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当时中国人的著作中并不多见，西方人大部分体育活动是在各种“总会”内部进行的，中国人没有机会看见。

刚到上海的外国侨民安顿好之后，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社交和健身场地，根据哈瑞特·萨金特在《上海的英国人》中的描写，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最著名的英国人俱乐部有三家——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现在的静安寺附近，整个面积35亩，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其网球场和游泳池。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被介绍给相关委员会，能成为它的成员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而上海总会就是今天的东风饭店，当时就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名利场，它最著名的是其马蒂尼酒，100英尺长的吧台和严格的入会规定:班格尔勋爵对哈瑞特·萨金特回忆，他是经过“严厉盘问”才加入的，而这加入是一种荣誉。当时女性和华人不能进入总会，一位华人高官被拒绝，而女性被拒绝的故事则被画进了漫画。画上有女人打电话进入总会，询问丈夫是否在里面活动，她连丈夫的姓名还没有说出，门房就回答说:“不管你丈夫是谁，从来没有任何人的丈夫来过这里。”每天下午，在长吧台前下棋，喝亚洲最好的鸡尾酒，看黄浦江上的轮船缓缓行驶，是会员们特殊的享受。

跑马总会里的游泳池是上海最早的游泳池之一，1892年由侨民查尔斯·麦尼设计，总共花费银子4900两，长30米，宽9.6米，池壁厚100厘米，周围还挖有供吐痰用的水沟，当时在这里游泳是一件需要层层把关的事情:入会费5两白银，只限于侨民中的男性，要由两名会员推荐才可以入会。21岁以下的青年凭借父亲的证件游泳也被拒绝，拖欠会费会被开除。后来这个规定有所松动，但是女性和孩子也只限于专场可以出现，这时候所有的男性泳者都不会来，“似乎她们是需要回避的物质”。1933年出版的《上海史料汇编》还抱怨，在这个股份公司式的游泳池游泳，除非你先当股东。

与英国人的总会成为对手的是法国人创办的法国总会，法国总会位于南昌路上，占地4公顷，现在是上海的科学会堂所在地。透过黄绿色波浪状的玻璃相间的新艺术风格的大窗，还可以看见当年“有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的豪华的双螺旋楼梯”还在那里，只是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而楼梯旁的大台球房，刚建好的时候有13张大台球桌的地方，现在已经是一个会议室，只有一群老年人在那里开会，台球桌早就消失了。

当时为了和英国人竞争，法国总会里设计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游泳池，装备了可拆卸的阶梯座位，可以容纳1000个人观看游泳，游泳池内所有地方都装有蓝白瓷砖，“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漂亮的游泳池”之一。但是现在这个游泳池已经彻底消失，连准确地方都无法说清，工作人员努力回忆说:“似乎是刚解放就被拆了。”而游泳池旁边的舞厅还在，当时这里铺设的是浅色槭木地板，地板下面是坚硬的木质小搁栅，上面还安装着小弹簧，以便跳舞的时候更加有起伏——特别是跳华尔兹的时候。

进入法国总会同样要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批准，他们用黑白两色球投票，黑色球多的人就落选，没有资格加入法国总会。法国总会是允许女性进入的，经常在这里出入的女性有英国、法国的达官贵妇以及名门小姐，是当时所谓“气质高雅”的女人最爱来的地方。但是《上海的法国人》中提到，当时还有矜持的法国贵妇把这里看成一个不好的地方，“这种场合很少有好人，不是骗子，就是坏女人”。

这些门禁森严的总会一般中国人无法进入，也就使上海最早的体育活动局限于侨民当中。按照记载，这些侨民在总会内的主要体育活动有网球、游泳、棋类和拳击等。当时的中国人始终无法完全理解这些运动的意义，即使博学如王韬也面对健身房里的各种运动目瞪口呆:“有若秋千之戏者，一足踏板上，一手执绳，令其四面旋转。”这种运动被他总结为是西方人恐怕自己日久筋骨无力，而要习惯日常“角力”。

学者罗苏文研究发现，各种总会都接纳日本人，但是华人就是不能进入，华人要宴请外国人，或者外国人要宴请他们的华人朋友，只能选择装饰同属一流，但是却没有什么体育运动设施的百乐门饭店或者国际饭店。

而另外一项室外活动中国观众很多，但是被中国人大加指责，那就是英国人热衷的“撒纸赛马”，撒纸赛马起源于英国的猎狐，在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结果英国人发明了在郊外的草地上撒纸进行赛马活动。1863年12月进行了第一场比赛，第一名是布鲁姆的“泥泞”，用以纪念当时他进入的一片沼泽地，当时中国文人把这种行为视为“发疯”，大加批判。英国人办的《北华晨报》反唇相讥说:“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上午读书，下午跑马，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才像一潭死水。”

根据班格尔勋爵对哈瑞特·萨金特的回忆，撒纸赛马介于打猎和赛跑之间，从起点出发，经过两英里外的一个关口，剩下的路程就成了竞赛，胜利者可以穿上粉红色的上衣，戴上帽子，班格尔勋爵承认自己的失败:“第一次，有个愤怒的农民挥动着带刺的木棒，在后面撵我，第二次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不得不走了好几里才回家。”

赛季一般在11月到次年3月进行，因为当时庄稼已经收割完毕。但是农民们还是不满，他们不断地反对这种在农田里奔跑的赛马——威利·格里弗就发现了菜地里的陷阱，“赔偿给农民多少庄稼损失费也没有用，他们就觉得你们在发疯”。中国农民们还喜欢改变路标，然后坐在一边，哈哈大笑，看这些骑马者出洋相。他们喜欢把这些骑马者骗进又冷又臭的河浜里，威利·格里弗回忆说:“水太深，简直是在游泳。”因为危险，所以每次比赛都有医生跟随。

这些骑马者觉得，有些倒霉事只有在上海才会发生:一个骑马的女人撞上了死人骨头，很不舒服;而另一个骑马者发现自己的圆顶礼帽丢了，结果送回帽子的农民索取的价格和找到一匹马的价钱一样高，威利·格里弗还曾经被一群人埋伏，他们带着枪，把他逼迫下马，威胁他交钱，“可是谁会在骑马时候带钱？”双方僵持了很久。

法国人习惯开着船去打猎，他们豪华的蒸汽船上甚至有客厅、卧室和厨房，可以待上十几天，船行走在上海近郊，到了可以打猎处，男人们就上岸了。郊区是打野鸡、野鸭的好地方，还有大量的鹌鹑和野兔。1920年左右，随着河道越来越少，船屋也少了，代之以汽车，可是野鸡还是很多，法国人西卡尔在近郊散步，一次射死了十来只野鸡。

历史学家熊月之分析，当时上海的外侨社会由于有特殊的“上海心理”，以至他们形成了凌驾于华人社会之上的特殊小社会。所谓“上海心理”，指的是他们一方面享有特权，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闯入者”，有不安全感。只有他们在文化上的优势明显时，他们才获得完全的优势地位和心理特权。体育活动就是他们的“文化优势”，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传播给华人的。

与这些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侨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传教士，无论是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还是青年会所创立的各个体育场馆，都是面对中国人的。上海学者郎静研究近代上海体育，她发现，青年会通过传播体育来吸收教众是他们的既定方针。“20世纪初成立的上海青年会体育部最早组织中国商人来活动。”上午的活动是体操和淋浴，然后在休息室拉胡琴和唱京剧，晚上开设墙手球、篮球、排球班，当时上海的青年会体育部主任晏斯纳就是中国第一届全运会的筹备者之一。为了进一步开展体育活动，1907年，晏斯纳他们在上海的山阴路一带设立了户外运动场，当时周围都还是农田，这个户外运动场也无非是农田去掉了庄稼杂草而已。“为了让中国人来参加，还准备了很多免费的茶点来招待。”周六下午的竞走、赛跑、跳远、网球等运动在农民的围观下进行，“有辫子的中国教友跳高的样子，被画家画进了当时的画报上嘲讽”。

现在的上海体育俱乐部，就是青年会于1928年建成的供中国人使用的公共体育馆。“那里面的游泳池是上海最早的温水游泳池，有两个沙滤设备，可以循环用水。”现年已经82岁的上海老人杨健苏回忆，他第一次游泳时刚9岁，除了看过洋人“泅水”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去游泳。他父亲是青年会发展的信徒，很坚定地执行一切青年会的号召，把他扔进水里就不管了，“我在水里扑腾了很久”，后来才发现，游泳池分深水和浅水，最浅的地方，他踮着脚也可以露出水面，他才不叫唤了——当时没有女性游泳，女性有专门的女青年会游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