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公案开始。

“森林中的一棵树倒下了，可是周围又没有听其声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倒下的树产生声音吗？”

——【美】约翰·海尔，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

高新民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导言”，第3页。

直接想到的答案当然有两种：

从客观角度说，它肯定发出了声音，因为即便周遭没有任何的听者，它也仍然振动了空气这个基本介质，进而传送出了声波；然而，从主观的角度看，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聆听到的声音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变而复杂，又怎能简单还原为单纯的物理形态的波动？

那段深深打动你的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独奏，竟然就可以还原、归结为枯燥抽象、毫无生机的波形？显然，那个外部的冷冰冰的物理世界，与心灵之中所回响交织的声音之流，简直形成了极度的对比。前者就像是一个昏睡的黑暗空间，直到人带着灵与肉的真切体验步入其中，才顿时萌发出种种奇幻曼妙的声音景象。也难怪在《楞伽师资记》亦有相似的困惑：

“汝闻打钟声，打时有，未打时有？

声是何声？

汝闻打钟声，只在寺内有，十方世界亦有钟声不？”

更麻烦的情况还在于，声音景象与视觉形象又有着鲜明差异：

后者虽然也往往会呈现出模糊、变异乃至扭曲的情形（视幻，错觉等等），但最终仍能够明确指向实在空间中的人与物的轮廓、形态和位置；但前者则显然不同，因为声音自声源发出之后，二者之间的维系就变得极为孱弱，由此就使得声音的定位（location）反倒变成声音哲学中最为棘手的难题。“这是什么声音？”“这个声音发自哪里？”——这些都是在日常的聆听经验中每每浮现的困惑。

游离于声源之外、漂浮在空间之中的声音，似乎由此呈现出更为浓厚且挥之不去的幻觉氛围。如果说视觉最终得以呈现出世界的清晰外观，并由此将我们纳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秩序之中；那么声音则正相反，它如蠕虫或幽影一般潜入到心灵深处，进而不断将我们抽离于世界，并营造出一片极为私密、甚至难以表达和沟通的“内在空间”。

最典型的一个对比就是：即便我们可以在镜子之中看到自己，但仍然感到真身与镜像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距离，由此也就衍生出种种对于镜子的恐惧和噩梦；但声音则截然不同，即便我们闭上双眼，隔开世界，仍然可以直接和自己说话，而这种“内在之声”（inner voice）所营造的恰恰是我们与自身的最为私密和亲切的关系。

当陷入到极度的焦虑、恐惧与孤独之中时，你总会习惯性地倾听发自心灵深处的那个最熟悉的声音，它会如期而至地带给你温暖和庇护。这样看来，声音的主观/客观、心理/物理、内在/外在这一系列两极分裂与对峙，最终似乎鲜明导向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终极疏离。

声音，似乎最终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心灵之物。

这些难题在声音艺术中也同样存在，甚至通过种种前卫的艺术实验被推向极致之境。即便关于声音艺术的界定如何五花八门，即便对于声音艺术的源头和脉络的梳理如何错综复杂，但至少有一个基本要点始终是清晰的：任何一种真诚的声音艺术必然直面声音本身的种种难题和困境，而当它一次次探入这个幽深曲折的迷宫之时，也同样是在心与物、自我与世界的阈限与边缘之处进行着一次次逾越和穿梭的历险。

就此而言，似乎没有哪个类别如实地录音（field recording）那般将此间的迷失与焦虑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实际上，实地录音这个名号直接就引发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质疑。首先，真的存在“实地”录音吗？声音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真的能够记录“实地”的特征？文字的描述能够揭示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绘画的造型能够描摹一处场景的真实样貌，但这些似乎都是声音力所不及的。

一方面，除非借助语言和图像的协助，否则单纯声音的叙事性显然是极为薄弱的。试想一部电影，如果关掉影像单纯听声音，最后留下的似乎仅有一些零星离散的片段，很难形成连贯的线索。而另一方面，就写景状物而言，单纯依靠声音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比如面对一片波涛起伏的竹海，聆听当然亦能在相当程度上体验到其中的变幻不居的动势，但仅靠声音这单一媒介，又能够传递多少“实地”的信息？

说到底，声音在实地记录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它是锦上添花，但远非不可或缺。反过来说，在聆听一张实地录音的唱片之时，其实更重要的是经由声音的流动和织体，激发出视觉和语言的联想，进而触动内心深处的深切感动。一句话，“实地”并不真实，“录音”亦只是噱头，所有一切最终仍然要导向心灵的体验。

或许正是源自这个终极的困惑，才使得实地录音这个独特的声音艺术流派在20世纪后半叶兴起之后，越来越展现出创造性的潜力。通观它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视觉化的声景（soundscape）→主观时间的现象学（soundwalking）→物化时间与可能世界（sound matter）——其中所透射出的，恰恰是当代声音艺术在上下求索的历程中所致力于回应的终极问题：声音如何连通自我与世界？声音何以呈现世界的真实？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点正是对时间性的发现。

……

声音与时间性的密切关联，在哲学史上多有暗示，而在20世纪初的现象学运动之中更是得到了明确的论证。如果说时间性是内在意识流动的本质维度，那么声音与聆听则可说是洞察这一维度的最佳入口。然而，虽然胡塞尔早已提示了这一重要关联，但要一直等到2007年，第一本系统阐释声音现象学的著作《Listening and Voice》才正式问世。在这部奠基之作中，Don Ihde至少在两个要点上突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框架，进而为我们理解声景与时间性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关键参照。  

首先，他指出，时间性并非仅仅是内在意识的结构，而更是我们洞察真实的声音世界的一条关键引线。由此得以回应Schafer式的soundscape纲领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声音之所以得以真正介入“实地”，正是因为它能够揭示理性形式、视觉图像和文字叙事皆无法真切捕捉到的风景的时间性面貌。  

 一句话，声音正是内在于实地之中的时间性的纹理。这一重纹理，恰恰是唯有麦克风而非摄影机方能真正捕捉。化用Ihde在书中的一个启示性的例子，可以比照视觉和听觉把握物体形状的不同方式。比如一个网球，虽然眼睛瞬间就能直接把握其外形，但它在不断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时间性之形却是唯有通过聆听才能捕捉的：与视觉形状不同，“声之形”是连续的，不同时刻之间相互贯穿融合；是开放的，不同的侧面不断在运动之中编织着复杂的面貌，但始终难以形成一幅封闭完整的scape；是环境性的，因为它需要在物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中展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

（摘自《树到底有没有发出声音？》，姜宇辉，原文刊载于典藏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