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核心成员在讨论中，正中为现任评选委员会主席（图片由埃斯普马克先生提供） )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1930～ ）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现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并长期出任其中五院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主席（1988～2004）。著作有长篇小说系列《遗忘的年代》、《伏尔泰的旅程》、诗集11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著作曾有李之义的中译本出版，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外，中文还出版有诗集《黑银河》（李笠翻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埃斯普马克还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公众反应褒贬不一。反对者虽大都肯定其文学成就，但质疑莫言的政治身份。《三联生活周刊》由此特地约请旅瑞中文作家、翻译家万之致电埃斯普马克，就瑞典学院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发表看法。埃斯普马克写了书面答复，并先经过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皮特·恩格伦认可后发给万之。万之全文翻译如下：

诗与社会

我不愿意说，作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作为个人的作家在面对自己的良知和社会时自己来处理的事情。我只为我自己说话。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有一种双重的地位。它是一个自在的小世界，邀请读者进来根据这个小世界自己的特殊状况得到体验。

( 谢尔·埃斯普马克 )

但这个微观世界同时又会强制外在的大千世界清晰可见。诗作能够让围绕我们的那个不定形状的现实显示它的面目。而这完全自然地意味着，作品在多方面也会有一种政治的内涵。

对我来说，作家的责任始终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在我的创作中也为那些当下的实际问题提供一个位置——在这方面，写报刊文章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而我关注的是更广泛而有概括性的问题。我在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中，是从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命运出发，透视文化、政治及经济的状况，而这一切都是在遍布世界的集体失忆的象征中表现。

我特别赞赏人格的重要性，就是所谓公民勇气。在我的小说《面对第三帝国的贝拉·巴托克》中，我描写了一位少有的勇敢的艺术家对纳粹帝国的抗争。而我正在写的小说《霍夫曼的辩护》中，我再现了这位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官兼诗人如何独自一人面对在19世纪上半叶横扫欧洲的保守压力。

政治不是焦点。但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

这是作家的责任带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谢尔·埃斯普马克

注一：万之翻译中曾致电埃斯普马克，证实标题的“诗”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诗”，泛指文学。

注二：“公民勇气”原文为civilkuraget，指有勇气参与公共事务。

注三：贝拉·巴托克（匈牙利语Bartók Béla Viktor János，1881～1945）是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民间音乐学家。曾有论者将其成就与贝多芬相提并论。

注四：霍夫曼（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1776～1822）为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