涅奖，接受国际易卜生奖却拒收奖金，支持塞尔维亚，否认塞族 “屠杀 ”，参加 “战犯 ”米洛舍维奇的葬礼，抨击北约伪善和霸凌，年逾古稀仍未改 “愤青 ”本色，堪称 “经典的麻烦制造者 ”。

二○一九年，“陪跑 ”诺奖多年的汉德克蟾宫折桂，得偿所愿，但陟罚臧否接踵而来，围绕文学性是否该用政治道德因素衡量的争议持续发酵。多国首脑政要、媒体巨头、知名作家和学者纷纷谴责将诺奖授予汉德克是 “一个荒谬而可耻的决定”。尽管历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无一幸免地存在非议，但如汉德克这般激起轩然大波，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声讨甚至游行抗议，确也罕见。

对汉德克而言，外界的追捧或质疑都不足为意。他向来以 “规则的违抗者 ”自居，坚信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都应该打破固定规则的牢笼，迈向 “法的界限 ”之外，在思考与反省中探寻 “另一种现实 ”，实现 “不断明白自我 ”的目标。他深知：“如果没有了自我，就没有了文学，也无所谓诗歌。”为此，他拒绝以任何方式与这个虚伪的世界和解：“我为什么要和解呢？我想给世界我的所有，我想给予，我的方式就是叙述，就是写作。”桀骜不驯的汉德克以犀利、悲悯和不苟且，坚守着文学的本质。

一九六六年，年轻的汉德克首次现身文坛，参加著名德语文学团体 “四七社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聚会，坦率而不无挑衅性地指责当时在座的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文坛名宿题材守旧、语言陈腐，直斥德国文学 “软弱无能 ”“苍白无力 ”“毫无价值 ”。

如果说，这篇发言只是汉德克讨伐德国文坛的一篇口头檄文，那么，不久他出版的处女作《大黄蜂》犹如蜇进德国文坛 “正典 ”叙事的 “毒刺”—这是 “从一开始就令读者无所适从的作品 ”，它反结构、反情节、反人物塑造的形式，不断转换叙事视角，启发读者对故事内容多方位的审慎思考，重构自我感知与判断。同年发表的《骂观众》是既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也没有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和对话的 “反戏剧 ”，更是对德国文学传统的 “决绝告别 ”—意在疏离传统共享的价值资源，挣脱民族意识的道德内核，冲决历史话语的禁忌，质询外部强加的 “意义 ”，在内心空间和精神向度开掘新的题材，开创新的形式，开辟新的深度，肩起了将德语小说再次推向世界的重任。汉德克 “大逆不道 ”的出位言论和创作挑起了关于 “德语文学何去何从 ”的大辩论，也预告了 “战后一代 ”精神共同体 “四七社 ”的使命终结。一九六七年，维系了二十年之久的 “四七社 ”停止了一切文学活动，昭告德国文坛新篇章的开启。

在一九六八年的戏剧《卡斯帕尔》中，汉德克继续对规定个体存在秩序的语言进行反思与批判，宣称：“进入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强加于自身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系统，进入一个早已存在的秩序，接受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一种被给定的价值和道德的体系，学会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丧失自我和主体性的过程。”个人朴素的、感性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被 “共同语言 ”规训和改造，认同政治文化资本所操控的语言。事实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在《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将语言视为社会各个阶层乃至民族国家获得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和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方式，指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希望最大限度地统一语码和符码，以此宰制人们的生活、想象和审美，并最终实现单一的 “同质化 ”。因此，在汉德克看来，德国的 “流亡文学 ”“废墟文学 ”“重建文学 ”等都是在旧有的语言叙事系统内滑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论证战后德国的 “政治正确 ”，或是直接参与了新生德国 “政治实践 ”的合法性建构，为当代文坛提供了政治小说的标本。在具体的语言操作中表现为道德主义语词评判的惊人相似，只是以一套名义上的人道主义核心语汇代替专制暴力语汇罢了，而真正的 “人性 ”“自由 ”“正义 ”等话语吁求只是一个空壳，在旧的文学叙事窠臼中很难在文本中展开。因此，只有在现实体验中重新获取词语的意义，借助另一套文学叙事话语的激烈性、爆破感，摧毁纳粹德国所遗留的语言与表达方式，那种热度和温度能够提供给人们对世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体系和情感体系最直观、最切近的表述；“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汉德克的创作意在跳脱文学和现实之间不断被 “规训化 ”“标准化 ”的命运，他将现实比作 “一个幽灵，它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被认为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语言造就的罢了 ”，传统小说叙事的最大弊病便是 “虚构一个似乎真实的世界，把读者引入虚假之中 ”，“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灌输 ”，文学最根本的任务是 “戳穿这种诱骗，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故事的虚假展现在读者面前，促使人们去思考 ”。为此，汉德克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去 “摧毁一切似乎理所当然的、固定的世界图像 ”，重新建立生活、语言、写作之间息息相通的联系，重塑一种内心自由生活的召唤和期许。整个六十年代中后期，汉德克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一起重大事件，其影响呈加速度螺旋式上升态势，并迅速而有力地取代了因袭历史重负的所谓 “战后文学 ”。

进入七十年代，汉德克凌虚高蹈的文学创作逐渐放弃激进的语言批判和形式实验，貌似呈现向现实主义靠拢和回归传统叙事的倾向。事实上，骨子里的先锋是拒绝刻意包装的，这种 “回退 ”是一种放低身段主动切近对手的姿态，一种与传统文学 “短兵相接 ”的现身说法，一种与传统文学理念的 “贴身肉搏 ”，分明是在传统道路上的逆向前行。无论是七八十年代的《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短信长别》《真实感受的时刻》等表现生存现实困惑的 “新主体性 ”小说，还是九十年代以来揭露人性灾难的《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形同陌路的时刻》，批评西方媒体话语强权的《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以及《试论蘑菇痴儿》等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汉德克的写作重心始终聚焦生存空间的缺失和找寻，简单的故事情节和外部环境描写的 “现实指涉 ”皆用以凸显作为主体的人在一个 “被统治的、混乱的世界上所陷入的生存困境和缠绕着他的关系网络 ”。他的小说，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所谓小说，其叙述的完整性、封闭性、“类”的纯粹性已被取消，冲破了传统意义上小说的 “外部边界 ”。　　

归根结底，汉德克试图以自己的文学创作 “更新对世界的知觉，创造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 ”，并以此 “突破人们固有的世界观念，摆脱似乎理所当然的判断事物的标准 ”。因而，汉德克的小说更多的是营造 “共同语言 ”之外的某种姿态或感觉，从而削弱并溢出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和规训。在《试论疲倦》中，汉德克一针见血地批评西方媒体总是腔调一致地以某种霸权的逻辑和偏执的看法去建构世界，蒙蔽不明就里的读者大众。他倡导自我与现实接触，以主体观察为真相的 “新主体性 ”文学及其 “主观真实性 ”写作。　　

汉德克反传统的写作方式和 “让读者迷惘，使文学评论家陷入尴尬境地，甚至感到恼怒不堪 ”的谜一样的文字固然在文学界引起不小的争议，但真正将汉德克卷入舆论漩涡的，是他在南斯拉夫战争问题上对西方媒体和主流话语的质疑和批判立场，成为西方世界眼中 “意识形态的怪物 ”“种族屠杀辩护人中的鲍勃·迪伦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卷入了三场战争，造成巴尔干半岛局势的动荡和生灵涂炭，西方媒体口径一致地指责塞族炮制了种族屠杀，米洛舍维奇是 “巴尔干屠夫”。一个个 CNN或 BBC的记者，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的画面中滔滔不绝、正义凛然地指责塞族的屠戮……可是，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可看出，西方媒体对于这场战争与罪责的报道是 “单向的 ”和“垄断的 ”。外界民众无法亲历，无从比较，极易被主流话语裹挟。这种赤裸裸的信息专制，必然使信息变质，丧失传递真相的功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的名言，想必汉德克是深有体会的，因此，他提请 “媒体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更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一个巴掌就拍得响的，不应该非黑即白地撰写报道 ”。但这一理性的发声和动议，却被狂热聒噪和别有用心的声音淹没曲解。

一九九五年，具有斯拉夫血统的汉德克带着对西方主流话语的不信任，亲自踏上前南斯拉夫土地，在旅行中观察、感知、找寻真相。 “我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族声音。但他们说塞族是邪恶的，当时的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写了《冬天的旅行》，那也是唯一一本写那段战争的书。”汉德克在次年出版的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一书中挑明了旅行的目的：“这几年的战争让我下决心去塞尔维亚看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塞尔维亚就被普遍称为 ‘侵略者 ’……过去四年来，关于塞尔维亚的几乎所有图片和报道都是来自战争前线或边境两边的某一方，即使有来自另一方的消息，我慢慢也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固化的、人为的视角 ——是在我们的感官上造成的假象 ——无论如何也不是亲眼目睹的。这促使我决定到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这促使我去看看伴随着每一篇报道、每一种评论和每一个分析而显得越来越陌生和值得研究，或者说值得观察的塞尔维亚国家。”

汉德克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塞尔维亚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称其为 “一个孤儿，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表达了对 “无辜的塞族受害者 ”的同情，抨击了西方媒体对塞尔维亚和时任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 “未经核实 ”的指控。对媒体政治和信息专制的批评，使汉德克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我赖以生存的源泉正是别人对我的不理解 ”，甚至毫无顾忌地声称 “有时候我想成为一名为科索沃而战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僧侣 ”。经过半年论战和反思，汉德克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旅行所感进行补充，于是故地重游，并写下《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在新的旅行中，他发现早先的认识 “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因为战争和死亡的阴影已渗入当地人内心深处，人与人之间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不得不选择相信西方主流媒体以媒介符号营造出的高度 “在场感 ”，真相继续被遮蔽和歪曲。

面对西方媒体过度消费流血冲突，刻意营造塞尔维亚之恶的构陷，被“污名化 ”的汉德克抨击西方主流媒体和舆论无视问题的历史根源，只顾狂妄地向塞尔维亚发起舆论围剿，“西方媒体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子牵制授意的 ”，偏见和刻板印象使他们无法看到塞族人同为战争受害者这一现实。“在这场战争中，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真正的受害者和赤裸裸的施害者，他们的角色太快地被确定，成为白纸黑字。”在汉德克看来，这些报道是片面的，塞尔维亚需要被公正地对待。在当时，他选择了一个极为孤独的，甚至与西方世界为敌的立场，因为他宣称西方世界对南斯拉夫战争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没有对当时的局势采取有效的干涉，反而煽风点火，使“‘一战 ’‘二战 ’中被外部势力挑动的古老敌意 ”得以重现。北约的轰炸，结束了南斯拉夫战争，同时，用汉德克的话说，也“毁掉了南斯拉夫 ”，他公开斥责北约是 “罪犯 ”，西方国家是 “流氓国家 ”。

从本意上来说，汉德克并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向政治靠拢，“写作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参与的运动 ”，他在自己的写作中思考的多是一些存在和本质意义上的问题，但他的写作却作为 “另一种现实 ”对西方主流媒体的 “符号建构垄断权力 ”产生了冲击。诚然，任何一种意见的形成都难免带有自身的偏见，但是多方了解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认识事物，即便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仍旧可提供拒绝将某种观点建构成为 “文化专断 ”的可能性，而专断是霸权之根。西方媒体将塞尔维亚视为负罪民族，汉德克所关注的并非人们得出何种结论，而是以何种方式获取结论，他试图厘清频繁发生于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冲突根源。这种悲悯情怀与英国旅行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对历史真相的执着探索惊人相似，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一书中记叙了自己的巴尔干之行，从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和对日常景象的观察中，追溯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描述该地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不断被西方当作工具利用和背叛的历史，揭示了当地各民族命运悲剧之谜。基于汉德克为世人提供的勇于探求的观察方式，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认为，针对汉德克的批评是 “荒谬的 ”，因为 “他在充满战争血腥气息的世界里看到的不只是西方主流舆论各种政治正确的残忍冷漠，更主要的还是透过这些看到了人性与良知逐渐泯灭的征兆 ”，他“不明真相却积极地寻找真相，这正是作家的职责所在 ”。

毋庸讳言，试图掌控世界的西方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文学融通世界的可能性。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抵抗仍在延续甚至推进之中的各种新的殖民形式，独立地认识自身和世界，以对人类正义的现实关切取代对身份政治的盲目判断。汉德克的获奖，无论带来了多大麻烦，至少证明瑞典文学院在文学性以外的因素被无限放大的景况下，仍然严肃地表达了对于文学的朴素态度，从而使读者在内心深处仍然能够相信评判文学价值的普遍标准，期待文学可以保留它相对于现实生活、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的超越性，如同汉德克那样 “通过脱离任何目的的观察……剥去包裹在事物表面的先验意义的外衣，让世界呈现出自身的重量，让人们感受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