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式“现实主义”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1969年，在东京读大学二年级的渡边在大冢的小林书店里，和同学绿子合抱在她父亲的灵堂前，讲了以上这么些话。这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为数不多的明媚桥段，两个大学生纯粹抱在一起而不发生什么，这在性场面极度频繁的村上作品里倒显得特别。它像是春日梦中烂漫恣肆的呓语，出于一种对于一个女孩纯粹的喜欢和欢欣，说了一顿胡话。这部作品真正直指人心的是，它用两年的时间维度刻画了一个20岁男孩的内心世界，里面有青春、爱情、流行文化，也巧妙地囊括了社会与政治意识上的骚动。

它极具意识流特征，又不乏个人化的情绪流露和情感宣泄，使得它在村上的小说谱系里别具一格。虽然村上写了差不多37年小说，至今已有皇皇巨著《1Q84》，被他自称“综合小说”，但他早期的《挪威的森林》仍最为风靡。写于1987年，到2008年，这部小说在日本的总发行量达到878万本；中国是2001年初版，到了2004年累计销售100万本。在很多村上研究者看来，“洛阳纸贵”的代价是鲜有人讨论作品的创作技巧和经典性意义。

千禧年初的那几年，当我作为万千读者中的一员，读完这本小说、掩卷沉思时，一种作为异国异文化背景下的疑问、陌生、疏离甚至厌恶滚滚冲撞着我，但也夹杂着一丝对其纯文学性的膜拜和欣赏。其实村上写了一个可用一句话概括的青春感伤小说，却没有提供主人公旷课、酗酒玩摇滚、轮流泡妞的内在动因，而多年后再回看，正陡然理解，只有潜伏在作品里的时代玄机，才可能为人物那无来由似的乖张和出格行为做出解释。

说过“我不相信革命，我只相信爱情”的绿子在灵巧可人的语言的反面有那么一种反常和出格：“‘我，前些天在父亲这张遗像前脱光来着，脱得一丝不挂，让他看个一清二楚。像做瑜伽功似的。’绿子说道。‘这又何苦？’我不无惊诧地问。‘反正就是想给他看看。我身体的一半不是父亲的精子么？给他看看也是正当的嘛：这就是你女儿！当然，也同醉意有关。’”

在革命的对立面，她是否有意以身体运动反抗时代意识形态冲撞对学生生活的入侵？这点不得而知，村上通篇没有为任何一个人物的消极面提供因果缘由，而只是极尽自然主义地对其进行多棱面的描述。而这点，也许是没有体会过6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读者所极难消化的，小说中提及学生运动的桥段都是相当模糊的。

“1969年1月到2月之间的确出了不少事。5月底学校里闹学潮，他们叫嚣着要‘大学解体。好哇！要解体就快呀！我心想。让它解体，然后搞得七零八落的，再用脚去踩个粉碎好了！”这里它虽然点出“大学解体”，但渡边的立场是始终游移在冲突的边缘，甚至是自甘消极的。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范围掀起一股学生左翼热潮，在日本以“全共斗”（东京大学全国共斗联会）为代表，7000名学生参与了“安田讲堂封锁事件”，叫嚣着罢课。

作为深深烙入日本战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1969事件”，村上丝毫不用全景式的处理。无所事事的渡边开始四处游荡着找零工，五天货运行、三天唱片行，晚上在市中心宿舍喝喝威士忌看看书……那一年，“令我一筹莫展地想起了泥淖……周围的人早已跑到前方，只有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泞中拖沓着爬来爬去。在我周遭的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约翰·科尔特朗这些名人都死了。人人呼吁改革，仿佛看见改革就在不远的地方到来”。

村上在表达主人公对于革命的失望之余，特意置入了像约翰·科尔特朗（John Coltrane）这样的美国爵士乐先驱，一个人来带出虚幻空洞的革命，又能熨帖地落到大学男生的心头之好，这就是村上的叙述特色，不动声色地公中见私，公私交融。对高官之子永泽的描绘也有些幽默色彩。他告诉渡边自己吞蛞蝓的经历，那是他代表新生去跟右派分子沟通，对方是抄家伙的，要他吞蛞蝓。“我说好哇！我吞！然后就吞啦！他们居然找了三只好大的。”

在非常时期，他的人物说出来的话都是内向性的描述。“吞蛞蝓的感觉只有吞过的人才会知道。那种咕噜一声通过喉咙，然后一下子掉到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咧！”渡边惊讶地聆听着朋友这种极具私人化的感官体验，在严肃的时代事件下凸显出的黑色幽默类似王小波写王二内心活动时的笔调，有反嘲和戏谑，与道不行的社会展开个性化的张弛和角逐。

1991年，村上按捺不住如潮的好评里对他的“误读”，写了一篇文章澄清自己对此作品的定位：“一言以蔽之，这不是一部激进小说、高雅小说、理性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也不是实验小说。这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对众人沉浸在三角恋故事的情节里，而不讨论作品创作手法“颇感意外”。确实，当我们在中国谈论此作品时，我们过多地谈论了直子和绿子间的优与劣，沉浸在对女主人公的两相比较中，津津乐道于渡边到底更爱谁……村上春树对公众普遍的“恋爱小说”这一看法提出异议，他说他并不认为描写爱与被爱、抛弃与被抛弃就是恋爱小说，何况《挪威的森林》没有在这方面增色很多，“恋爱小说的内涵，至今我也不清楚”。

描写男女之事，但却没有情与爱的心理过程描写，是村上小说的另一特色。哪怕在直子死后，渡边的内心活动也被外化成行为，用自然主义表现出来。“那以后的三天时间里，我见到电影院就进，从头到尾把大凡东京上映的电影看了个遍……”2010年，在出版《1Q84》的日本新潮社和村上的对谈中，后者提到这部作品，说是自己“刻意去写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有人认为这是他对现实主义改造的、深植在后现代土壤里的转基因产品，无论如何，村上在这部作品的题记里，认真地写过“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

青春残酷物语

有一天有什么俘获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蕊、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巾、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那年秋天黄昏俘获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

——《1973年的弹子球》

“上世纪20年代，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派与古崎润一郎为代表的故事派产生过争论，前者认为小说可以没有故事情节，故事情节是明治维新以后西方的小说传入日本的舶来品，所以他认为本土小说是一向以自然为美，可以不要情节。”就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前几个小时，我和《1Q84》中文版译者施小炜聊起了村上和日本文学的传统问题，我认为村上春树的早期小说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