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工业

在东京港区南青山使馆集中的幽静地段，有一座名叫“丹麦公寓”的六层写字楼，作家村上春树的事务所就在楼房顶层。事务所是一个三室套间，房间内陈设简单：一张放着电脑的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圆形餐桌，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级畅销作家的办公会客之地，倒更像一间普通的租赁公寓。2003年一个初春的晴朗下午，中国翻译家林少华在这里和村上春树见面。

作家的穿着和房间陈设一样普通：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衣，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修剪出厚厚的刘海发型，再加上没有发胖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林少华回忆：“就连当然已经不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交谈时，“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言谈举止和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比如《挪威的森林》里边的渡边——差不太多，甚至说话用词，以至语调，给我的感觉真是几乎一模一样。笑容也不多，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全然没有大作家派头，也不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式的一般日本人。”

就是这样其貌不扬，甚至“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人，却创造了一个价值不菲的产业。1987年，村上春树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挪威的森林》仅在日本就有超过200万册的销量，相当于东京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本。从《挪威的森林》开始的“村上热”，像潮水一样席卷了全球。中国也是“村上”牌产品的重要消费国。自2001年来，《挪威的森林》仅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便印行22次。《海边的卡夫卡》面世两年多就印行26万册。这在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图书平均印数不足1万册的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林少华和他见面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将20卷本的《村上春树文集》出齐，这在全世界是第一次。“读者只看署名而不看标题的作品，只有村上春树的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他是《村上春树文集》的策划和编辑，仅经他一人之手编辑销售的村上春树作品就有800万本，折合码洋1.9亿元。

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一些现象级的作家或者文学作品，仅以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时的米兰·昆德拉，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曾是风靡一时的文化样本。但村上春树成就的是一个新现象：他不仅有《挪威的森林》这样超级单本畅销书，还创造出了一个长销不衰的产业链。从8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阅读热潮持续了20多年。从日本到东亚，再到欧美，“村上春树”就像一个出版市场上的流行品牌，一本碎碎叨叨、鸡毛蒜皮的薄薄随笔——原本是传统出版界的滞销货，贴上“村上”牌之后也能卖出好几万本。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他的接受度已经穿过了语言和虚构的边界。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在台北咖啡馆里，发现了村上春树轻食菜单——《且听风吟》里的腌牛肉三明治，《奇鸟行状录》中的番茄起司三明治，《舞！舞！舞！》中的莫查列拉番茄沙拉以及火腿意大利面，《寻羊冒险记》中的鲑鱼蘑菇杂菜饭，还有《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纪念保温咖啡杯。贴上“村上”牌的食物，卖价比普通午餐便当价格贵3～4倍。

从“村上工业”衍生出了“村上世界”：人们根据他小说中描述的菜肴出了“村上”的菜谱，在线音乐网站上传了村上春树爱听的古典、爵士和摇滚乐播放列表；日本札幌的海边开起了几家“海豚宾馆”，一个韩国公司组织了“海边的卡夫卡”关西旅游团，而波兰译者正在整理一个以东京为目的地的《1Q84》主题旅游导览……甚至一些并不符合大众趣味的作品，也因为他的引用而成为商业社会中的热销品。捷克古典音乐家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是一首并不柔和，甚至有些怪异的交响曲——紧张，激动，重叠杂乱，管弦乐队之后有15个喇叭手，像五首曲子在同一个房间里一较高低。这首交响曲在《1Q84》中开启叙事，并在小说中频频出现。村上春树曾说，他选择《小交响曲》是因为它完全不属于流行音乐，但在《1Q84》出版后，这首听起来并不舒适愉悦的交响曲流行开来，甚至世界级指挥家小泽征尔也对他表示了感谢，因为“他的唱片卖得很好”。

上世纪60年代风靡的日本披头士组合与“粉丝”狂欢

1960年，日本年轻人在酒吧听爵士乐

虽然“村上”品牌声名日隆，村上春树的事务所却一直设在青山区这家外表平常的事务所内，毗邻众多时尚小店，但楼房低矮敦实，保留着旧日的痕迹，仿佛对周遭时髦的邻居们不以为然。村上春树半开玩笑地称这里为“村上工业”的总部。仪容整洁、彬彬有礼的员工，赤脚在铺着地毯的房间内来回走动，利索地处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版权、版税、来访、合作等形形色色的要求。

个人主义者

与这位“村上工业”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生产者见面并不容易。村上春树对自己的生活有着近乎不近情理的低调和保护。他不上电视，不允许刊登自己的照片，不出席任何正规聚会，不参加任何社会团体，包括作协，鲜有登台演讲。在京都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闻讯赶来的媒体被坚拒门外。他远离所有文学性的群体活动，甚至连出任文学评奖评委等邀请也一概推掉——虽然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崭露头角。他也拒绝与出版商有任何正规事务之外的接触。林少华曾代表中国出版社与之交涉版权谈版税：“我曾透露过出版社想代以招待旅游的意思。他让秘书转告，钱多少都可以，但不喜欢什么招待旅游。”2003年林少华和他见面，据说是村上春树接待中国访客的两次之一——另一次是1996年，他的作品在中国流行前夕，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叶宗敏先生为引进《奇鸟行状录》的版权，曾和村上夫妇见过一次。为了这次会面，叶宗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叶宗敏知道村上事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俳句爱好者后，将自己创作的汉俳请人书写好后送给了她，这也成为能够直接同村上会面的润滑剂。见面前，“因为日本媒体当时鲜有村上先生的照片，所以他的形象有种神秘感。有位日本前卫派女诗人告诉我，村上穿的鞋子往往是不系鞋带的，所以我也想顺便核实一下。”叶宗敏对本刊记者回忆，“据说他曾做过酒吧，且在作品中屡屡出现浪漫情节，见面前想象他应是风流倜傥的气质吧。可当村上先生携夫人出现在我面前时，现实的他完全打碎了我的猜度。他个头约有1.72米，五官端正，如果非要找出他的面部特征，我觉得他的眉心比一般人稍宽一些。以前见过的日本文坛名流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发须或秃光头等文艺范儿十足的装扮，而村上先生却是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装束，休闲夹克、休闲裤、运动式休闲鞋。我看了，鞋子是系带子的。”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爆发学潮。村上春树选择远离学生运动

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正是日本“二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社会学家将生于1947～1949年的人称为“团块世代”：看着电视、翻着漫画、听着披头士、上大学后如火如荼投身学生运动的一代；他们占日本总人数大约5%，标志着日本“二战”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虽然出生时间属于“团块世代”，但村上春树的家庭却略有差别。“他的父母只有两个孩子，除了村上，还有一个妹妹。那个时候，日本人每个家庭都有五六个人，像村上这种家庭情况是很少的。”林少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