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32年，秦与六国的战争进入决战阶段。起初虽被赵将李牧阻拦，但六国经过长期打击已如大厦将倾，调整了主攻顺序的秦恍如摧枯拉朽，10年时间完成了150年的任务。

赵国灭亡:两个“军国主义”的碰撞

按照梁启超说法，战国“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唯秦与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使赵国比秦国更早走上军事化道路，这个巨大变革也反映在墓葬中。1997年，邯郸城附近的赵王陵被盗，“从外地来的盗墓者在田野中打了很大的一个洞”,其中三匹很写实的青铜战马雕塑被警方从伦敦古玩市场上追回，现在陈列在邯郸市博物馆。“根据这几匹战马，我们推断这个被盗的墓有可能是赵武灵王的。”博物馆馆长，也是赵文化专家郝良真说。

“灭赵之战是秦统一战争中最艰难的战争，秦军几次惨败，又几次罢兵而归。”研究秦军事的陕西学者郭淑珍总结。

其实从“灭绝性”的长平之战结束后，赵国已经只能进行保卫战了。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了赵45万降卒。尽管史学界对此多有争论，但古战场遗址上大量出土的被坑杀的降卒骨架，说明了长平之战的残酷。

公元前259年，长平之战次年的“邯郸保卫战”时，赵国已经没有什么成年人兵力，“丞相家的女仆都被编入军队，守城的廉颇带领的很可能是娃娃兵”。当时记载的赵军是“孤幼”组成，邯郸城被困三年，城内居民“炊骨易子而食”，平原君散家财鼓舞士气，胜利原因来自于外力——信陵君窃符救赵，赵使毛遂拿着三尺之剑威胁楚国出兵，“不靠几国联合，邯郸保卫战不可能胜利”。

邯郸保卫战给了赵国十多年喘息机会，但秦王政并没有放松进攻，公元前236年，燕赵混战，“少而好兵，始皇师之”的王翦被任命为秦军主帅，率众攻赵。他大刀阔斧地删减了冗员，“无功小吏全部遣归”，连克赵国阉于、安阳等城。驻守北境防备匈奴的赵国大将李牧于是登场。“按照推论，李牧当时带领的就是骑兵。”郝良真说。当时骑兵很稀少，所以李牧部队的威慑力很强。赵国军队所穿服装早已是改进过的胡服:上身为窄袖，系有围裙似的铠甲，下身为绑腿——此时还没有穿裤的习惯。这种胡服在战国晚期就不是赵一家的装束了，秦军也是如此，大量出土的秦俑就能证明这点。

这支以骑兵为主的队伍沿太行山隘道布防，秦军无法突破，于是只好罢兵休战。第二年，赵悼襄王死，被《史记·赵世家》称为“素无行”的迁成为赵王。虽然赵王迁无能，但赵军的强悍、善战还是给了赵国几次胜利。“战国晚期，强大的秦军已经使各国望风披靡，但是赵国还能取胜，不能不说赵也是军事强国。”公元前229年，赵国发生地震和旱灾，人心恐慌，街头流行“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的歌谣，“很难说是不是秦国的间谍来传播的这种谣言，当时各国都有庞大的间谍队伍”。

王翦趁机率十万秦军直扑邯郸城北。赵国以李牧为帅，李牧采用避而不战的策略，守在邯郸城内。秦国间谍用重金收买了赵国权臣郭开，诬告李牧有谋反之心。

“关于李牧的死有两种记载。”河北师范大学的老师白国红说，“当时带军将领都是临战受命，由王将代表兵权的虎符交给他，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是空言，王随时可以收回兵权，赵王迁派人收兵权，见李牧不肯交出兵权，他更加怀疑李牧有谋反之心，结果李牧被赐死。另一种记载是，李牧上朝跪拜时，由于他有病，两只手一长一短，所以靠一个东西撑着，结果郭开就诬陷他带有匕首，有刺王的嫌疑，被赐死。”

李牧的死亡使赵军处于一派混乱，王翦利用这个机会克邯郸，赵王迁被俘获。

“其实赵国的失败是定局。”郝良真说，他一直认为，赵国只进行了一条腿走路的军事改革，“长平之战、邯郸保卫战中，赵都要到他国去借粮，说明国内的经济跟不上。”而秦在攻占了富裕的巴蜀后，早已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另外，“赵国的宗法贵族一直很有势力，在赵国，非宗法贵族很难封君，像廉颇、李牧这种大将都是军功赫赫，不得已才被封君，与秦国差别很大。”白国红说。在秦国，宗法制度被商鞅变法所击溃，军功完全可以改变一个普通人的社会地位，据推测，秦军主帅王翦就是行伍出身，靠军功发家的。

据推断，赵国的王城就毁灭于公元前229年赵亡之时。站在现在邯郸西部赵王城最大的宫殿遗址，老百姓俗称“龙台”的最高处，还是能看出赵王城当年规模:赵王城是各国都城中最早采用近乎中轴线建筑方式的，龙台前面，还有几个掩藏于大片庄稼地之中的土台遗址，当年这些土台之上都有巍峨宫殿。“1940年日本学者来挖掘时，还看见了土台上环廊式结构的部分石基。”现在龙台之上，被附近村民盖了两座小庙，香火很旺，许多来还愿的人在这里插了高高的旗帜，这也是当地文物保管部门最痛恨的行为，赵王城文物保管所的刘东光所长说:“和遗址保护太相背离了。”

继上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的首次挖掘后，50年代河北省开始组织大规模清理，赵王城的规模很早就清晰化了。刘东光说:“基本上是个品字形的王城，有5.12平方公里面积。”当时只是挖掘出王城遗址所在，百姓居住的大北城在哪里还不清晰，“我们也疑惑，怎么号称当时五大都会的邯郸还不如燕下都面积大”。70年代，邯郸城建发展，挖掘增多，逐渐明确了大北城的轮廓，果然是一座庞大的都城。郝良真说:“当时赵文化发展到很高地步，男子善于慷慨悲歌，女子善于‘弹弦跕躧’——姿势极其优美，否则不会有人来邯郸学步。”

刺客没能挡住秦军步伐

易水的断流已经有近五年历史，“风萧萧兮易水寒”也就成为想象中的场景了。按照燕下都文物保管所副所长隗玉忠的说法，这是华北地区最近几年的普遍干旱造成的，干涸的河床里有挖沙船在挖掘河底的细沙，挖沙是一项无本的买卖。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北易县，沙厂的效益还不错。

当年荆轲出发的痕迹早已经荡然无存，夹杂在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的燕下都，如今已是广阔的庄稼地，收割后的玉米田显得很荒凉，在大片的田地间耸立的若干高台，就是当年建筑物的地基遗址。而城门遗址却不能完全确定，唯一能推测的是荆轲出南城，向秦进发，燕太子丹率众送到南城边的中易水而止步。“河流对面就是赵国，太子丹只能将荆轲送到河边。”白国红说。战国末年，燕国和赵国虽然都面临共同的强大敌人——秦，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缓和。在长平之战后，燕还两次对赵国发动了攻击，都以失败告终。几次战争，并不完全是燕国在挑衅，在战国末期，各国之间只能不断发起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

在某种程度上，燕下都的修建就是出于军事目的，燕人的都城本在蓟，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已经大致推断出蓟城所在方位，东西长3000米，南北长约4000米，北京现在的牛街就是其东边边界，与战国时其他国家的都城面积相差不大。

为抵御军事强国赵的进攻，也为抗衡北方的各个游牧民族，在距蓟不远的燕国边界，又修建了下都“武阳城”（但当地的文物工作者说，“武阳城”仅仅是指燕下都东西两城中的“东城”，所以并不能用武阳城来称呼燕下都）。

燕昭王时期开始陆续营建下都，到战国末期，燕下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都市:根据从50年代陆续开始的考古发现，现在已完全明了燕下都的整个布局。下都的西城完全是巨大的兵营，里面没有什么居民生活的痕迹，反倒是武器库和粮仓所在。东城内有伪装成粮仓的巨大坟墓群“虚粮冢”，其高度高过了城墙，来窥探的各国间谍如果不进城，肯定会误会燕国的粮食储备，夸大燕的实力。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于90年代发现的城南14座人头坑墓葬群，每个坑里至少有2000个人头骨，头骨上有明显砍杀痕迹，现在已经不知道是燕国哪次战争留下的残酷痕迹，但可以明确地说明——战火中的燕下都从存在那一天起，就没有过片刻的和平。

到了燕国晚期，燕下都更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要地，下都与上都互为掎角之势，燕人多次在下都抵御南来的进攻，上都免受破坏。“这里的老百姓种庄稼时，挖到1米深就有很多的青铜箭镞。”这些陈列在燕下都文保所的青铜箭镞，看起来很小，但据说杀伤力很强，“射程很远”。虽然还出土了若干铁剑和铁戈，但是当时燕还是以青铜兵器为主，青铜器的铸造已经非常成熟，知道怎样加入适量的锡使其坚硬而不脆，下面是木柄的青铜长剑可以刺杀2米外的敌人。

但是这些强兵利器并不能保证燕国安全。赵国灭亡后，秦军已屯兵于中山（现河北省定县），太子丹忧心如焚、心神慌乱，当时他的师傅鞠武建议他北联匈奴，南联齐楚，但是太子丹觉得这需要时间，他已经无法再等。于是燕人田光被鞠武举荐给了太子丹，田光的出现，为荆轲的出场做了铺垫，他在劝说荆轲去行刺嬴政后，为秘密不泄露立刻自杀，这种义气刺激了荆轲。而燕下都也成为太子丹和荆轲谋刺秦王的据点。

关于荆轲的事迹，最充实的还是《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记录，司马迁强调了荆轲的不拘小节和怕事，他最好的朋友是燕市上的狗屠和击筑的高渐离，每日与他们“饮于燕市，酒酣而往”。而软弱似乎成为他的另一特征，无论赌博还是论剑，对方一瞪眼，他就害怕。但是按照白国红的研究，出生于齐国没落贵族——庆氏家族的荆轲交游十分广阔，“他和各阶层都有交往，很受当时人们的尊敬，人们称呼其为‘荆卿’、‘庆卿’，‘卿’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使用的尊称。如果真怕事，他不可能接受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而唐人传奇给了荆轲更好的解释，胆小怕事只是表面文章，他是真正的‘骨勇’之人。类似于小说家言的《燕丹子》记录了太子丹是如何礼遇荆轲的，荆轲喜欢一匹千里马，结果太子丹立刻把千里马肝取出来献给他，荆轲称赞一名女子琴弹得好，结果她的手也被砍下来奉上，白国红说:“今天我们看起来残酷的事实，当时人也许不觉得——当时这女子不过是奴隶，是私产，太子丹这么做，不过是表示自己的财产及一切任由荆轲掌握罢了。”

太子丹和嬴政幼年都在赵国为人质，本来有一定的渊源，可是成年后太子丹又去秦为人质时，嬴政对他很不友好，所以有历史学家分析，太子丹的行刺中有私人恩怨，但是到了此时，私人恩怨和燕国存亡已无法分开。荆轲带着两个使命去了秦国，上策是效仿春秋时曹沫劫齐桓公，由荆轲劫持秦王，逼他签署协议归还燕国土地，保证不攻打燕国，“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春秋时期尚未完全‘礼崩’，齐桓公才有可能签字保证，而战国时，没有人再接受条约的束缚”。即使嬴政真受迫签字，荆轲也不可能活着离开宫廷，所以上策完全是空想，下策就是刺杀。

尽管《史记》中的一些记载被历史学家视为小说家的想象，但是在秦宫廷上所发生的这一幕完全是有根据的，司马迁曾经见到了当时宫廷医生夏无且的两个朋友，听他们描绘了整个过程。当时秦王政的长剑无法拔出来，而众多的武装者未受宣召无法上殿，面对着拿着匕首的荆轲，嬴政只能逃跑，是夏无且用药箱砸向荆轲，才使嬴政有机会抽剑砍杀荆轲。

失败的刺杀激怒了秦王政，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增兵会同驻扎在中山的王翦大军，大举进攻燕国，燕国沿易水布阵，当年的易水“深广难渡”，王翦主力回到易水上游山地，渡河后从后面包抄燕军，击败燕军，当年冬天攻克燕上都蓟，燕王喜和太子丹逃亡辽东，因为秦将李信的猛追，燕王杀太子丹以谢罪，但是公元前222年，燕王喜还是被俘获，燕国彻底灭亡。易县现在还有燕子塔和荆轲塔用以纪念太子丹和荆轲，这两座原建于辽代的十三层佛塔是明朝年间重新修建的，修整时原始的用途早已不明，被分别归于两人名下。

燕国都城被占后，没有消灭的国家还剩下魏、楚、齐三国。其中魏早已连年受秦蚕食，公元前225年，秦军进攻大梁，见城坚固，秦军采用筑渠引水的办法水攻大梁，历时三月城坏，魏国亡。当时的齐国早已不是春秋时代的强国模样，早已“西向事秦”，多年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甚至几次想去秦朝拜秦王，被人劝阻方罢。此时，秦唯一的强敌就是楚国了。

制度化的秦军事体系

公元前226年的灭楚之战，充分显示了秦国老将王翦的为人之道。按照台湾历史学者陈文德的看法，秦灭六国的主要军事首领王翦和尉缭是最了解秦王政的两人，当时，这两个人曾经对秦王政发表了相当直接的看法。

按照《史记·秦本记》里的记载，尉缭本姓缭，是魏大梁人，公元前237年到秦，秦王政当时已消灭了吕不韦的势力，大权完全掌握于一人之手，缭进言说，当前秦国力量消灭各国已经没有问题，但要是各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就难说结果了，所以他建议不吝财物，贿赂各国的权臣，“不用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政大喜，采用了他的建议。但缭很快看出秦王政的为人，觉得他“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认为“不可与久游”。但他最终还是被秦王政留了下来，任命为掌管全国军队的国尉，因此他被称为“尉缭”。

曾有人认为尉缭是虚构的人物，认为他评价秦王政和春秋时范蠡评价勾践的说法很像，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著作《尉缭子》也是后人伪作，但是银雀山一号汉墓发现了竹简《尉缭子》却证明了《史记》的记载真实可信，尉缭的战略战术通过这本书在秦军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比如他规定的战阵排列“有内向，有外向，有坐阵，有立阵”。而秦兵马俑证明当时的军阵正是这样排列。

进攻楚国前，秦王政征求王翦意见，问他需要多少兵马，王翦觉得“非60万人不可”，而刚大破燕军的“年少壮勇”的秦将李信则说只要20万，秦王政觉得王翦“老矣，何怯也”，遂令李信带兵进攻楚国，王翦称病退回了老家频阳养病。

李信被项燕率领的楚军大败，秦王政轻车快马来到频阳请王翦出山，“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王翦才带着60万人进攻楚国。

按照陈文德的看法，王翦和秦王政还有一种微妙关系，那就是王翦很明白，秦王害怕他带兵作乱，所以他在临出发前，故意对送他到灞上的秦王要求大量田园土地作为赏赐。等大军到了边境，他又派使者回咸阳向秦王要田园之赏，部属都觉得这样会激怒秦王，王翦解释，以秦王政的多疑，给了自己全国之兵，难免不产生怀疑。求他多赐田园，正是表明他完全没有异心。王翦进入楚境后一直坚壁自守，养士气，与楚军相持经年，一直和士兵同食的他看到士兵“方投石超距”后，立刻带领士气旺盛秦军攻向楚军，楚军大败，第二年，秦军又攻下了楚国的首都寿春，寿春已是楚为了逃避秦的攻击而建的新都了，楚国就此灭亡。

但是“秦的军事力量之强大，肯定不是个别人物的原因”。陕西学者郭淑珍说。起作用的更是当时的军事体制。根据兵马俑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在兵马俑出土的大量武器上都可以看见刻辞，从秦王政开始，中央督造的兵器上都有近乎统一的刻辞，兵器基本上都由四级铸造，各个级别的建造者的姓名都刻在上面，“兵器督造制度非常严格”。刻上名字等于又明确了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当时，只有同样是军事强国的赵奉行同样制度。

而当时的《金布律》把一件衣服所用的衣服原料、铠甲所用的甲叶数目、油漆的好坏都规定了，防止了各个环节有人偷工减料或者超支原料费。“完全是严酷的举国军事体制。”

而各种律令的严格又等于标准化了兵器的生产，“秦俑出土的青铜剑长度不同，适合各个高度的人使用，但是剑格和剑首收缩的曲线完全相同，这样的标准化生产能保证秦扩张所需要的兵器能快速而源源不断地生产”。

秦军有上乘的弓弩，屈原曾写过，“带长剑兮挟秦弓”，按照郭淑珍的研究，秦王政时期所使用的弓弩比战国早期的改动了很多，射程远了很多，“当时小弩射程150米，大弩射程有900米”。长平之战中，千军万马混战中的赵括就是被秦弩兵射杀的。

战国末期，本来魏、韩的战斗力也不弱，“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但是韩在秦的进攻前还是不堪一击;魏国的武卒训练有素，负重状态下“日中而趋百里”，但是这样的战士看见秦兵也望风败北。《汉书·刑法制》记载:“齐之技击（齐军战士）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战国末年，秦军已经达到了所向披靡的状态。公元前221年，灭亡了燕的秦大将王贲带兵向南攻打齐国，秦军一到，齐国土崩瓦解，齐亡，战国历史就此结束。

统一后的秦疆域

公元前221年，秦代的国土四境究竟在何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是，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而两年后的琅台刻石也有“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的说法，所以，历朝历代认为秦初版图巨大无比:东到大海，西到甘肃西部，北到鄂尔多斯草原，南至今越南中部，历史学家林剑鸣的解释和《史记》不尽相同。他觉得，《史记》中其他地方的记载和这个记录有矛盾，其实“河南地”“北向户”都是秦统一后七八年才征服的，大概是由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初疆域并不是当时的实况，而是概况了秦代建立以后继续征服的形式，以至于引起后人的误解。

秦初并天下，疆域的南方边界，应该是西起四川成都，经贵州思南、湖南郴州一直到浙江绍兴，北面则到云中、雁门等郡，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大青山以南，南北两线外，分布着古代的少数民族，南方的越人和夷人，北方的匈奴等胡人，当时这些地区都未统一于秦的郡县之内，秦的任务就是统一边疆。

于是，秦军在灭六国后开始了“三年不解甲驰弩”的过程，当时占领南方的“百越”的越人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断发文身、食异物、巢居”，七八岁举行拔牙仪式，秦军在极其艰难的战斗后攻打了闽越和南越，《淮南子》记载，越人常常在夜间对秦军发起攻击，最严重的战斗伤亡中“伏尸流血数十万”。到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才在岭南设郡。

而几代为秦将的蒙氏家族中，蒙恬已经成为军事统帅，他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带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夺取河套以南地区，开始将战国时代的秦、赵、燕三国长城联为一体的万里长城工程。“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在他镇守的十几年里，匈奴始终没有南下。但是蒙恬对自己的这项功绩并不满意，他临死时自我谴责，认为罪当死，万里长城的修建，“此其中不绝地脉哉？”

按照历史学家葛剑雄的分析，虽然秦代的统一已经达到了空前规模，但是，在南方新占领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贵州等地，秦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部族的“君长”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属于“打完就跑”的状态，“即使到北方大草原上立下了碑刻，记载着秦的占领，也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游牧民族随时可能会回来。

如果从秦灭六国算起，到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的统一维持了12年。如果从秦始皇完成疆域的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