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泽石 文/李菁

被俘

195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成了战俘。

我还记得，我们是在5月26日黄昏，才接到不惜一切代价突围的命令。传来的命令说，只要到达鹰峰脚下就能与接应部队会合。于是大家扔掉背包，彻底轻装，向鹰峰方向突围。

我所在部队是第三兵团第60军180师538团。接到命令后，二营、三营作为全师的突击部队，冲上公路向密集的美军坦克扑了过去。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近百米宽的口子。我们跟随180师剩余的部队，就从这个血红的口子上跨过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冲出了这道包围圈，然后爬上了一条山梁，强忍着饥饿和疲困，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向着鹰峰赶去。

一开始，我们还保持了行军的序列，但是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大雨，山路也非常滑，加之敌人的排炮不断袭击，队伍很快就被打乱了。我带的宣传队员大都是新兵，大家都特别害怕掉队。我让他们把白毛巾系在手臂上，一个紧跟一个。一边艰难行军，一边要不时躲避随时飞过来的弹片。等到我们终于跋涉到了鹰峰半山腰时，已经是次日凌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发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我努力寻找我的直接领导，想请示下一步行动，他们原本就走在我前面，可这会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正焦急间，我看见司务长老刘捂着肚子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老刘的胃病犯了，解下腰上的干粮袋递给我，喘着气告诉我：“鹰峰已经被敌人占了，上面命令分散突围，我走不动了，你带上这点炒面赶快走！”

老刘挥手让我走，而我的脑子一下子全乱了：分散突围，怎么突？往哪里突？我茫然四顾，看见我的宣传队员们仍然坐在雨地里眼巴巴地等着我。这时忽然听见山顶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声，我意识到想越过鹰峰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和战友们抓住身旁的树，往山下奔去。坡太陡，路又滑，心又慌，我们不断地摔跤，一个个都成了泥人。旁边不远处有一条泥坡滑道，大概是前面的战友们用身体开通出来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这条不是路的路逃生。为了避免手被滑道上的石子划伤，我们把双手护在棉衣袖口里，如坐滑梯一样争先恐后一直滑到了鹰峰山谷的沟底。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崖下，大家全身都已湿透，在饥饿和惊恐之中瑟瑟发抖。头顶上照明弹再度亮起，在它的光亮下，我看见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已经拥挤着数不清的战友，大家都低着头沉默地坐在泥水里……还没来得及难过，忽然空中响起了广播声，竟然是一个操着汉语的人在说话，这个声音说“180师已经被包围，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赶紧投降”云云。

这时有战友动员大家，说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可以突出包围。我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再拼死一搏。于是接过一位负伤的战友送给我的一枚手榴弹，带着几名宣传队员也跟着往外冲。我们越过众多伤病战友插到沟口边上，前面是个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我们沿着水沟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四周溅起泥水，我们只好顺势滚进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大家只得泡在水里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只有等照明弹熄灭了才好再突围，可是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在空中闪亮。渐渐地，雨停了，东方也渐渐亮起来。远处又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随即又看到了紧跟在坦克后面头戴钢盔的美国大兵。我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看着他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大喊一声：“快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先躲起来再说！”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费力爬了一段，却被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就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爬。脚下太滑，被子弹溅起的石碴又擦破了我的额头。当时手猛一使劲，小刺棵子被连根拔起，头朝下摔了下去，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从痛楚中醒来的时候，看见几个美国大兵持枪围住了我。我插在腰带里的手榴弹也已摔到远处。一个士兵用刺刀挑起我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不情愿地按照他们的命令，把手放到了脖子后面。不远处，我看见随我突围的几个战友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跛地被押过来。难友们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跟他们点点头，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走出沟口，我看见公路上有一长长的行列，全是我军被俘人员，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惨不忍睹。

就这样，我成了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