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康宁）

舒曼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艺术歌曲，这些作品使他可以被称为不亚于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大师。舒曼的艺术歌曲虽然在数量上不及舒伯特，但我始终认为他在题材选择上更具浪漫主义时代的代表性，那些清晰的思潮符号，无论是诗歌气质抑或隐含的哲学观点，都可视为浪漫主义早期人文思想蓬勃出的枝叶，典型作品不胜枚举，其中有一部不得不谈，那就是《妇女的爱情与生活》。

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创作于1840年。正是这一年，他旷日持久的“爱情斗争”取得结果，在打赢了与老师维克的官司之后（维克向法院起诉舒曼患有精神障碍，经常饮酒发疯，借此让他离开女儿克拉拉），终于与青梅竹马的恋人钢琴家克拉拉成婚。1840年的舒曼是绽放的，无论在情感还是在灵感上，他都收获了自己生命中最可贵的内容。这一年，他的作品不仅题材丰富，而且产量最高，其中一百余首艺术歌曲最引人瞩目：有根据海涅诗作谱写的《歌曲集》（Op.24），有《桃金娘》（Op.25），有根据盖伯尔、克尔纳、莱尼克诗作谱写的人声和钢琴作品（Op.30等），还有与克拉拉共同完成的选自吕克特《爱情的春天》十二首诗的人声和钢琴作品。《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亦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歌曲以德国诗人沙米索的八首诗为词。

在舒曼的所有艺术歌曲中，我起先对《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一直存有偏见。原因有些滑稽，竟是因为它那被翻译得乏味、毫无诗意、充满教科书气、带着纪录片脸的名字。长久以来，这个名字使我毫无聆听和关注的欲望，不过要知道，这部作品的“出镜率”极高，尤其是在唱片中，詹妮特·贝克（Janet Baker）、洛林·亨特-利伯森（Lorraine Hunt Lieberson）、安妮·索菲·冯·奥特（Anne Sofie von Otter）、伊姆佳德·西弗里德（Irmgard Seefried）、西贝拉·鲁本斯（Sibylla Rubens）等等，一流歌唱家录制的舒曼艺术歌曲唱片中几乎都有这部作品，真想绕过它实在不容易。其实，在沙米索的诗集中，这八首组诗被翻译成《女人的爱情和生活》，或也译作《一个女人的爱情和生活》，不过严肃地说，读过原诗之后，“Frauenliebe und Leben”，我更倾向于将它描述为“女人的爱与生命”——既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它歌颂的是女人爱和生命历程的浓缩，即便有人可能觉得并没什么本质区别，至少这个名字还不显得那么乏味。

沙米索的八首诗分别写了女人与自己丈夫之间遇见、暗恋、相爱、相知、结合、生活、生子、逝去这些重要的人生时刻，是对她一段爱情与生命历程的平静白描，诗中没有过多评论，也没有太多细节，语言简单而纤细，情感节制又真切，让人仿佛看到一幅线条简洁明朗、颜色富于变化却不繁杂的图画。沙米索没有写女人对生活态度的细微变化，没有对枯燥的厌弃，也没有提及丈夫去世后女人的失落或自觉，甚至在这个时间片段结束后，下一个时间片段怎样开启也没做任何暗示。这经常让我想起舒曼创作的另一套艺术歌曲《诗人之恋》，歌词来自海涅的《抒情的间奏》。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或可称为“爱情作业男女版”，但是在气质上却完全不同，前者内敛而朴素，后者尽情而浓郁，一个留下开放性结局，一个为爱情故事做出警醒的总结和升华。

帮助我，姐妹们，

亲切地为我梳妆，

为今天最幸运的人

把盛开的桃金娘花朵快快缠绕在

我的额头上。

……

姐妹们，把鲜花

撒在他身上，

献给他玫瑰含苞待放，可是姐妹们，

我和你们告别

怀着欢乐和悲伤。

沙米索在诗中的第五段描绘了女人与爱人举行婚礼时的幸福场景。这也是《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中舒曼写得最甜美欢快的一段音乐。说到这里，我想提及德国浪漫主义女作家多罗特亚。

多罗特亚在一生中，完成了两件让人敬慕的事。一件是摆脱原有不幸婚姻，与比自己小八岁的青年作家施莱格尔坠入爱河。两人本不想再以婚姻相互束缚，但在1804年，年近50岁的多罗特亚终于还是放弃了犹太教，与施莱格尔步入婚姻殿堂，二人相守三十多年，直至施莱格尔1829年去世。另一件则是多罗特亚写就小说《佛洛伦廷》之后，由施莱格尔出版，很多人以为这部小说的原作者就是施莱格尔，诸多文学评论家赞美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和创造力胜过施莱格尔所有作品，是法国大革命血液与现实存在的人的血液交换，是革命精神在肉身上的重铸。施莱格尔作为编者写下卷首语，是一首饱含热情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桃金娘棕色的枝条卷曲盘绕，

朋友捧着金色的果实来到你面前，

还有身着花衣的孩子们向你走来，

姐妹们为你戴上玫瑰和月桂——

古时的画家曾遵循良好的习惯，

不失色彩协调的简单一笔，

来讲述画幅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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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即将成为新娘时的场景同沙米索《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中描绘得何等相似！这也是施莱格尔满含爱意的表达。然而他真正想说的远远不止于此，在这幅美丽的图画背后，施莱格尔赋予爱情更崇高的意义，“让高尚的勇气建立纯白的祭坛……你将在那中心，在燃起火柱的地方看到爱的存在”。这句话，立刻拉开了浪漫理想与现实白描之间的距离，仿佛重新定义了浪漫主义的打开方式。

继续了解这部作品，我们还要聊聊作者沙米索。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生于法国，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早年随家人流亡。正式定居柏林前，七岁的沙米索随父母到过比利时的列日、荷兰的海牙，随后又到德国维尔茨堡和拜洛伊特。在柏林安身不久，沙米索应征入伍，成为普鲁士军队的一名士兵，他的传奇生涯也随即开始。法国大革命这时正搅动欧洲风云变化，即使逃离法国，沙米索仍旧没有摆脱与法国大革命的干系。他研究文学和哲学，为之前没有受过系统教育而大量补充知识，同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开始涉足文学界，结识了当时诸多社会名流，其中包括浪漫主义初期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一起出入沙龙，热衷文学创作。1801年沙米索的命运发生转折，他和部队驻守的威悉河（Weser）河畔小镇哈姆林镇（Hamelin）面对拿破仑的军队不战自溃，沙米索成为战俘。被假释后，他黯然回到法国家乡，但在那里，他的父母早已逝世，几经辗转再次回到德国后，沙米索无家可归，只能寄居在柏林的朋友家中。这段坎坷彻底改变了沙米索的身份，但并不是坏事，突如其来的颠簸再次将热衷文学的他投入了德国著名文学家施泰尔夫人的圈子，他成为她的忠实追随者。这位德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给予沙米索的是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1803年，施泰尔夫人因抨击拿破仑被流放到瑞士，沙米索坚定地与之同行，并在那里开始了植物学研究。不久，沙米索就在这个领域颇有建树，十年之后，他以植物学家的身份怀抱万分好奇随俄国探险船队远航，并到过北美洲一些地区。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沙米索回到柏林开始研究波利尼西亚土著语言，并继续与E.T.A.霍夫曼等著名文学家保持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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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米索的一生传奇而现实，这使他与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浪漫主义作家有较大区别。法国大革命期间，施泰尔夫人既像矗立的灯塔，在迷雾中引导青年诗人前进，又像一片张开的白帆，为他们航行提供真实的动力。在当时柏林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中，语言学家洪堡兄弟，作家让·保尔、布伦塔诺、海涅，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黑格尔聚集在一起，沙龙并不是文艺青年自娱自乐的精神庇护所，而是活跃着时代精神的炙热火堆，是整个柏林文化界的先锋与焦点，它备受瞩目，就连贵族斐迪南亲王、利涅公爵都是这里的常客。沙米索在这里与他们交流自己对于时代的思考，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他与他们共享理想交集，但作为在更广泛现实中摸爬滚打的多元者，他拥有他们意想不到的精神世界。

这些经历或许可以作为沙米索成为一名非典型浪漫主义作家的证据存在，的确，包括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施莱米尔的奇妙的故事》也更多偏向现实主义立意，并未趋同于当时普遍的浪漫主义作品。《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中塑造的女子纯洁、简单，甚至爱得稍显盲目，但她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她主动选择了爱人，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他走入婚姻殿堂。此后的生活内容变化，参与人物往来都来自女人的视角，她不能决定生活与生命的变化，在丈夫死去后发出绝望的叹息，但所有感受都是真实的自我。这正是19世纪初期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真实描述——情感的表达而非理性的探索。虽然法国大革命时《女权宣言》就已经出现，虽然那些最先进的女子已经能够通过文学、音乐或者其他手段养活自己，但当时的女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地位改变，正如《德国妇女运动史》中所说：“她们仍然尽自己所能对男性崇拜与付出，并且相信，没有这层关系，女性仍永远丧失在深渊中。”在对爱情和婚姻的描述上，沙米索忠于现实，没有渲染，没有将女性的追求戴上崇高意义的附丽。

这八首不足500字的诗成为浪漫主义作品中与众不同的清淡一笔。1840年舒曼根据诗作写就《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时，沙米索已经去世。这一年舒曼所谱写的爱情主题居多，在诸多作品中，《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朴素的内容确实如同浅色的底板，既为音乐确定基调，又为音乐留足空间。这套艺术歌曲也如诗作本身一样，是恬美芬芳的，音乐不必多说，留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安静地聆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