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而藏书

郑振铎的孙子郑源告诉我，自1949年从上海来到北京生活，他们搬过几次家，都是因为书。

“刚来北京时，国家分给了一套小四合院，在西四牌楼南边的颁赏胡同13号。但在那里住得时间并不长，紧接着上海旧家的藏书就要运到北京了，而那座小四合院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书。”于是郑振铎带着妻子儿女搬到了黄化门17号一处新居，“这里的院子大一些”。他们在这里住了六七年，随着郑振铎不断继续买书，书房又不够用了，于是再次搬家。

1958年他们搬到了靠近新街口的宝禅寺胡同一处清代王府里，这回院子大了，假山、池塘、亭榭楼阁一应俱全，书房也终于足够容下郑振铎的藏书。“那年七八月份拿到钥匙，开始装修搬家，搬书最费时间，差不多到10月份书基本上都搬进去了，就打算他出国访问回来以后住进新家，结果他却再也没有回来。”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阿联酋和阿富汗访问，客机在飞往莫斯科途中失事。

尽管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郑振铎生前经常在家人面前说，等他死后他的藏书都是国家的，于是家人将这句话作为遗言，把10万册藏书全都捐给了国家。这些藏书涵盖戏曲小说、诗歌弹词、古今版画、考古美术等各个领域，不少是罕见珍本，它们全部入藏北京图书馆，该馆特设“西谛专藏”集中保存它们，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重要的馆藏基础。

“11月份北京图书馆的人就把书全都拉走了，祖父生前配的秘书也全撤走了，家里没剩几个人，不再需要那么大个院子，于是一家人又搬回了黄化门旧居。”郑源说，他就是在黄化门的家里出生的。他还记得，四合院北侧是卧室和客厅，南侧一排都是书房，那时大部分藏书已经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只留下了1万多册民国时期和现代的书籍，更多的是书架，一排排，总共有20来个，空空地立在书房里。

“我记得小时候奶奶说，爸爸是爱书如痴的。那时每当发了工资或是领了稿费以后，家人总希望他能为家里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但是全家老小盼来盼去，等他回家时发现拉回来的都是一车一车的书，家人也是望书心哀，无可奈何。想来他当时教授的工资不低，但他从来没买过房，所有的财产就是书。”郑源说。

郑振铎的藏书热情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他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又从沈雁冰手里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当时他的治学领域主要集中在以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上。1956年郑振铎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到过20年代的情况：“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由此他开始藏书，“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

与以往那些偏爱宋元旧本、珍本秘籍的老派藏书家相比，郑振铎收藏旧籍除个人的兴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出于学术上的目的。“受学术驱动而搜书，以搜书而促进学术，郑振铎实际上兼具学者和收藏家双重身份。”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福康这样告诉我。当时在学术文化新风尚的影响下，涌现了一批与郑振铎相同的新型藏书家，如马廉、阿英、赵景深、傅惜华等。正是在他们的搜求下，许多珍贵的通俗文学文献得以完整集中保存至今，为后来的通俗文学研究进行学术积累。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乘船到欧洲避难，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随后返回中国，于30年代初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5年再赴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些经历让他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也扩充了他的藏书领域。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用他自己的话说：“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