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帝国的时代

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

——《新唐书·西域列传》

唐朝君臣第一次知晓阿拉伯帝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是在高宗（649～683年在位）永徽年间。据《旧唐书》记载，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带来良马和宝石腰带作为礼物。通过与来使的交谈，唐人获悉这是一个兴起于波斯以西“俱纷摩地那之山”（即Jabal Madinah麦地那山的音译）的“西戎”国度，开国之主名唤摩诃末（穆罕默德），活跃于隋末，如今已传至第三代。大食国“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等肉”，人民则“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开国之初，其王曾“移穴中黑石置之于国”。这些记载显然精准地对应上了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环境、伊斯兰教习俗以及麦加天房（Kaaba）中黑石来历的传说。高宗、武后在位时，大食国陆续发兵击破周边的波斯、拂菻诸国，并频频遣使来朝。开元初年，由于认定该国系“慕义远来”，殊可嘉许，唐玄宗甚至一度准许大食国使节按照其宗教习惯，在谒见时“平立不拜”，颇让礼部伤了一番脑筋。

唐人与阿拉伯来使最初的交流，大约是以波斯语作为媒介。《旧唐书·西戎列传》在对大食的描述中，误记其为波斯西境的割据部落，便是证据之一。而唐人对阿拉伯帝国诸项名目制度的描述，显然也经过了波斯语的转译。如“大食”（食字音“义”）一词，其实是来自波斯人对其接触到的第一个阿拉伯部落塔伊（Tayy）的称呼。《西戎列传》所记载的大食国君主头衔“噉密莫末腻”，则是出自阿拉伯帝国第四任哈里发（政教合一领袖）阿里的敬称Amir al-Mu’minin，意为“信教者的领袖”。尽管对该国内政所知不算详明，唐人依旧准确地记录了阿拉伯帝国的继承权在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之间转移的经过，还曾提到大食对克夏腊（叙利亚）的征服。足见在时人的世界认知中，已经有中东及其濒临的地中海、红海的存在。

相当巧合的是，同样是在651年，阿拉伯帝国兴兵攻入波斯东部残存的呼罗珊（Khorasan）地区。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Ⅲ）出逃至小马雷（Marw al-Rudh），遣使向唐高宗求援。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我们无从得知伊嗣俟的代表和大食国使者抵达长安的时间孰先孰后，亦无从推断唐朝君臣是否意识到了阿拉伯帝国东征的决定性意义。《新唐书·波斯传》对此仅记录了寥寥一笔：“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伊嗣俟随后在小马雷被暴动的当地人杀死，萨珊王朝灭亡。他的儿子卑路斯三世（Peroz Ⅲ）则以吐火罗（今塔里木盆地）为基地，继续与阿拉伯军队对峙，并再度向唐朝求援。高宗遂下旨在西域的疾陵城（Zaranj）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为其提供发起复国运动的大后方。此事虽未能告成，卑路斯及其子孙仍得以继续在唐朝境内避难，其行迹至天宝初年犹有记述。祖母绿、巴旦木、安石榴等波斯风物名称，以及祆教、摩尼教等中亚原生宗教，也以此为契机传入中土，在兼容并蓄的唐代文化史中留下了吉光片羽。

在《旧唐书·西戎列传》中，还记载有另一个“海西之国”拂菻（Prwn）的存在。唐人正确地判定该国正是《后汉书》中记载的“大秦”（罗马帝国）的延续，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至于“拂菻”这一名称，则又是从中古波斯语的R～m（罗马人）一词借用而来。在《新唐书》和《旧唐书》勾勒的世界版图中，唐的北境有突厥、回纥诸汗国，东方有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西部与吐蕃、波斯、大食以及中亚一众小国接壤，更远的西方则有拂菻。对活跃于西欧的法兰克诸王国和正在涌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唐人似乎所知不多，对欧洲形形色色的宗教纷争更是闻所未闻。《西戎列传》中引用的《论语》嘉句“近者悦，远者来”，以及唐高宗关于波斯战争的表态，都足以概括唐人的外交观念：乐于交结诸国，但避免挥霍资源。

然而在不经意间，唐帝国也已卷入公元7～10世纪，影响全球格局的一场大动荡。阿拉伯帝国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崛起，影响逐步波及至全世界。到8世纪初，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至北非、中亚乃至伊比利亚半岛，隐隐有并吞整个欧亚大陆之势。然而他们先是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败于东罗马帝国的神秘武器“希腊火”（717年），接着又在图尔之战（732年）中被法兰克人统帅查理的军队所逐退。伊斯兰教的扩张势头止步于欧洲边缘，拜占庭帝国（东正教）和法兰克王国（天主教）这两个基督徒共同体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东西欧文明圈的先声。而在中亚，阿拉伯骑兵虽然得以在怛罗斯战役（751年）中击败唐军，但始终无法逾越地理空间的阻隔。

到8世纪中叶，拜占庭、法兰克、阿拉伯、中国四大帝国体系并存于世界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直至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和蒙古帝国崛起方被颠覆。如同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唐史研究者气贺泽保规所言，四大帝国各以一种独立的宗教作为精神依托，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形成了古代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告终之后，各地独立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近代世界的黎明已经呼之欲出。

“希腊火”的奇迹

龙朔初，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

——《旧唐书·大食传》

有时，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未必是某位英雄人物，倒有可能是一场始料未及的自然地理灾难。比如，公元570年也门马里卜大坝（Marib Dam）的崩塌。在那之前，阿拉伯半岛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南部这片狭小的绿洲之中，依靠定居农业过活，接受基督教君王的统治。在红海对岸，信奉科普特派（旧东正教主要分支之一）教义的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朝是也门王国的真正控制者，也是红海贸易的最大受益人和地中海以南最昌盛的文明中心。在年久失修的马里卜大坝毁于一场意外的暴雨之后，也门的阿拉伯人开始向北方的汉志地区（Hejaz）迁移，其中就包含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克苏姆帝国在红海东岸的势力范围则逐步被波斯萨珊王朝所蚕食，被迫向东非内陆收缩。一场改变印度洋北岸权势格局的革命正式开始兴起。

马里卜大坝崩塌之际，中国正处在南北朝分裂局面终结的前夜，作为罗马帝国两大继承者之一的东罗马帝国则在游牧民族的进攻下处境逼仄。613年，波斯军队攻入地中海东岸，接连占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连基督教的最高圣物“真十字架”（传说中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也被夺走。直到十多年之后，双方才恢复和平。但此时的主角已经不是他们——610年，40岁的穆罕默德在麦加宣布得到大天使的启示，创立伊斯兰教，开始了统一阿拉伯世界各部落的征途。到630年前后，阿拉伯半岛腹地的绝大部分领土已经被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骑兵所控制，并开始朝西方的沙姆和北方的两河平原进军。636年，3.8万名阿拉伯士兵南部的卡迪西亚（Al-Qādisiyyah）击溃5万波斯大军，敲响了萨珊王朝的丧钟。紧接着，他们把兵锋移向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迦太基和地中海东岸，并一度从海上逼近君士坦丁堡，几乎使君士坦斯二世皇帝沦为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