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我发现妈妈喜欢的是女人

作者：一粒

2018-10-17·阅读时长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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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你可能听过很多同志跟父母出柜的故事。

有些人为了说出这个秘密，在心里练习了好几年时间；有些人因为出柜被家人带到精神病院治疗，或是被强行安排相亲进行“矫正”；有些人因此家庭破裂，和父母彻底断绝关系；也有些幸运儿，在把事情说出来后得到了家人的支持，获得了被最亲近的人理解的温暖。

总的来说，出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如果反过来，是妈妈向你 “出柜” 呢？或者妈妈从未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但你和身边的人一直都知道，会是怎么样呢？

斩获2017年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2016年第5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剪辑的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Small Talk）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影片的导演叫黄惠侦，《日常对话》的故事在她和她的母亲之间展开。

黄惠侦小学没毕业就和妹妹一起跟着妈妈去做牵亡歌阵（台湾地区一种几近消失的丧葬民俗），因此亲历的死亡比见过的活人要多。

七岁时她发现妈妈喜欢的是女人，发现妈妈在外的时间总是比在家多很多，因此受到出身的困扰，觉得自己是一个怪人，不值得被爱。

父亲频频对母亲施加肢体和言语暴力，而为了帮母亲“分担”，在父亲侵犯自己时她不敢拒绝。从此又觉得自己是脏掉的人，更加不配得到爱。

母亲带她们姐妹俩从家中逃走的时候，黄惠侦看着渐渐远去的家，心里藏着的不是对逃脱父亲的恐惧，而是怕被母亲丢下的担忧……

黄惠侦导演的个人经历里包含了太多苦难。这出命运的戏剧，对于观众来说是女性、同性、家暴的议题，对于她自身而言，则是二十多年来见不得光的秘密。

在黄惠侦和妹妹的记忆中，妈妈是她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她在外头的样子和在家里判若两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哈哈大笑，回到家里又马上变成寡言且没有笑容的人。

少言寡语的妈妈从来都没有跟女儿讲过自己的事，也从来没有用语言表达过对她们的爱。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父亲对妈妈的家暴，肢体、言语暴力还有经济上的控制，以及对自己的侵犯......

妈妈经历了什么？妈妈在经历这些事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妈妈爱过她吗？是明明知道父亲骚扰她却视而不见吗？

这些问题，她一直都想知道。

二十岁时，黄惠侦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

这部影片在她三十七岁时得以拍成，并在发行后取得成功。

拍摄纪录片的根本动因在于她想要和母亲对话，想要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动因则是她自己有了女儿：

“只要每次我一想到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我就不可能不先去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要问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不可能不去回看那些点点滴滴累积成我的过去。”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她也会像我抱我女儿那样，轻轻柔柔地将小小的我拥在怀里，听我呼吸，对我说话吗？我曾经是她眼里最重要、一定要用生命保护的人吗？当她看着我的时候，心里也会感到欣喜和满足吗？”

带着这些疑问和想要对话的冲动，《日常对话》的拍摄开始了。

在影片中，黄惠侦问了妈妈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否知道妈妈喜欢女人，以及对此有什么看法；她找来了妈妈的历任女友，了解在她们眼中的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和妹妹的两个女儿谈起她们的外婆，并问她们怎么看待同性恋.......

所有的对话都是对“日常”二字的巨大反讽：

这些都是大部分人喜欢回避的话题。这些对话不太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却又无比需要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正如黄惠侦自己所说：“过去不能藏起，需要好好整理。”

从二十岁到三十七岁，想要把自己家的故事拍出来的这十多年中，黄惠侦一步一步地和母亲、父亲还有自己的过去和解。

“如果在一九九八年，那个二十岁的我真的把影片做完了，我猜想那一定会是一部充满怨怼与恨意的片子。”

“随着年岁增长，随着认识自己的程度愈深，就算那些怨恨没能完全消失，但我至少有了理解和安置它们的更为合适的角度。”

在影片的最后，黄惠侦向母亲说出了自己多年的心结，她问母亲，父亲当年骚扰她的时候，母亲是否是知道的。

答案的“是”与“否”已经不重要。就像她曾经最关心的问题——

“你爱我吗？”

“原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不是肯定句，也不是否定句。而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感叹句。”

被在台湾上学的好朋友疯狂安利《日常对话》这部纪录片后，当天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看完。

这部纪录片无论对于导演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整体，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影片中，黄惠侦重新梳理了自己家庭中的种种关系，让秘密重新找到出口，也让自己找到新的人生轨道，和过去的“恨”彻底告别。

通过梳理自己家的故事，她也触碰了女性和同志的生存困境、家庭暴力、职业歧视等诸多社会问题。
但观看完这部片子就好像亲历生活本身，留白之中会让人感到缺失，让观众在看完影片后对很多具体的问题留有疑问。

为什么黄惠侦在年少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这些苦难却好像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给她带来创伤？

在被父亲骚扰后，为什么比起恨父亲，她更在意的是母亲的回避？

为什么小学都没读完，她却能拍出这样好的纪录片？

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而不是其他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些问题在黄惠侦最近在大陆出版的首部文字作品《迟来的告白：我和我妈妈》中可以找到答案。

相比于纪录片《日常对话》，文字作品《迟来的告白》反而更有些“日常”的意味。在这本书中，黄惠侦讲述了纪录片以外的更多细节。

没有“我的妈妈是同志”那种狗血的噱头，也没有历经坎坷后的苦大仇深和扎心的怨念，一切在平静之中娓娓道来，表达的是一种省察自身、家庭和所处社会、时代的态度。

她的文字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艳：《日常对话》的导演黄惠侦不仅擅用镜头语言，也拥有干净洗练的文笔。

在《迟来的告白》中，我们得到了更多关于父亲阿源的细节：打母亲，酗酒，侵犯女儿，宣称“性是女人的义务”，在妻子和女儿逃出家门后不停地四处追杀…….

父亲身上的暴力和恐怖，让黄惠侦认为自己并不敢真的“恨”父亲。

即便是这样，她在作品中也没有将父亲化约成一个施暴者、伏地魔。

她在书中写道：

“如果当初，就算只有一次就好，我妈愿意开口对他说‘不要再打了’；如果当初，我跟妹妹愿意亲近他，叫他声’爸爸’，他会不会因此就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下，不必一直用暴力去维持，或说去确定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和尊严？如果有人当时能够试着去理解他，也帮助他去看见、理解自己的状态与暴力来源，他会不会有改变的可能？”

“当年在嘉义那场相亲里的两个年轻当事人或许都不想、也不适合进入婚姻，要不是为了迎合家人的期待与传统价值观，他们也许能有其他选择，不需要去承担没有准备好要承担的责任，也不需要遇到这样的困境。”

不仅是父亲，还有那个未曾表达过爱的、冷漠的母亲。

在自己也为人母之后，黄惠侦突然多了一种视角：她发现了身为母亲的有限，身为母亲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机制。
“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在天底下许多担任母亲这个角色的女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