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远帆）

所有艺术家都应该祈求自己不要“成功”，因为只有失败才能激发人的潜能，从而催生出更好的作品来。

——古斯塔夫·霍尔斯特

至少在占星术的意义上，这部大型组曲的每一个乐章似乎都是由一个神秘力量预先打好了腹稿并排定了顺序，其曲作者不过是假“那个”无可违拗的意志把它们逐一誊写在谱纸上罢了。不是吗？1913年夏天的某一个夜晚，英国人古斯塔夫·霍尔斯特站在地球的一个点上仰望星汉灿烂的夜空……当他渐有所悟的时候，仿佛听到一个来自夜空的神秘声音对他说：抛开你脚下所踩着的坚实土地不表，太阳系中的另外七颗行星都远比广袤宇宙中的所有其他发光体更具有和人的意念息息相关的意义，难道你不应该为它们做点儿什么吗？很可能，这番告诫就是霍尔斯特《行星组曲》创作动机的发轫点。霍尔斯特站的那个地方是他家门口，位于大伦敦泰晤士河畔里士满地区的巴恩斯，那儿是有品位、有思想的上流社会人士集中居住的区域。他家的那栋房子是一幢精致的三层小楼，无论建筑本身还是周边的环境，都为他的冥思苦想和受得天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氛围。

让我们先倒叙至《行星组曲》整体首演后的1920年，那时，曲作者首次就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神秘意向予以确认。他坦言，自己的这部组曲既无关天文学对太阳系七颗行星的描述，也不涉及以古罗马神话人物名字命名的那七大漂浮物，更同标题音乐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只涉及星相学意义上的人类情绪，以及地球上的某些人种族群为了遂行某种礼仪而奏乐之类的事情。这番言论乍听起来有点儿玄，其实倒不尽然。且不论霍尔斯特自己对组曲占星术意义的表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单从天文学的永恒局限性看问题，则其《行星组曲》简直就是某种不可知力量操纵人的行为所取得的一个胜利成果，因为它始终避免了与人的“科学”行为碰撞的尴尬，保持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的头十年里的一贯正确，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正确下去。

在霍尔斯特创作《行星组曲》的时候，冥王星还没有被人类发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理所当然没有为它谱写一个音符。但是当《行星组曲》首演近90年后，冥王星已经被人类“开除”出了大行星的行列。得亏霍尔斯特守得住原则，没有在那颗倒霉的矮行星（天文学定义）1930年被发现、并被天文学家拉入大行星之属时头脑发热，贸然补写第八乐章（那时他56岁，离与世长辞还有四年，精神头还足得很），否则的话，今天的音乐界是否也有必要步天文学界的后尘，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把那个可能属于冥王星的乐章从《行星组曲》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这是天意还是人意？

霍尔斯特雕像

霍尔斯特的表白在某种程度上似是而非，尤其是涉及组曲咄咄逼人的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Mars，the Bringer of War）时更是如此。那个乐章作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口。没有人认为那段气势汹汹、黑云压城的乐音和战争无关，因为从始至终，曲作者都在调动弦乐组整体用弓杆击弦，这种偶然为之的配器法所产生的音效，似乎早已被约定俗成了人类群体的趋暴形象。虽然从占星术的角度看问题，火星代表了野心、欲望、乱性、戾气、争夺和横祸等人类特有的“品质”，但是所有这些关键词都是从对单个人的性格预测中推衍出来的，并不关乎可以形成战争的人类群体。在罗马神话中，火星被赋予了战神的角色，如果单单从占星术的角度考虑问题，则《火星》大可不必被写得那么尖锐刺耳、步步紧逼、令人焦躁不安，因为个体的人是没有能力把世界的某个区域翻个底朝天的。有人以此给霍尔斯特戴上了用音乐成功预言战事的高帽子，认为他先知先觉。不知道对此言论，曲作者作何感想。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如果要真正论及占星术对霍尔斯特的创作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火星-战争使者》的诞出与萨拉热窝的枪声之间除了巧合之外，倒好似存在某种无厘头的连带关系，只是对此，不仅霍尔斯特毫无意识，而且人类也无法解读出什么。这段音乐，只需听过一遍，你就会大体明白，那是只有大规模的军队或行进、或厮杀才能倒映生成的效果，除此而外，所有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20世纪初的头十年里，霍尔斯特先后在伦敦圣保罗女子学院和莫利学院担任音乐教师，这是他乐此不疲的本职工作，与之相比，作曲这件事倒像是一份兼差，他只在授课之余才在谱纸上写写画画。此时的他，痴迷于印度古代典籍，每每沉浸于其中而不愿自拔。事实上，令霍尔斯特感兴趣的岂止印度古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伊朗高原，从尼罗河洪泛区到黄河之滨，几大古代文明中有关占星术的文化无不让他兴致盎然，大有一探究竟而不能罢手的架势。这是《行星组曲》创作的意念基础。

与前一乐章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第二乐章所体现出的静谧、温和及柔媚几乎在转瞬间便抹平了战神造成的创伤。这个名为《金星-和平使者》（Venus，the Bringer of Peace）的乐章，主要是以竖琴、钢片琴和独奏小提琴这些容易产生靓丽效果的乐器来表情达意的。要说霍尔斯特完全不顾及古罗马神话对于行星的比附很难令人信服，例如《金星》的抒情色彩就很容易让人想起这颗被罗马神话故事塑造为维纳斯的星球有着怎样的似水柔情。

霍尔斯特当然不可能用音乐去表现天文学意义上的行星概念，这是他否认自己有标题音乐倾向的遁词，否则的话，他的所有创作手段加上他生成旋律的能力，不仅不会取得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反而极有可能因为荒诞不经而贻笑大方，因为，对人类而言，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之外，太阳系中的其他七大行星都只意味着死亡，别说和音乐毫不沾边儿，连“占星”这等玄而又玄的“术”都是荒唐至极的。

从配器和乐队编制看，霍尔斯特要的就是能使乐曲产生大轰大嗡的效果，以使音乐在气势上能够当得起“行星”这等宏大的概念，为此，除了乐队规模庞大之外，他还动用了管风琴，并在末乐章加入了女声合唱队。他甚至使用许多另类的乐器，如低音长笛、低音双簧管以及次低音号，以使音乐向神秘色彩靠拢。

霍尔斯特占星术意义上的《行星组曲》在表现《水星-飞行使者》（Mercury，the Winged Messenger）、《土星-老年使者》（Saturn，the Bringer of Old Age）、《天王星-魔术使者》（Uranu，the Magician）和《海王星-神秘使者》（Neptun，the Mystic）诸乐章时，均以卓尔不群的手法展现出了他在配器思维方面极富创意的艺术理念，但从副标题的角度审视，每一个乐章又似乎同他自己所主张的占星术渐行渐远，而同古罗马、古希腊神话愈靠愈近。我们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逐音符、逐乐句地分析出支撑这一观点的音乐要素，正如我们根本无法从乐曲中真正窥得占星术所代表的神秘主义一样，否则的话，霍尔斯特本人也就没有必要强调乐曲的非标题性和非神话色彩了。

从能看到女王大厅（Queen's Hall）的朗豪坊（Longham Place）望去，那座代表女王陛下尊严的音乐厅实在算不得有多么体面，至少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里周围还是局促不堪的，但这并不影响维多利亚风格的昭彰气息，因为只有这种看似内敛的建筑理念才是当时大英帝国风范的部分表征所在。1918年9月29日，在收笔近两年后，《行星组曲》得以在此被首次演出。

霍尔斯特

为了这次演出顺利进行，霍尔斯特没有顾及自己的绅士颜面，金口两开求了人。首先，他请求自己的同道——作曲家兼音乐教师的亨利·加德纳帮他筹措演出所需的一笔经费，这是租用演出场所和延请乐队必不可少的开销。加德纳先生没有辜负朋友的重托，所拉的赞助很快就有了眉目。其次，为了搞定阿德里安·鲍尔特和他任指挥的女王大厅管弦乐团作为演出的支持方，霍尔斯特竟然同意了鲍尔特不太合理的要求——在总谱副本的扉页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此副本的所有权归阿德里安·鲍尔特，正是因为他，“行星”才得以辉耀于世。对此，古斯塔夫·霍尔斯特由衷感恩，并致以诚挚谢意。

在这次演出是否属于首演的问题上，鲍尔特和霍尔斯特亦有分歧，前者认为这只能算作一次带有沙龙性质的内部演奏会，因为他们邀请免费聆听的嘉宾只有区区250人。霍尔斯特则坚持认为这的确是首演，虽然他也希望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检验一下自己这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曲终时，听众的冷淡反应证明演出并不成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支仅仅草率排练了两个小时的小型管弦乐队，当他们还没有从一个又一个同陌生星球关联的乐章中回过神来时，乐曲已经平淡收场。

《行星组曲》的首次公演是在1919年2月27日。这回，鲍尔特动用了他所兼任指挥的另一个乐团——皇家爱乐协会管弦乐团，并且以霍尔斯特要求的“大配器”编制参与演出。虽然这次演出的只是组曲的五个乐章，但由于鲍尔特巧妙地为乐章重新排序，所以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艺术效果。鲍尔特自作主张的乐章顺序为：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和木星。然而，这却是一个聪明无比的决定，除了水星的温文尔雅和火星的粗暴偏执对比强烈外，土星的老迈庄重和天王星的扑朔迷离更是为木星壮丽辉煌的收尾提供了绝好的陪衬。

一部《行星组曲》，最能体现出曲作者真实意图的乐章当属《木星-欢乐使者》（Jupite，the Bringer of Jollity）了，它符合霍尔斯特有关乐曲应能体现庆典、礼仪和欢乐的全部说明，是组曲七个乐章的核心所在。从乐曲恢弘的气势，磅礴的震撼力去解读，曲作者的构思至少是参照了天文学有关这颗巨大行星的外在描述的。你几乎不能想象那如春潮般一往无前的乐浪和占星术意义上的木星有什么连带关系，甚至连这颗巨星的罗马神话名字——朱庇特——在乐章的华丽音响面前也黯然失色了许多。听众被乐曲深深感染了，当《木星》中的铜管齐鸣时，他们自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也就是在三个多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霍尔斯特具有欢庆效果的音乐好似正是为此而创作的。

1920年11月15日，《行星组曲》迎来了它问世两年来的首次整体公开演出，阿尔伯特·科茨指挥伦敦爱乐协会管弦乐团出色地演绎了这部让霍尔斯特一举成名的大型组曲。

霍尔斯特一语成谶，把自己说进了自我设想的艺术家定律之中，因为他不小心真的“成功了”，《行星组曲》令他一下子就成了全球瞩目的英国作曲家，同时也让他跻身爱德华·埃尔加、弗雷德里克·戴留斯、沃恩·威廉斯和本杰明·布里顿等一干跨世纪英国音乐家的行列。虽然“功成名就”后，他依旧努力创作，但却再没有一部作品能够续写辉煌，激起哪怕些许波澜，终究沦为世人带有奚落意味的所谓“单曲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