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王澍（张雷 摄）

建筑学之危机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当时只有24岁的您写了一篇比较有轰动意义的文章——《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时隔多年再看，您当时对中国建筑危机的判断在当下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王澍：当时在中国建筑界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争论：到底是功能重要，还是形式重要。从实用主义出发，肯定是功能重要——建筑首先要实用，然后是坚固，然后是美观，这是传统建筑学的一个基本定义。国内建筑学此前对“形式”的讨论是避讳的，而我们所谓的形式实际上都是在模仿以前的——我们称之为“样式”，基本上没有新的创造。但我认为“形式”不仅是一个形状，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新的语言。所以当时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作为回应。

现在看来，我在1987年写的《危机》一文的核心精神，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当时预言的，或者说准备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我今天基本上做到了。

三联生活周刊：“江湖”上流传已久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您在《危机》一文里，把我们认为的大师都“批判”了个够。

王澍：我们中国的建筑学实际上长期处在没有理论批评的状态中，这是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之一。在那篇文章里，从梁思成开始，一直到我的导师，我把中国建筑界的大部分人物都点评了一遍。

比如说，在我看来，梁思成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整理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这个整理，对新建筑的发生并没有直接的贡献。梁思成先生其实是套用西方建筑史的一种办法；他们的研究对象集中于皇家系统里的建筑，所有民间的东西，包括中国园林，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里，或者说不是首要的选择，或许来不及做。另外，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不能简单套用。用西方石头的那一套东西，研究木制结构建筑体系，对木头这套东西潜在的破坏就特别大。

当时林徽因先生在文章里也曾提到，中国建筑里的木结构，而且是装配式的木结构，跟当时正在发生的西方现代建筑里的装配式的做法特别像。她觉得这里面潜力特别大。在林徽因看来，中国的传统建筑天然就是一个现代建筑。

很遗憾的是，这套说法只停留在一个“说法”上，因为种种原因，之后再没有任何的进展。而西方的一套现代的东西进来之后，它不只是艺术的形式和语言，而且是一整个生产体系。这套生产体系替换之后，中国的传统建筑传承之火被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