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利群）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明白我已离开/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

这是美国民谣《五百里》（500Miles，也译《离家五百里》）的第一段歌词。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Paul和Mary）唱红这首歌时我只有八九岁。在那个年代和年纪，我不可能知道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这样一首令人伤感的民谣，更不会想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也会遭遇感伤之旅。彼时的我们对美国音乐的了解只限于反美歌曲《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美国黑孩子小杰克》。及至青葱岁月，我和伙伴们果然乘坐着火车离开生活多年的土地。一百里，二百里，五百里，锃亮的铁轨永不交叉地铺展着，火车突突地冒着白烟，鸣着决绝的汽笛，带着成百上千少男少女，呼啸远去。今天听《五百里》何来那种莫名的泣涕？是因为远离家园的疏离，还是那不知有多远的远方的迷离？在暂时的“失去”、悬浮的飘移过后，或许可以体味失重的轻快和未知的神秘？一百里，又是一百里，那些白烟和汽笛。如今那些风景、树木、人和物都像车窗里的倒影般消逝，就像米沃什所言，“甚至那些曾经活过的人的记忆也在消亡，只有很少几个人会保留他们关于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的记忆，但即使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面孔、手势和话语也在逐渐消逝”。然而在我，有旋律就有歌词，就有记忆，那些旧日的迷失也可以从脑海深处找回来路。

1971年早春，五一过后，我们连队抽调了一个排，跟着黑龙江建设兵团五十一团各连的人一起去靠近中苏边境的地方修公路。这个公路预设了两个用途，一来可以改变夏季不能从山里运输木头的状况（过去都是冬天上冻以后借着冰道运），二来一旦中苏边境有事，可以从这条新修的公路运兵。火车一路向东向北而行，终于在天擦黑前到达了黑龙江的北部城市加格达奇。次日到达金河林业局的达赖沟林场。

修路

第二天搭建临时住所，用的是部队那种军用帆布帐篷。就地取材用木头搭成床铺，每个人的被裹卷只有七十五公分。每天要从两边的山坡下取土石，用镐头开掘，然后用铁锹装满手推车，运到待铺的路基上去。路基下面是塔头墩子，这是东北方言，也叫“塔头”，是一种高出水面几十厘米的草墩。要在这种地形上铺草皮和倒木，然后上面用土石覆盖，需要大量的土石方。一天早出晚归，吃五顿饭，累死累活也推进不了几米。头一次进到原始森林里面，一切都很新鲜。初夏时节，河水清澈，忍不住跳进去游个痛快。不想水却冰冷刺骨。还没扑腾几下就爬了上来。问了林场工人才知道，林中的小河是山里的雪水流下来形成的，也叫控山水，加上森林里遮天蔽日，见到太阳的时候不多，水温低也就不奇怪。电影中常见的河边洗衣场景，说的都是别人的事。等到自己端着盆来到河边，才发现蓝天绿水的稀奇，平日里最懒得做的事情也变得那么美好。清冽的山水不断从上游流下来，想用多少用多少，拿脸盆到河里取就是。河水清亮透明，衣服想洗不干净都难。嗓门大的忍不住高声呼喊，静听着山谷远处传来的美妙回声。

原始森林里的天气喜怒无常。六月的一天下午，刚来到工作场地，没干多会儿，不知道黑云是从哪里来的，暴风雨劈头盖脸就下来了。那年月没人带伞和雨衣，好像都是铁打的。大雨来得突然，没处藏没处躲，只好淋着。每个人都浇个透湿。年长几岁的齐齐哈尔知青段排长说，我们唱着歌，排着队往回走，好不好？就这样，一群十七八的小伙子，什么雨衣雨鞋雨伞统统没有，顶着大雨行进在林间。那个时候觉得雨水不算什么，浇了也就浇了，心中一股豪气，什么都无所谓。有人干脆连衣服都脱了，光着膀子更舒服。记得歌是这么唱的：

革命的队伍里充满阳光，/官兵一致像兄弟一个样。/见了困难人人向前，/有了荣誉互相谦让。/我们的连队多么美好，/呀呼嘿，团结就有力量。

回到驻地，炊事班立刻给大家烧了姜汤水喝了。身体是摔打出来的。雨过天晴，太阳又冒出来，明朗朗的。返回到工地上，大伙接着干。

多年以后，每逢听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暴风雨乐章，都会想到那些淋雨的日子。大兴安岭森林的暴雨不啻是一场青春的洗礼，非此就不会感受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更不会有暴风雨过后的感恩心情。感恩之外还有一种敬畏之心，那种东西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事件的碰撞很难被触动。当年砍伐的都是倒木，也就是枯死的树木，成材也是有计划地砍伐。泯灭了这份敬畏之心后，大小兴安岭生成了几百年的原始森林遭到滥砍滥伐，以至于我难以回去探看。今夏去奥地利，1250平方公里的维也纳森林让人慨叹，那是上苍的眷顾。徜徉其中，走在贝多芬创作的小路上，才体味了他所言说的暴风雨过后的感恩心情。

伐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来自各地的转业军人、农民、技术人员和当地的老伐木工组建了伐木大军，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木材开发。没有链锯（当地叫油锯，即以汽油机为动力的手提锯）之前，通常采取的是以前那种老的作业方式，就是大肚子锯和弯把子锯采伐。伐倒之后，这些原木横七竖八躺在林地的坡上和沟里，把它们汇集在一块时，往往要根据山势、地貌、坡度大小、集材距离远近而采用不同的拖拽方式。当时林区的道路很少，运材则多是采取水运和马拉爬犁冰道运材等方式。一棵20多米高的红松，在林中倒下时足以让初见者胆战心惊：从根部锯断之后，先是慢慢地倾倒，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呼呼作响、势不可当地砸掉所有阻挡它倒下的物体，“轰”地一声砸在林木之间。在树木倾倒时，伐木的人还要喊着“顺山倒啊”这种吉利话，以防不测。原木运到楞场后，按树种、材长、粗细归成若干个垛叫归楞（即一根一根码放整齐）。如果说伐木是技术活儿，那归楞就是力气活儿，全靠人力作业。被截断的原木分为四米，六米，一般由四人或六人一组抬一根。遇到特大原木时，临时组合为八人抬。从原木的大头到小头，抬杠的人双双分立左右，按大小个从前往后叫做“头杠”“二杠”“三杠”。使用的工具有肩杠、把门、卡钩、扳钩、压角子等。

抬杠时要喊号子，以便大家动作协调一致。不然力气使得不匀，费力不说，还容易受伤。号子叫“哈腰挂”，一般是这样喊（唱）的，有人领号，众人应和。喊号的内容大体如下：

领号：哈（了）腰就挂（那么）/应和：（嗨呀）/领号：掌腰就起（那么）/应和：（嗨呀）/领号：呦-嚯嗨呀/应和：嗨呀/领号：呦--嚯--嗨呀/应和：嗨呀/领号：我说哥几个呀/应和：嗨呀/领号：你就慢慢地走呀/应和：嗨呀/领号：呦呵嗨呀/应和：嗨呀

号子是四二拍，基本上不离5321（嗦咪唻哆）这几个音。旋律节奏短促有力，差不多有一遍就会了。抬杠的人一边唱一边向前走，步调高度一致的时候，感觉那根原木都在悠荡着，人也像跳舞一样动感十足。我们去林场的时候正是文革中期，劳动号子也变形了，有人改成了语录歌：

领号：下定决心/应和：嗨呀/领号：不怕牺牲/应和：嗨呀/领号：排除万难/应和：嗨呀/领号：去争取（那）胜利

也是四二拍，但音高有些平，就是1121（哆哆唻哆）几个音，使不上劲儿，听上去显得有气无力。上面来视察林场工作，做做样子而已。较劲的时候还得喊“哈腰挂”。抬扛的活儿不仅身板儿结实，还要会使巧劲，领号的那个二杠更得随机应变，不然随时会遇到危险。平日里我们听着喊号抬杠的人怡然自得，若有意外，这调子便生悲苦。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对父子刚好是一副杠（一左一右），恰好是较劲的二杠。三副杠中，父亲的年龄最大。原木装车的时候，儿子明显感觉走在跳板上的父亲的脚步有些发抖，他下意识地觉得要出事。这个时候稍有闪失，其他几个人就有受伤的危险。为了不让惨剧发生，领号的儿子临时改了词：“谁要不使劲儿呀，嗨呀，就是小舅子啊，嗨呀，呦呵嗨呀。”（东北土话小舅子是骂人话）做父亲的心里明白儿子是在激他，咬紧牙关挺住，把原木抬上了车。木头刚一放好，父亲一口鲜血吐出来，倒在了车上。众人大呼“师傅”，儿子连忙上前给父亲跪下赔罪。父亲落下病，从此再也没有在这个行里混。

打火

黑龙江一年四季都要和火打交道，特别是春秋两季。大小兴安岭的防火警报经常拉响。那年春季，我刚从家里回来，立刻就接到外出打火的命令。乍暖还寒，棉衣棉裤还脱不下来，匆忙就奔赴了火场。记不得火车把我们拉到了什么地方。那个年代还没有飞机干粉灭火，都是靠人力，再不就是等雨雪下来火自行熄灭。火车上，排长让我领着大家伙唱歌鼓劲：“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歌唱完了还要连呼两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从1969年4月毛泽东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后来成了知青励志的口号。唱的时候热血沸腾，心气十足，谁也不知道生死鬼门关在哪里。

到达指定地点。每个人配备一个星期的压缩饼干，卜留克（俄语译音，意为美味佳肴，其实就是咸菜疙瘩，拳头大小，也叫土苤蓝、洋蔓菁），人手一把镰刀，一个班配一个水桶。来到火场，教给我们的打火工具，就是从树林里砍一棵一人多高的树杈，人手一支，然后一字排开，一起上下挥动，朝着烧过来的火扑打。火说来就来，我们冲上去，没扑打几下，烈火就像热浪一样卷过来，逼得我们本能地后退。排长操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大喊：“火场就是战场，火光就是命令，同志们，我们一起喊号一二三，这样才有作用。一、二、三。”再次上去，再次被烟火逼退。显然是扑不灭的，任由打火呼啸而去。有打火经验的人传授说，打火并不是火烧到哪扑到哪，火真的迎面烧过来，人根本躲避不及，非死即伤。打火其实是在火头过去后清理残火，以免风向一变死灰复燃。我们不再蛮干。稍加休息，奉命换一个地方清火道，就是在预计火可能要烧过的地方预先将易燃的灌木清理干净，这样火烧过来时无物可燃，就会自然熄灭。火道刚清好，火就借着风势翻滚而来。噼啪作响的火焰裹挟着浓烟呛人眼鼻。我们跟着向导学样，摘下帽子捂着脸，头朝下趴在路沟里。大火燎着地皮就过去了。事后想起无人不后怕。要是火道未及时清理，或者风向改变火势回头，就是现实版的《烈火中永生》了。我们几百人追着烈火扑打了整整一个星期，火势丝毫没有减弱。越走进森林深处，后勤补给眼看要断了。见不到河流，终于开始从塔头墩子的水坑里舀水，然后放在水桶里架着火煮开水。水上飘着无数的浮游生物，压缩饼干稍微吃得多了就涨肚。没有青菜，几天没有大便是常事。夜宿深林，天空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哥几个狂喜：今夜火就要熄灭。雪越来越大，由于是露天宿营，大雪落在我们的棉衣棉裤上，风一吹就成了铠甲，人就像冰棍。只好点燃了篝火，以班为单位围成一个个小圈，背靠背烤着火。烤了前边湿了后边，烤了后边又湿了前边，想到了抗联歌曲《露营之歌》：“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寒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夜寒难捱，那种奇冷，非经过不知。那种感觉当年王鼎钧的体会入骨三分：“冷是一种毒气，冷是硝镪水。冷蚀透皮衣，蚀透棉衣，再蚀透毛线衣，衬衫，内衣，向毛细管冲刺。咬着牙想，想六月的热锅，想地狱之火，想钻进别人的血管，想爆一个原子弹做热炕。动员一切的热堵住毛孔，与寒气反复搏杀，断断续续放些冷屁，好像屁也围住肛门结冰。”

一夜大雪，火势终于减弱，最后在一道天然的小河边偃旗息鼓。我们也各自返回。到了连队，每个人面目焦黑，衣冠不整，有的人衣裤里的棉花都露了出来。炊事班早就有人熬了一锅菜汤，上边飘着一点儿油花儿，根本没有几根菜叶。但是大家蜂拥而上，毕竟一个星期没有油腥，一会的功夫喝了个精光。合衣倒头就睡，直睡了一天一夜。每次打火都有伤亡，谢天谢地，此行毫发无损。之前的1970年11月17日黑龙江大火，14名知青牺牲。之后的1972年秋天，内蒙古锡林郭勒大火，数千知青手持铁锨树枝等简陋工具，最终69人牺牲。那个年代毫无敬畏生命之心，严重的事故也被“伟大胜利”的谎言所掩盖，还派出所谓“讲用团”四处宣讲在烈火烧身时如何用肉体保护像章，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火灾”。每年都有知青因各种事故身亡，还要人大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无数死难知青中也有我童年时代的玩伴，宁和平。弟弟叫和安，显然爹妈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平安无事。我们一个院子住了将近十年，1969年初秋，和平跟我坐的同一趟火车去的北大荒。他爸妈临行前还托我照顾他，但我们没有分配在一起。最终和平还是死了，死在了知青返城的最后一天。去大兴安岭修国防公路的最后日子里，家里已经给他办理了困退回城手续。憨实甚至有些木讷的和平在离开之前非要到工地去看看，结果陡坡塌方，他被砂石堆掩埋窒息而死。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鼻孔、嘴和肺里都呛满了沙子。从北京赶来的爹妈因为儿子的名誉和掩埋的事情和当地领导发生了争执：他们希望给儿子一个烈士的称号，把儿子的骨灰带到北京安放。地方上两条都没有答应。一是死于事故，二是当地没有火葬场。最后不得已，只好找来了一个汽油桶一劈两半，装满汽油来焚烧和平的尸体。和平的父母一夜未眠，在上坡上目睹着儿子“燃烧”。“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教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在次日知青出工的歌声中，和平的爸妈在两半的汽油桶里，捡拾着儿子的骨头，放进了一块白色的手绢。条件简陋，尸体还没有烧完，冒着一缕缕青烟。泪水早已流干，他们呆望着北大荒的默默长天。

和平有严重的口吃，反应迟钝，学习总跟不上。院子里男孩子分拨玩儿没人要他，他只好跟我在一起。小时候我们一起唱得最多的是《我有一个理想》：

“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苟活如我无非是理想没有实现，而故去的人，理想已成奢谈。1974年底我也拿到回北京的手续。一上火车就想到同来的和平没了，不知见到他的父母该如何面对。和平不用再乘火车，他和来时的那列火车永远地阴阳两隔。咣当了一天一夜之后，火车缓缓进了北京站，吃力地冒着白烟。白烟升上了天空，四下消散。祈愿有一股白烟能飘到北大荒的山坡上，找寻到那半个汽油桶里和平焦糊的尸骨冒着的青烟。

我曾是一个往来于边陲和城市的人。乘着火车离家，乘着火车归来。从城市最远处的灯火，一直走到满是苔藓的林木深处。一百里，一百里，一百里，歌声中不断的归去来兮，我们垂直失去的那些记忆的碎片，找回来时却成了苦涩的弯曲。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明白我已离开/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