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与“私”：交叉摇曳的边界

徐菁菁：我想对于三联中读的用户来说，张老师应该是不陌生的了。张志安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委会理事长。在三联中读精品课《从现象出发的传播学》当中担任“平台”一讲的主持人。

张志安：我想用4句话来展开我的交流和我的观点。

第一句话就是媒介变迁中的公和私，我想用历史的维度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媒介技术的革命，在这样的传播革命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公和私的变化。

第二句是观念流动中的公和私，其实我更想探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对公和私观念的认识是流动的，这种流动的观念大概有怎样的特点？

第三，谈一下不同平台上的公和私，也是我们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比方说微信的公和私、小红书的公和私，或者朋友圈的公和私，我们一起看看不同的平台的边界。

那么第四个也想谈一下我们在边界转换中的公和私，就是我们的私人表达，我们的公共表达，它这种边界是怎么来被定义和被转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和私的特点是什么？

媒介变迁：消失的公和私的边界

张志安：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间，我们的大众媒介、社交网络的发生的变化，大概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叫做生活中有媒介，这个媒介其实就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大众传媒”，例如报纸、广播、电视。过去生活中的媒介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更多是一个“公”的领域，其实一般的受众是有比较少的机会能够去接触它的，我们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私人的生活领域里面进行社会交往。

如果我们要进入到公的领域，就会把媒介叫做“中介”。过去比方说我们给媒体投诉，或者爆料，或者有机会做个电视的访谈节目，参与到媒介的生产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公和私的边界媒介是会帮我们把握的。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个人的隐私部分，比方说我们拍到未成年人上电视的时候，电视会给他打的马赛克，或者是我们哪怕是在大众媒体中去谈及个人的隐私，这种隐私如果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伤害的话，大众媒体也会对我们进行保护。

过去讲生活中有媒介的时候，媒介更多是一种大众媒介，公和私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大众媒介会帮助个人去把握边界。

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社交网络兴起以后，我们就生活在媒介中了，这个媒介就是我们的社交网络、互联网平台。我们今天已经随时随地连接在网络上，通过手机然后实现了大规模同时在线，同时交互。

当我们生活在媒介中的时候，媒介就是一个社交网络，让我们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把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把我们个人和社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其实生活在媒介中的时候，媒介就模糊了公和私的边界。比方说在微博上或者微信上的时候，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边界是模糊的，我们一会儿在点对点地进行两个人之间非常隐私的沟通，一会儿我们的沟通可能进入到一个群里，相对规模大一点地跟家人或者跟同学群跟同事群沟通，一会儿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发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感受，但一不小心还有全部内容可能又会被截图扩散到社区论坛和大众媒介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随时随地生活在媒介中的时候，就不再有人替我们把关，更多要靠个人对自己的公和私的边界进行把关了。

在过去两三年有一个概念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是我们对未来媒介生活的一种想象，叫元宇宙。元宇宙所讲的真实和虚拟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实世界有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的重构，我们和平行世界之间的连接可能是通过一些数据终端或者是我们的分身——数字分身来进行的。

在元宇宙时代，实际上人“高度媒介化”了，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了一个数据节点，整个社会是人物，甚至是人机之间是共生和连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媒介即生活”去概括未来对元宇宙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想象。

说实话，当“媒介即生活”的时代真实到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公和私的边界在技术上实际上已经不可分。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我们正处于“生活在媒介中”走向“媒介即生活”的状态。

这样的媒介技术的变迁，对公和私的最大的挑战和变化就是公和私的边界不在，甚至私的边界未来可能就会在技术上变得不复存在。因此对我们个人如何去处理公和私的挑战就会越来越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句话——在媒介变迁革命当中去理解公和私。

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不同的人的公和私

张志安：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观念流动中的公和私。

其实我们对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观念是流动的。

过去在中国社会里面，“私”往往是指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运动的年代，如果谁要有隐私的话，这可能就意味着一种背叛，那些隐私的东西往往可能是不能见光的。在公共生活一览无余的社会里头，人是不配拥有个人隐私的。

随着慢慢社会趋于正常，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公和私的边界应该是分开的。比方说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应该是处于私人的空间，在社会里头是公的空间。

公和私的边界是什么？就是私是区隔的，公是开放的。“私”是要跟他人互动的，更多的是向内的；而公是要跟他人交互的。私通常是只有自己可见，而公是他人可见。我们慢慢就开始有了隐私的观念。

不过说我们想想看，80年代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偷偷地把自己的内心想法都写在日记本里，不让父母看.但是今天很多过去要写在日记里的东西，我们都写在了朋友圈，甚至希望别人能够看到。

所以，私的观念是不断的变化的。不仅是对个体来讲，随着社会化的不同过程，私的观念会变化。对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私的观念也是变化的。

例如大学生，现在在朋友圈里写很多比较“私”的东西，但是会觉得，给同学看没关系，他们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知道我的日常生活的，所以发在朋友圈里也没关系。

但是一旦大学生进入到职场后，要面对更广泛的同事关系，这个时候就会感到疑惑或者不安：我朋友圈里的那些东西适合给我的同事、领导看吗？都不一定。

所以其实伴随着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从学习进入到工作场域后，公和私的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了我们的微博要设置6个月可见，或者我们的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所以说，公和私的边界是流动的，纵向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变化，伴随着个人的成长也会发生变化。

怎么去把握公和私的边界？

张志安：今天你要想把所有的隐私都隐藏起来，其实不太可能。因为通过社交网络，如果部分地展现我们个人的隐私，是能够获得回报的。

比方说一个人如果在朋友圈上只说自己的工作，可能能塑造非常完美的一面，但大家会觉得你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并不真实。如果你适当地暴露自己的一点隐私，比方说个人小趣味、小爱好，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其实把这些属于你个人隐私的内容放到社交媒体上分享，会增加那些陌生人或者是半陌生人——就是跟你认识一次两次加上你微信的人——对你的信任。所以适当暴露隐私，其实是有利于巩固他人对我们之间的信任的。

但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得明白我们的付出和收益的关系是什么？你要非常清楚你付出了什么，是否能通过这种有意付出要获得你想获得的。

如果拥有这样一种非常清楚的对于流动的公和私和对个人的公和私的这种边界有认知的话，实际上我们相对来讲就比较能够坚持这种理性的自觉。

所以，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公和私的边界和观念是流动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念来看社交网络当中的公和私，也不能用同一种完全一样的标准去衡量不同人的公和私。

简单举个例子：其实很多人在做公益求助的时候，就必须要让渡自己的部分隐私。因为要获得大家的帮助，如果不告诉大家自己的真实情况、身份信息、家人信息、病历信息，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让大家会相信你、愿意帮助你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讲，公益求助本身就是以牺牲部分隐私为代价的。

平台摇摆：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人生切片

张志安：第三点，我想说一下不同平台上的公和私。

这里面非常重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就是这个平台本身的技术特点，它到底是开放的还是相对资源化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使用场景，技术特点和使用场景之间并不是完全匹配的。

举例来讲：微博在技术上是开放的，理论上我们大家在微博上发的内容只要是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但我在给大学生上新媒体素养课的时候，发现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竟然用微博是来做记日记的，而利用朋友圈是来记录自己公开生活的。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父母看得到自己的微信和朋友圈，所以朋友圈当中就记录自己相对“公”的一面，好好学习、努力生活、积极向上。同时很多大学生觉得，自己的微博反正是小号，没有人可以看到，所以就把心情日记、不满、甚至批判的观念等等都记在微博上。

这就让我觉得非常错愕，因为实际上微博在技术上是很开放的，一旦有人知道你的小号，你所有的隐私都会曝光了。但是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他觉得我这个小号反正看的人少，实际上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微博在技术平台技术逻辑上是开放的，但是很多人却把它当成日记本来进行使用，这就是一种错位和一种矛盾。

另外一个，朋友圈照理说是相对封闭的，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只能是我们的好友可以看到。叫做圈层区隔。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太多的案例，就是我们在朋友圈上所发表个人的非常极端化的情绪或者看法，被我们的好友或者是不小心加的那些网友看到了，他们截了图发到别的群里或者发到论坛上，本来是半封闭的社交表达一下子变成了公共的表达，被扩散出去，进入到大众媒介场域。一下子给自己找来比较大的麻烦，这也是有可能的。

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平台摇摆，不断地在不同平台之间摇摆。有些平台偏向于私，有些平台偏向于公，有些平台介于公和私之间。

但就是这种不断的摇摆和切换，使得我们很难对不同的场景保持非常清楚的边界感，不经意之间就模糊了公和私的边界，带来新的风险。我觉得在不同平台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对平台的偏向、公和私的特点一定要进行有效把握。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互联网平台以及平台背后的它的技术逻辑，最主要是对我们个人数据的捕获。平台能够发展起来就是靠数据，数据的背后才带来人工智能。实际上当我们身处于平台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身处于所谓的监控社会了。过去在家这种个人空间里，是不可能有外部的监控摄像头装进来的。但是现在通过手机，各种各样的行为被记录下来：睡前、半夜醒来发呆时、在洗手间浏览App时……所有的数据都会被真实记录下来。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家庭也开始从隐私空间走向公共化。

这样一种监控社会的来临也让我们意识到，平台社会的数据捕获其实会带来极大的隐私泄露风险。

私人表达越来越具有风险

张志安：最后我想说的是边界转换中，处理公和私的边界意识。其实过去的2022年有大量的案例和舆情热点，都说明了私人表达的公共扩散风险。

这里面最典型有两种特点：一种是个人叙事的公共化。它本身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叙事，但是这种个人叙事也带来了公共传播的风险。

今年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某公司的一个员工，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不妥的言论，后来很快就被别人截图发到了网上，变成了一个公共舆论事件，给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舆情风险，导致微博账户被封禁了大概两周的时间。

这种在朋友圈当中的非理性的表达，或者在微信群里的不当表达，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这种个人或者群体叙事的公共化。

你会发现，相对私人的或者相对小范围内的表达存在很大的公共扩散风险。

另外一方面，这种公共叙事也越来越多表现为个人化的特征。我明明是在公共的场景当中去表达，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表达如果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情绪的带入，很难会有普遍动员的效果。

2022年非常有名的案例，例如《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那个视频，其实是一种个人叙事，但是在B站上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引发了大众的结构性情绪，激发了很多人对二舅的精神治愈的社会讨论。这种公共叙事中的个性化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总体来讲，我觉得边界特别容易转化。就像人们在微博上讨论的时候，明明应该是公共讨论，突然间可以自己去定义社会的账号是自己的。大家对公共讨论的公私边界有自己的主观判断，但这种判断未必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我觉得这种公私讨论的边界也会越来越多。

边界的模糊让人的表达变得两难

我想用3句话做个总结。

1. 在社交网络和平台社会当中，我们要认识到算法社会的存在。总体来讲，我们的隐私面对极大风险，我们对这种算法背后的技术逻辑、算法以及监控社会对隐私窥探的风险，要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认识。

2. 我们自己在处理个人表达和公共表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去处理公和私的边界，要考虑清楚：我们付出了多大程度上“私”的代价，得到了多大程度上“公”的回报。对个体来讲，要有这种付出和回报的边界考量。

3. 在这样一个公和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代，我们对私要有更强的警觉，对公要有更强的风险意识，才能进行比较好的自我公共表达。

像基础设施一样的网络平台

徐菁菁：今天张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判断：我们现在使用的网络平台，像基础设施一样存在于社会和生活当中，我们就生活在这些媒介中。

我是看到一个材料，2020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移动数据分析的公司做的报告，统计了全世界各个国家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中国排在全世界第十七位。我对报道产生兴趣是因为排在第一的是巴西，中国前面还有包括说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报告跟我个人的感受很不一样，因为我偶尔也会去这些国家去出差或者旅行。我特别大的感受是，我们好像是特别离不开手机的一群人。

几年前我跟我同事去意大利出差的时候，中午要吃饭了，坐下来后我们两个特别自觉地，每个人拿出手机就开始刷各种社交媒体。这样做国内好像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在那个场景下就会觉得挺违和的，因为周围人都在聊天，没有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更不要说吃饭时低着头自己刷手机。我就一种感觉，好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大家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其实依赖度是相当高的，可能要超过很多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对手机使用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完成一个目的，比如说支付、打电话，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各个年龄层都是这样。包括我的父母，五六年前他们还是看电视的，关注电视上在播什么连续剧。近两三年我就发现，即使电视开着，也只是一个背景音，他们可能更关注手上在刷的抖音视频。

所以我不知道张老师的个人感受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对手机或者社交媒体性质的网络平台依赖度比别的一些国家都要更强？到底是为什么？

张志安：是的。我觉得我的感触跟你也是相像的。在前几年就已经有这样的话了，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往往就是隔着一个手机。我们春节回家去看望父母的时候，可能有两三分钟的寒暄，紧接着又转向了自己的手机。我和老人在一起团聚的时候，可能只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碰个杯，很多时候被自己的手机吸引注意力。

人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依赖于平台、依赖于手机。其实一方面是好的，说明今天在中国基于手机的数字生活非常便捷。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依赖手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依赖互联网平台。我们今天通过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跟他人进行随时随地的连接和互动，通过抖音和快手去“杀”时间，通过淘宝或者京东、小红书购物，做各种消费决策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平台提供的数据和算法做出判断，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手机。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去年开始，数亿人在线下看春晚直播，同时大概有1.25亿的人通过手机来看竖屏的春晚直播。

大屏是开着的，但是我们却用小屏。因为小屏能带来更多的互动，有更强的弹幕、更多的交互，能够获得一种更强的媒介参与感，和他人进行群体互动。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

我个人感觉为什么在中国人在移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可能第一个跟我们的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覆盖基数非常大有关，我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费率成本比较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绝大部分行业的服务都已经转到互联网平台上了。实际上就等于说，手机是我们的真实生活无法区分的一个平台工具，手机背后所使用的超级平台，已经高度的基础设施化了。

（张志安老师在三联中读参与了精品课《从现象出发的传播学》，点击下图了解更多）

不用手机，能不能正常生活？

张志安：我觉得有两个特别值得隐忧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社会上存在的对于连接或者说对手机和背后数字生活的一种过度崇拜。我们从学术上把连接当成一种现代性的必然。对于这样一种现代性，我们是缺乏反思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三年当中，很多老人使用手机不方便。

整个社会要鼓励一些App做适老化的调配，比如说把自己放大，把功能按钮做简单。社会需要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去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缩小数字鸿沟，能够连接上来。

但其实随之而来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不连接”。不连接对很多弱势群体来讲是必然的现实，它是无法被跨越的。我们这个社会能否为这种不连接依然保留一种权利呢？

等于说这个社会其实陷入了一种单一化的对于连接的现代性崇拜，缺乏对“不连接者”或者少数人无法连接的权利的保障。这是社会值得警惕的一方面。我们觉得随时随地的连接才是现代的生活，不连接好像就意味着被现代生活所抛弃。这种观念我觉得是值得反思的。

随时随地的连接是不是真的就带来了更多的收获和回报？不一定。我们可能高频依赖于平台或反复进行媒介消费，但并没有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反复的、碎片化的、娱乐化的、情感化的内容反复高频出现，并没有使我们形成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洞见，也没有让我们形成对不同行业更专业或者有深度的认识。

由此就带来了这种现象：我们好像知道的很多，但其实我们懂得很少；我们好像接触了很多，但是我们消化的很少；我们好像不断地接触、存储、收藏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却都没有机会再去打开它。所以我们就变成特别强的信息垃圾负载的生物。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信息的消化能力变得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们是否还有回到公共生活或者完全独处的机会

张志安：第二个问题，我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反映了线下公共生活的单一。当然，这和三年疫情是有关系的，疫情阻碍了我们线下的交流，我们很多的线下活动的开展、我们线下公共论坛、聚会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但实际上整个来讲，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其实变得越来越稀缺。我们的沙龙、讨论、聚会、派对、公共论坛，这些对于这种公共生活的稀缺也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互联网。

还有一个阅读和独处是非常相关的。即便是现在电媒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经常在大众媒介上看到，比方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在地铁里头依然有很多对于图书的阅读保持这样的习惯，这种习惯好像在中国变得会少一些。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我说是一个绝对的比喻。但是他告诉了如果我们在线下的阅读、我们在线下的对话、我们在线下的独处的这种生活，如果被占的时间大量挤兑的话，其实我们在线上就会变得更加的盲目或者是更多的一种依赖。

所以我个人感觉有两个维度可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第一个我们是否还会有足够的阅读和独处？第二个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公共对话和交流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线上的就在手机上的这种依赖，其实一定会做的得到一些调整。

越来越普遍的技术崇拜

徐菁菁：您刚才提到对连接的崇拜，就我们会感觉就是我们很自豪，说我们有很好的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似乎把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能够很便捷在网络上完成，这是一个进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感觉这好像是一种技术崇拜在里面，那技术崇拜背后的这种，我们为什么会这种技术崇拜的这种大家普遍认同的文化在这里面？

张志安：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往往就意味着。对技术它所能带来的现代的效果或者现代的这种回报具有更强的一种期待。因为实际上中国确实通过40多年高速的发展，是享受到了现代性的丰硕的这种成果。所以这种高度发展让我们感觉到发展本身是具有一种非常强的惯性，发展本身是带来了这种绩效、发展本身带来了我们这种每个人生活或者大部分人生活过去40年所做的改变。

所以处于这种发展当中，更容易对所谓的现代，特别是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会有更强的一种期待。中国人特别渴望改变，特别渴望改变，那么对于那些不改变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落后。

所以其实说一个插曲，其实据我了解，欧洲有一些学者或者知识精英，他明明可以使用线上的数字持股的方式，但是他们永远不用。他们一定要到银行去用一个传统的服务，为什么？

他一定要让银行保留一个柜台，其实本质上不是给自己，而是给那些老年人。就是我们永远我们可以有非常方便的便捷的支付的条件，但是我们一定要给那些无法便捷支付的老人，保证一个窗口永远给他开着，是人工服务。

对，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对于这个连接是有更多的崇拜的，对于不连接或者是拒绝连接是比较缺乏思考的。

人人都爱短视频，但看过之后只有焦虑

徐菁菁：我其实也有的感觉，我们有特别丰富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平台。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短视频，短视频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我们对于这些平台的依赖是不是跟这些平台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特性有关系？它用一种方式能够很好的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是看到您在以前的一个讲话里面提到过，说这种短视频如对我们的这种当下的普遍的情绪的回应是非常的准确的。

张志安：对，我如果用一句话来解读的话，我觉得短视频其实满足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很多人或者大部分人的一种情感结构。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你知道这种情感结构意思什么？就大家非常焦虑和不安。短视频的它其实特别上脑，因为它有音乐，然后它有特别强的高潮，直接就在短的时间直接给你，所以在你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获得一种情感增量的这种表达和刺激。所以你才通过非常高频的刺激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克服焦虑，或者是获得一种快感。

另外一个角度，他也给很多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人制造了一种共情的结构，这个共情结构就是你需要通过他人为你点赞，获得你的快乐。其实很多人就是为平台生产短视频生产的是高度同质化的东西，然后他是花钱去买粉丝头条，其实他获得的是什么？希望有人给自己点赞，这个点赞其实能转化为商业意义吗？不会，但是他觉得获得了一种情感回报。

所以今天实际上蛮奇怪的，我们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情感的这种安全感或者快乐交给陌生人，交给数据本身，而不是交给我们可拥有的幸福或者我们的家人。

所以最新的一个研究蛮有意思的：就是比方说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夫妻，大家在屋檐下，本来你喜欢吃辣，我喜欢吃清淡的，但是大家本来有机会一起去做一顿饭，所以你要做三个菜的话，可能你就会做出妥协，那么大家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会有交流，还要洗碗，还要吃饭是吧？还要准备、还要一起下厨。

其实即便在家人的家庭的私人空间里面，两个人还是会妥协和交互，会有很多互动的。但现在通过外卖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你就疯狂的点你爱吃辣的，我就点自己非常完全清淡的。

于是同样同属于屋檐下，我们各自用了一些非常极端化的个人生活。所以等于说哪怕是在夫妻和恋人之间的这种公共交流，就是有限的公共交流也被剥夺了。

所以，整个的数字平台化实际上是高度个性化的需求的满足背后，实际上让每个人更越来越多的在个人的圈子和个人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减少了我们在线下里、线下的生活里面对他人的依赖和交互。所以可能就说社交网络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影响，貌似让我们和世界连接的更广，但实际上却让我们在行为、让我们在心理上变得越来越区隔。

网络树洞我们会越来越孤独

徐菁菁：刚刚提到有的学生会把微博当做一个写日记的场所，我就在想，经常会在豆瓣这样的平台上看有人说“这是我的树洞”，那这种“网络树洞”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我在日记本里面写这个东西只属于我自己就好了，现在我两个人知道，但是我又希望能够在一个公共平台上把它给记录下来，这是我在互联网时代产生一种独特的这种心理。

张志安：我觉得树洞确实它首先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一种技术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去把自己隐私的东西说出来，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过去隐私的东西只能写在我的日记本里，或者放在我的心里。现在我可以说出来，甚至我隐私可以被别人看到，但是别人可以知道并不知道是我说的是吧？

另外，我就可以在树洞里看到别人所吐槽的和表达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树洞背后起码有两种心理：第一个满足了我们对他人的隐私和情绪的一种窥探，同时另外获得一种快感，把自己本来隐私的东西通过一个公开的这种表达方式获得了一种宣泄。

所以我觉得它既有一种等于说个人叙事的公共文化表达的这种快感，同时也包含着对别人的这种个人叙事公共化窥探的一种快乐。

所以这种树洞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讲，这种情绪的减压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一种情绪的情感的连接。

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树洞里可以看到那些貌似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其实具有非常强的一种社会的这种公共的特征，有很多的情绪是相似的。所以等于在这种树洞里头的个人的表达，你会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或者情感的连接。然后反过来你就会确认说你看我个人的这种小情绪，获得我的愤世嫉俗、我的不甘、我的焦虑，我的不安都是其实是有大众支持

徐菁菁：个人在寻找这种同类，是一种寻找同类的方式。

公与私的概念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很大影响

徐菁菁：但从我的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是不同国家使用手机的习惯，像在对于社交网络的使用上会有这种跨文化的差异吗？当我们讨论公和私的界限的时候，是不是在不同文化的领域里面对的实践和认识也是不一样的。

张志安：是有明显差异的。这里面最典型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全球崛起的两个体系，美国体系和中国体系，就可以看到它跟隐私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比方说我们说在西方、在全世界，现在大家用的最多的比方说搜索用谷歌，然后图片分享用Instagram，然后短视频我们看Youtube，然后公共表达用Twitter，就马斯克收购的 Twitter，那么还有的社交的内容分享用Facebook。那么这些超级平台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这美国的体系是绝对领先的。

在全球跟美国有追赶或者是有可能未来有所竞争的中国的平台体系。中国的平台体系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微博、微信、抖音、字节跳动，还有现在我们说自己的英文版全球版的短视频平台像Tiktok，那么它现在在全球有30亿的这种下载量，所以全球形成了互联网平台的美国体系和中国体系。

那么这个平台的信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特点，就是用户数据的这种捕获，就大量的获取用户的数据，而且是实时的捕获用户的数据，甚至对用户的数据和行为，在捕获的基础上还能有它的预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把它的人工智能的水平提得很高。所以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平台的兴起是和我们隐私的部分让渡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发现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其实对用户在使用超级App过程当中的数据的捕获和数据的抓取，在一定阶段内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过程。

但是，在欧洲你会发现没有一个超级平台能够兴起。欧洲一个超级平台都不能够兴起，那么非常重要的几个原因，一个是它国家语言之间是存在语言差异的。

第二个每个国家的人口量会比较有限，所以它其实App在一个国家内就很难获得足够的这个用户。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它对隐私的保护。

所以我们看到欧盟这几年有非常多的针对美国的超级平台，现在也包括中国的超级平台的这种严格的立法。那么这种限制它其实很大可能跟欧洲对隐私的保护是非常相关的，所以等于说我们说越是在隐私保护，做隐私保护的国家和社会经济里面，平台的数据捕获它的风险越高，受到的处罚越多，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那么平台企业要快速的发展其实越难。

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也是跟中国的中国人相对来讲比较喜欢秀自己，拍自己比较喜欢大量的把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交到平台之上这样一个。我们不叫不注重保护隐私，但是相对来讲对数据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互联网使用的行为是有关系的。

如何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理性

徐菁菁：张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讲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提到过了，就今年发生集体热点事件。其实我们说在这种信息洪流之下，我们是需要保持这种理性对话和思考的。

其实我最近两年我会有一个很强的一种感觉，包括我们周刊编辑部日常开这个会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现在感觉是不但越来越去依赖这些社交网络，去寻找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有价值去报道的新闻，那么有可能我们在讨论一个关于社会性的话题或者一个社会思潮，或者一种社会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这种感知也是依赖这些平台的。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自身也会感到一种风险，就是我们编辑部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说“信息茧房”这个词，这个词最早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互联网里面，我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的被自己的这种兴趣所引导。比方说我在小红书里面搜了我这个东西感兴趣，有可能小红书迅速就给我推了无数这样的内容，我可能小红书对于我个人而言，它可能就只是这几个领域呈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了。

我想在我们编辑部里面大家都会有这个意识，觉得我们每个人具有相似这种学历的背景，有相似的价值观，然后有相似的趣味。有没有可能我们关注到的、从互联网上观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会和真实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区别？当让我们作为媒体，我们想去传播一些公共性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的这些理解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反映这些真实世界呢？

我想可能对于生活在媒介当中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但是现在大家也很清楚说我们平台普遍的在这种使用算法，任何平台它都会去看你关注什么样内容就推荐你什么样的内容。对于个体而言，好像是我们要突破这个信息茧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个体来说我能够做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张志安：你刚才讲的小红说的案例，让我想到2022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某公司的一个员工，他刚结婚三个月，他的爱人把他的上个月的用工成本工资条给贴出来了。当时有人说工资条晒出来是不合适的，可能会涉及到她丈夫的职业问题，但她依然晒了。

我想，当事人应该更多觉得自己的小红书账号是相对私人的领域，影响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在相对私人的生活笔记中分享了自己喜悦的事。

其实当事人其实没有意识到，随着小红书的用户规模越大，小红上越来越多的话题都会变成公共话题，然后小红书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具有开放属性的公共舆论的平台。

今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过去我们本来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圈层的传播，现在它越来越大众化，后来事情就变成了舆情热点。然后整个金融证券行业都因为这个事情下调了他们员工的薪水。

所以这个案例非常准确地说明了就是我们说今天的这种圈层传播的这种“破圈效应”，很容易卷入到一个大的舆论洪流当中去，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从而带来极大的这种表达风险。不管是对个体、对群体，对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都会造成这样的一种影响。

另外第二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对互联网平台使用当中，我们越来越多在依托于算法。我们其实要说2016年以后，我们大概的50%以上的内容都是算法推荐，推荐给我们的。有一个讲法大概到2023年再过就是到明年其实差不多这个时间段，我们大概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机器来进行生产内容的。有一种讲法说到2025年左右，那么这个机器占比的数量会在绝对的优势。

那么其实我们要意识到就是算法推荐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偏向了不是扶持权威的那种，而是流行的那种，也就等于说popularity是远重于authority的原则。那么专业的权威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大部分人感兴趣什么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的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大部分给算法推荐或者内容的话，其实我们更加偏向于我们的观念和认知会随大流，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更复杂的一种认识和更专业的认识。

获取信息的三种方式

张志安：然后第三点我想说一下，其实人获取信息一般来讲就是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刚才讲到的算法推荐，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信息都交给了算法。

第二种方式叫社交推荐，把它交给我的朋友圈，比方说对你来说三联生活的同事们，或者你大学的圈层或者是媒体人的圈层，他们的内容会比较多的，他们在看什么会比较多的影响，你在看什么？因此社交推荐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它社会网络圈层的异质化程度高不高？比如说它如果是相对同质化的话，你就反复看到同一群体所给你推荐的内容。

如果它相对异质化的话，就比方说我个人就意识到在微信加好友的时候，我现在大概有17,000人。然后中间有偏保守主义的，有偏自由主义的，我特别主张多去加一些非新闻传播学科的。然后这几年我也比较多的，除了学界的，多加了很多政界的、商界的、数字科技界的，其实而且我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暗示就是:三观不合，绝对不拉黑。

如果我发现他的观点跟我很不一样，就会有意识的保留他，因为你可以不断的提醒你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种观点和思考。

所以其实我的朋友圈17,000人大概保留了大概三五千人，一万四五千的人的朋友圈我是不看的，而这四五千人我希望他们差异化越多越好，他们的知识的光谱，观念的光谱和他们阶层的光谱越差异，对我来说认识完整复杂社会可能性越高。

所以第二个我们叫做社交推荐，但社交推荐里面非常重要一点，你的社交圈层异质化程度高不高？那么它破圈、画圈的这种可能性大不大？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主动的信息定制或者主动的搜索，就是我什么东西对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否还会不停关注它的内容？或者我认为对我有用的东西，我是否能去深度检索信息？

所以其实对每个个人来讲，今天当下最主要的就在这三种获取的方式当中。如何进行平衡和矫正，算法推荐、社交推荐，还有主动的信息获取和检索，我个人觉得对于那些我们特别重要的资讯，我们要具有主动搜索了主动性定期的这种能力。

对于我们日常化的圈子，我们有意识去破圈的可能性。而对我们算法推荐的所获取的信息，我们要有意识的进行压缩。所以要把这三个之间进行比例的调整，我们突破算法茧房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如何打破“信息茧房”

张志安：那么怎么校正算法？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办法，就是明明你可能喜欢，但是你高频接触以后，你要去按你不喜欢。那明明你不太喜欢，但你可能要按喜欢，所以有意识的跟自己的习惯和人性对抗是一个算法的校正。

第二个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的结构的调整，就是你要多去交跨界的朋友，多去保留那些三观不合的朋友。

第三个就是你要非常清楚自己在学习工作的不同阶段，你最需要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是什么？那么这些知识你能够通过有效的阅读，有效的定制来进行完成，所以我个人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要不断去调整自己的公众号的关注，对很多其实你关注的，但你不会去看的公众号，你要大胆的取关。

这里面要对抗一种人性的弱点，就是“社交错过”。就很多人觉得他明明已经不看了，但是他为什么不要取关呢？不想取关。因为他很担心要错过什么。

其实你一定要跟你的这种社交错过的心理做对抗，你要不怕错过，果断取关，进行动态调整是非常重要。人是否很清楚这三种信息获取的这种习惯，然后不断的校正这三种习惯之间的关系。

我有可能避免这种算法的这种弊端吗

徐菁菁：张老师真的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具有实操性的这种建议。我们现在获取的信息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就是通过算法来获得的。现在其实大家说到算法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把它和“操纵”这样一个词联系在一起，就会有一种算法是恶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但是算法本身是一种技术，从您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认识这个算法，我有可能避免这种算法的这种弊端吗？

张志安：我觉得首先算法时代是不可逆的，我们要认识到它是一个人类获取信息的一种技术革命，而且这种革命的趋势已经完全不可逆了。因为算法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这种逆转和变化。那么信息可以自动的喂给我们，我们对它与我们之间的个性需求的匹配，它的这个程度是最高的。

所以等于说它最大化的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或者我们的一些可能自己要的信息。而且这样的算法并不仅仅是在给我们推送信息，它在给我们提供服务。所以实际上是人们今天生活在数字世界里面，算法已经无处不在的存在了，它其实最大程度在节约我们和信息之间的这种效率，匹配效率。我觉得算法是不可以被改变的。

但第二个我们全社会都知道，就算法的恶或者算法的弊端是需要被纠正的。所以不管是国家有关部门所采取对算法的治理，还是我们学界业界所做的一种反思，对算法本身进行的校正，其实都在进行。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人工的编辑的推荐和算法推荐之间要形成一种平衡。算法更多的是满足你要什么，但是人工的编辑可以告诉你需要什么。你要什么就是你wanted，跟你需要什么就是needed，这之间是不一样的。你wanted的更多的满足你，你needed的可能就根据那些你没有潜在意识到对你是有作用的，但是依然是重要的信息还需要推荐给你。

所以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对算法本身是进行校正，但是我想说的是对算法我们需要辩证的去看。那么我们要知道过度的依赖于算法，我们可能会陷入茧房。但是如果我们把算法关闭，我们的服务的体验和信息获得体验可能就会很糟糕，所以两者之间是需要平衡的。

算法的悖论

张志安：另外一个我们还要看到一种算法的悖论，悖论是就一方面从理论上我们都呼吁算法要公开，算法要透明，但实际上绝大部分的用户你真的如果告诉他算法的机理和算法的规则，他是没有兴趣去了解的。

就像我们国家现在也规定很多平台企业都要开放他们的算法，但是这算法开放在平台之上，在互联网上，其实很少有人真的去花时间花兴趣去仔细的看和阅读。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所以这里边就是说就像隐私悖论一样，我们一方面觉得要保护隐私，但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当我们去过度注重保护隐私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失去了一些我们所需要获得的东西。所以算法也是这样的，所以一直处于纠结当中。我自己觉得对算法我们可能只能是抱着直面，但是又审慎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抗拒，或者是就是抵制。

徐菁菁：那算法其实我们现在用平台在使用这个算法，其实我们之前可能会觉得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把互联网想象成是一个被打通的世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会发现，其实你所进入的互联网不是一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个平台才是在呈现在你面前，你其实通过这些平台在进入网络世界里面，它其实是在分成一块一块的。

对于这个平台而言，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监控的，有什么这种就是监督，或者是控制他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这样的一种思考，或者是实践在里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会有不同的这样的理解和这样的实践吗？

张志安：首先我想说，说实话真的在平台时代我们越容易区隔了，越不太容易获得对话了。为什么？因为不同的平台它有不同的氛围，然后它上面的群体差异非常大。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平台当中如果促进不同的群体间之间去对话，其实比过去越来越难了。比方说你在微博上，你知道微博现在的用户的群体是非常偏年轻化的，越来越多的下沉，像五六线城市或者年轻群下沉。而40岁以上的人在微博上只有5%，这个比说明什么？

微博舆论场当中的精英或者是中年人，中青、中年人已经非常少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它这个平台上其实很难促进不同的阶层或者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对话。

那么绝大部分的群体大家现在在哪？大家在微信上。但是问题是微信是群体区隔的。你和我的朋友圈，我们彼此之间不可见的话，他们群体和群体之间就无法进行对话和交流。我们更多的对话还是在一个相处的微信群里进行对话，所以它也能很难形成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对话。

因此整个不同类平台当中都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感到非常忧虑的，就是我们的舆论的极化和甚至是一种非理性。

所以在平台时代，我们其实恰恰真的会在忧虑，就是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理性对话是否还有可能？那么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理性对话的机制，它们是否会形成？那么通过这种开放的理性的对话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还有吗？

总体来讲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是不那么乐观，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那么对平台的发展或者我们有一个学术的词汇叫“平台权利”，今天实际上比如说平台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不仅仅是传播的权利，它甚至是一种政治的权利。

之前我们只要看到特朗普在线的时候，各大的美国社交平台把他账号给关掉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他的政治的动员，他的传播其实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所以他自己要去做一个社交媒体，做一个叫TruthSocial。但是他在他自己做的社交媒体当中，他哪怕开通了，他现在粉丝也就几百万，这个跟他原来在Facebook在推特上的几千万、八九千万的粉丝，还是不可相当的，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平台的权利需要治理

张志安：所以实际上就是全世界都意识到平台的权利是需要治理的，目前看来这种治理主要在三个领域：第一个就是内容的治理，第二个就是市场的治理，第三个就是数据的治理。

内容的治理就是在平台之上，我们不能够去容许比方说那些仇恨性的言论，那些特别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言论，所以平台的内容是需要治理的。

第二个就是市场的治理，就是当平台企业具有竞争主体的时候，就市场集中地位的时候，他不能2选1，他不能滥用自己的市场集中地位去违背市场的公平公正原则。那么我们国家过去几年大家可以看到，在对于阿里2选1的问题，对阿里的重罚，对美团的重罚，还包括这对知网的重罚，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都是对2选1和反垄断的相关的这种监管。那么专项的监管在过去两三年全世界都是更加的严格，都是一样的，就对市场的治理。

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数据的治理，数据的治理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用户数据的保护，第二个超级平台的这种数据的跨境的流动。那么在我们国家非常明显的就是过去像滴滴到美国上市以后，它所受到的相关部门的处罚，那么国家对这一块的监管和处罚。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平台的数据治理和市场治理都在强化，内容治理是一以贯之，所以整个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国家的回归”。

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越来越多的强化对平台的监管。那么在中国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国家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对平台的监管在国际两三年专项监管也是非常严格。那么在这样的监管之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平台企业越来越多的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渡部分它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多强调它的社会价值，那么他们承担起更多公益，然后需要更合规的这种发展。

所以实际上在平台的治理过程当中，我自己感觉到越来越多超级平台企业现在也是走向公共价值。比方说我们看到像腾讯拿出1000个亿来做社会价值可持续创新事业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所以等于说在全世界伴随着平台强势监管，平台的商业性和它的公共性之间的这种平衡，会是未来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需要回应的问题。

如何应对信息爆炸的焦虑感

徐菁菁：有一个用户说，他会感觉到说很现在有很多社交软件，他基本通过这些软件或者信息就会感到这种信息爆炸带来一种焦虑感。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说这种焦虑感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张志安：对，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对重复信息的获得，你一定要进行时间的控制。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很多人会在手机App上装一个工具，看看自己在不同的 App上所花费的时间，然后从来就非常清楚要看到自己在某一块上面花的时间是否太多了，然后有意识做一个时间的调整。

比方说发现你在短视频每天所花的时间超过了两个小时，实在是太多了，你有没有可能让自己在短视频当中的花的时间从两个小时逐步的减少到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所以你可能是有意的时间控制。这个时间控制，这是第一个有意的时间控制的调整。

第二个，我刚才讲到就你一定要有可以替代的这种方式。因为人的注意力永远都是有限的，当你把有限的注意力都分布到社交媒体上的时候，你分布给其他的时间就会非常有限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在床头放一本书，在睡眠之前是看书，而不是去看手机，还有你在闲暇的时间是否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填充，而并不是把它全部都交给碎片化时间的杀时间的短视频。

那么还有我们所有那种固定的规律性的线下公共生活，比方说陪你的家人逛街，跟你闺蜜每两周左右一次的下午茶，还有和你的你认为在知识上在专业能力上更超越你的这个人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固定的这样的这种线下的讨论和下午茶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崇拜下的传统寻路

徐菁菁：有一个观众他特别注意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过，在现在发展当中我们对技术这种崇拜，他提到说想请教下老师说如何处理好现代和传统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底怎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张志安：今天其实现代和传统越来越难区分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加速高速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叠加的，前现代、后现代和现代社会几乎是重叠发生在同一时空。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好，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超大人口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了。但一方面有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会快速的在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迷失自己，所以其实好或者不好的定义就会各不相同。

实际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想想，那些属于传统社会当中那些最可贵的不能被抛弃的东西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说从前走马慢大家都慢，但是慢慢等待以后重新等来的一场爱情，你会觉得特别珍惜。而唾手可得的或者是更快获得的一种爱情或者是快乐，可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容易速朽。

所以我们就知道等待和获取的关系。如果没有漫长的等待，可能也就不会有长久的一种珍惜。所以实际上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思考那些传统的东西，它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在媒介时代传统的东西最主要是获得了什么？比方说图书的阅读，报纸的阅读其实就最主要是获得了更为系统化的、相对系统化的一种思考。

图书的阅读其实是让我们在非常痛苦的看一本书的过程中，或者有一种相对有机的这种知识。那么其实你获得的不仅是这个知识本身，是背后知识的一种方法论，以及甚至是基于这种方法论所触达的对价值观的一种思考。

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需要思考传统和现代。传统值得我们呵护的是什么？现代值得我们拥抱的是什么？现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而传统可以被我们扬弃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特别完美的答案往往在于什么？在于反思。往往我们人越具有这种反思，我们越有可能具有能动性去进行自我行为和社会实践的一种调整，所以其实就等于说今天的这种反思变得格外重要。

徐菁菁：今天早上有好几次提到，其实就是这种自我的觉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前面也提到说，特别深刻的说你在你的自己的圈层里，你会特意保留一些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这种设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就可以去格外去关注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不太注意的，我会希望说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也好，或者是一个朋友圈那样有熟人识的世界里也好，周围的人和我保持一个同一个步调，我们是希望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那其实更多时候我们需要去保持理性，需要自己投入的是多元化的环境里面，包括您刚才也提到过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个人不停的去思考，保持一个思考的这样的状态。

社交平台上的情绪传播和事实传播

然后这有一个观众他提到一个问题，他会提到说在社交平台上会有情绪传播和事实传播这两种现象。他想先跟老师谈一谈对这两种不同传播的看法，以及能够给我们接受这些传播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志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首先我想事实的传播就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事实”？过去我们觉得是有图有真相，但现在发现图片是可以被ps的，后来我们想有视频有真相，后来发现视频也是可以被篡改的。那么什么是事实？过去说是事实，主要是包含我们对客观事件的那套叙事，就等于说我能够提供时间、地点、人物来说明这个事实的真实存在，现在的事实更多的好像是一种接力或赛跑。

因为事实的不断的被反转，我们刚刚接触一个事实，后来发现这个事实的另外一面，发现这个事实原来不是那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对事实越来越具有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需要具有开放性。

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我们需要掌握一些辨别事实的方法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事实本身它背后的真相抱有一定的敬畏和反思。对真相的这种赛跑带有一种开放性的可能性。不轻易的被当下的或者有限所接触到的事实所左右，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情感的传播，说实话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纠结的。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互联网传播本身就是情感传播，你如果没有情感的传播，说实话就不能够给别人以一种代入感，也不能激发大家的情绪共鸣，也很难在今天网络传播时代获得点赞获得转发或者评论。

所以情感传播已经变成今天一切传播制胜或者是带来注意力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但说实话情感有的时候会因为太过上脑影响我们的一种理性判断。情感因为有时候它太过刺激，从而让我们会陷入愤怒，无法能够保持足够的一种冷静。

所以实际上等于说我更多的时候希望情感传播只是事实传播的一个一种形式，实际上借助于情感，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触达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相。

但说实话非常难，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容易被情感所刺激所撩拨的。所以实际上越是意识到这个问题越要保持警惕。像我自己经常所做的一个习惯，我看到那些特别容易在情感上刺激我的时候，首先我要对抗我的一种情感的这种特点，我会反思我是否被这个标题所左右，我是否被他的情绪左右。

而且比方说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经常会关掉音乐。我关掉音乐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冷静很多，没有关掉音的时候我会上脑很多，所以你自己不断的做这样的一种媒介实验的时候，你就越容易从情感传播的背景当中把自己剥离出来或趋向于理性。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事实和情感传播之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方法。

算法之下，如何保卫隐私

徐菁菁：有一位观众他想问一问说我们刚才也说算法，他会觉得算法无处不在，他说如果他希望能够保留一些自己的隐私，然后希望能够规避一些这种风险，他能做的东西是什么？

张志安：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如果你真的是要保有自己的一些隐私，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断网，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个你不要用同一个手机账号注册所有的平台。我觉得你最好是有两个手机号码或者是用邮箱。你可能有不同的邮箱，但是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就不方便，但是不方便它的好处是在于它会减少你的隐私泄露的风险。所以我觉得最好我们用不同的邮箱和不同的手机号，比方说手头有五六个不同的账号来注册不同的平台。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最好你能有自己的一个风险的排序。就对于那些风险最大的一些平台，你要用最加密的密码方式，那么对于相对风险不那么大的，你可以用微信共同登录的方式。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所有平台的登录方式都可交给了微信，实际上这样用同一个账号来登录所有平台的话，它的风险是这个平台之间的数据跨越和联通的隐私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有不同账号。

第二个你要有隐私的分级。

第三个千万不要闭着眼睛去点同意，当我们很多的 App在使用的时候，它会让你获得你的用户授权。

比方说你要授权你的通讯录，授权你的，你要经常习惯点拒绝。那么这个里头你怎么做出判断，你要想一想它收集的数据跟你使用 App的功能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你为什么要让渡那些信息。比方说可以让这个App去打开看你的你自己的手机里头的照片信息或者是图片信息或者其他的。所以我们就说这里面必要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非必要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你授权使用的。

那么还有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实要做减法，我们现在的App还是太多了，很多人在卸载App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数据清空，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卸载APP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叫作账号注销。

当然我们的被遗忘权在中国的平台还没有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义务来做。但是我们要有意这个意识，就当我们要卸载一个App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数据清空。就是我们要在网上检索一下，我怎么可以让我在这个App上的数据全部被清空，所以适当的做减法做清空，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如何理解“被遗忘权”？

徐菁菁：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叫“被遗忘权”，如何理解这个词？

张志安：被遗忘权是前几年欧盟所提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现在一个社交网络上，长期使用一个账号，比如微博，我有一天不想用了，想要被遗忘。这个遗忘就叫一键全删。

这个平台给我一个功能，可以让我删除我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的信息以及我所有发的内容，而且一键全删并不仅仅是在这个平台的前端全部被删掉，而且要它在后端不能够做数据保留。

也是讲举例来讲，有一天我想要在微信或者在小红书或者在b站上，我不管是哪个平台上，我想让自己消失，真正的消失，我有没有这样的权利？

欧盟就保障了这样的一种被遗忘权。这样的一种权利一旦在的话，它是用户申请，然后就行使的权利，但平台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商业成本来保障用户的被遗忘权。有一天，当你后悔想让自己彻底消失的时候，平台给不给你机会。

徐菁菁：现在比如在我们国家的这些平台里面，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我不想从微博或者从某个平台上再继续存在了，我把我的信息一条条逐步删掉，或者说把我的账号注销了，我是否真的就清空了我所有的这些信息。

张志安：我们国家首先是没有公开的，或者把被遗忘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来进行保障。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对这些App，就是所谓的账号注册的删除权利和注销的权利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要求。

过去很多的App你想要注销自己，注销自己的注册是非常难的。现在国家有相关的规定，要必须要明示的要用这个工具，而且这个工具它的不能够隐藏的太深，要给消费者提供一种比较强的便利，去进行自己账号注册信息的删除。我觉得就等于说也是一种积极的努力。

如何看待数字遗产

徐菁菁：正好还有一个观众提了一个有关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是怎么看待社交媒体的数字遗产？

张志安：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也经常会想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在网上表达很多东西，某种程度上属于我们的资产。这种资产首先是可迁移吗？

现在看来是不好轻易的迁移。我从这个平台的内容就不能迁到别的平台，因为平台之间分属于不同的公司，它们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不愿意为数据迁移提供这样的便利。

当然了，平台企业也是有理由的。这种数据迁移会带来隐私扩散的风险，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或者我们的亲友不在的时候，这个数据的遗产应该属于谁呢？目前看来不同的平台的规则会各不一样。有些平台就规定了，比方说他的亲属可以继承的，继承以后你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账号来进行说明，但是它会标注出原来这个账号的手机主人已经去世了。

所以数字遗产现在看起来是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遗产可否继承？第二个，继承以后它是否可以使用？总体来讲，数字遗产的问题在不同的平台处于正在探索的阶段。

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真正尊重遗产人本身的意愿。那些拥有非常强的数字、有很多粉丝的账号持有者，如果他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给他一种选项：以后要把数字遗产交给谁？可以让渡哪些权利？我觉得如果能够早早尊重数字遗产人本身的可选择的权利的话，就会更好。

现在数字遗产的问题在中国讨论的还不够多，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种案例了。我觉得媒体可以做做工作，围绕这些非常典型的案例去进行讨论，看看是否能够促进我们国家数字遗产相关问题的管理规定或者平台上的规则完善。其实很多平台都已经开始有了，但是没有特别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