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古文素养课第78课。我是主讲人常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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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课文是苏轼的《与范子丰》，是他谪居黄州时期写给范子丰的一封短信。苏轼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之后，在黄州反思生命的遭遇，从重挫之中获得了圆融的大智慧，这封信是他黄州时期日常生活态度的写照，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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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原文：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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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第一句。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我住的临皋亭往下走，只几十步，就到了长江边上。这江水有一半是从四川峨眉雪山上融化后流下来的。我住在这里，每天烧茶煮饭洗头洗澡都用的是这水，我时时刻刻都在亲近故乡的山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家乡呢？

“临皋亭”，在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市，是苏轼谪居黄州的住所之一。

“沐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体。

下一句是。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江中的水，江边的山，吹来的风，天上的月，本来就不属于固定的人，只要有闲适的心情，就可以享受这一切，成为它们的主人。

最后一句是。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这句话的意思是，子丰君住在新置的花园住宅中，你的感受不知和我在此地相比哪一个更好？不如你的地方，恐怕就是我这里不用交夏秋两季的税钱和助役钱罢了。

“第”，是宅院的意思。

“孰”，表示比较当中的哪一个。

“胜”，这里是优美的意思。

“助役钱”，是当时王安石主张新法中赋税制度的一种，向不服差役的人员征收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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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把这段文章从头到尾串讲一遍。

从我住的临皋亭往下走，只几十步，就到了长江边上。这江水有一半是从四川峨眉雪山上融化后流下来的。我住在这里，每天烧茶煮饭洗头洗澡都用的是这水，我时时刻刻都在亲近故乡的山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家乡呢？江中的水，江边的山，吹来的风，天上的月，本来就不属于固定的人，只要有闲适的心情，就可以享受这一切，成为它们的主人。子丰君住在新置的花园住宅中，你的感受不知和我在此地相比哪一个更好？不如你的地方，恐怕就是我这里不用交夏秋两季的税钱和助役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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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期写给范子丰的一封短信。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苏轼当时的处境。苏轼被指控作诗讽刺朝廷实行的新法，被逮捕审讯，史称“乌台诗案”。判决的结果，是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被强行安置，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软禁。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抵达黄州，先是住在定惠院，差不多在五月底和家人一起搬进了长江边上的临皋亭，这是一处水上驿站，虽然苏轼全家近二十口人住在里面有点逼仄，但这已经是当地官员通融照顾的结果了。苏轼致信的对象范子丰，名百嘉，字子丰，他是范镇的儿子。范镇是神宗朝的大臣，和司马光齐名，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身陷“乌台诗案”泥淖之时，御史台曾经搜求所有平日和他有往来者的书信文字，范镇也一点儿都不避嫌，仍然努力上书想要救出苏轼。范子丰和苏轼两人则成了儿女亲家，苏轼的儿子苏过娶了范子丰的女儿，所以两家关系尤其亲厚。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在人生中遭遇的一次重大打击，引发了他对死生之事的思考。经过这一遭，他对心应何所住的命题也有了新的答案，所以黄州时期在苏轼的生命历程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由于是戴罪之身，黄州的居住条件和环境都相当有限，苏轼一开始像惊弓之鸟一样，很是惊惶不安，也不敢置办土地，害怕惹人非议。和此前因为任职定居杭州等地不同的是，黄州是他被强行安置的所在。面对强加的陌生的环境，他的乡愁更为强烈。比如在这封信中，苏轼很豁达地表示江水一大半来自“峨眉雪水”，安慰自己说“何必归乡”，但他的思乡之情其实已经溢于言表了。

不过，苏轼自有超然的气度，在朋友的帮助下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下，他渐渐安住在了黄州。有位朋友替他申请了一块城中的废地，苏轼亲自在那里耕种，就把这块地命名为东坡，他东坡居士的名号也是由此得来。谪居黄州的苏轼，在写给堂兄的信中也提到“自娱”的概念，他所谓的“自娱”，不是追求世俗之乐，而是内转的、自我省察的，信奉境随心转，所以，“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世间一切都可以成为他自适的对象。这封信里提到的“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以及他在黄州时期写下的《前赤壁赋》，更是他证得智慧的直接证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有一颗无往不安的心灵，人在哪里都可以安住，可以得到闲适的宁静喜悦。

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眉州，离峨眉山很近，靠近长江源头，所以他说过“我家江水初发源”。然而，宦海沉浮又让他不得不长期过着一种身不由己、四处漂泊的日子。反复的四处迁转、居无定所，淡化了他对家乡的执着，种下了处处皆可为家的理念，真正成为了一个随遇而安、不为境转的人。他在黄州的时候，说“吾本黄州民”，他在惠州的时候，说“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谪居海南的时候，说“我本海南民”。正如他在《定风波》词中所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词虽然是化用了一位歌伎的回答，但也表明了他随缘自适，总是能和在地的风物融为一体，去除自己的分别心，用智慧来超越苦难。 

尽管苏轼被贬黄州是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反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并且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虽然侥幸免于一死，但身心都备受摧残，而在这封短信的结尾，苏轼却还不忘继续调侃王安石的新法，说自己不用交助役钱。北宋刚开始实行的是免税法，但根据王安石新法的规定，本来可以享受免役待遇的对象也要缴纳助役钱。看起来这种调侃有点像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固然是由于他通信的对象是范子丰，是他极为信任的亲眷，但也表明苏轼并没有就此放弃对天下国事的关注，而他幽默诙谐的性情也一如既往，没有减损分毫，这是一位智者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地方。

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