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乔纳森·柯特/周美琪 编译）

柯特：好吧，我们接着谈！

伯恩斯坦：我还得说说几年前在西班牙的见闻。记得有一大群年轻人围着卡塔洛尼亚（Catalonian）的一个乡村广场，手挽手地跳萨达纳（Sardanas）舞，乐队叫做cobla，奏着27拍的舞曲。我是相当不错的音乐家，能跟上他们的音乐，但是舞步太复杂，我学不会。这些人具备舞蹈和音乐天赋。他们并不明白舞步有多复杂，就这样在跳。就好像当年希腊人按空前复杂的节奏和曲调跳舞，我所指的是，巴托克在希腊和保加利亚山下所谱写的舞曲。喝醉的水手来到小酒馆按五拍或七拍跳起来……而乐队浑然不知他们奏的是几拍节奏。我告诉你，那种音乐绝对超凡，比现在摇滚界所提供的所有内容都更令人振奋。

顺便提一下，你听说过西班牙北部城市赫罗纳（Gerona）吗？那是卡塔洛尼亚令人吃惊的一个区域，出了许多天才，例如毕加索、米罗、达利和卡萨尔斯都在这里诞生。达利故居和纪念馆离菲格雷斯（Figueres）很近。我曾经与达利有约。他的秘书电话通知我说，他刚从昏迷中醒来，并且想见我。所以约好下午过去，但当我再次去电话确定见面时刻时，知道他又陷入昏迷状态。不过我在达利博物馆消磨了两天，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cobla

第二次去赫罗纳时看到了最近出土的12世纪城镇，那里曾经是繁华的犹太社区，有犹太会堂、公墓和Mikveh(行圣礼的公共澡堂)，下水道、房屋和一座小型天文台。小镇的领导人物是卡塔洛尼亚地区的首席拉比，信徒向他汇报星辰的位置，经他沉思冥想后能道出其意义。Gerona是西班牙第一个研究卡巴拉教派的中心，在那里发现的碑和奇怪的铭文现在已被解读。

那里还有一座巨大的教堂，善于加工金饰的犹太人把它装饰得异常美丽。人们视祭台后的金质宝座为神圣之物，据说这是查理大帝（不是基督）归来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后的座椅。犹太人把所有教堂和事件都记录在册，而且保留至今，他们是当地唯一能读和写的人。赫罗纳是格不可思议的地方。你真应该去看看。

Mikveh

柯特：多年来，摇滚和爵士乐的音乐人都受弗拉芒戈音乐的启发。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内，许多摇滚音乐人在转向东方寻求灵感，最为明显的是乔治·哈里森（GeorgeHarrison）。而且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也提到：在那欧洲的尽头遇到印度人。

伯恩斯坦：我一直很喜欢印度音乐和舞蹈。二十来岁时，印度的Shankar舞蹈公司率团在波士顿的交响乐大厅表演；音乐和舞蹈美不胜收，领舞演员名叫Simkie，至今难忘她那微妙的手和手指的动作，还有她的眼神，使我完全倾倒。现在我还能唱出来，或者在钢琴上为你弹他们的音乐，当然，钢琴上没有他们的微分音。这样的音乐影响了我的一生，尤其可在此后所谱写的作品中看到。我不但买了他们全部录音（还是RCA的78转黑胶唱片的版本），而且都能背下。

乔治·哈里森

第一场演出后，一位认识他们的朋友把我带到后台，介绍给他们的音乐总监Shirali，他为我解释了弹拨乐器拉格（ragas），并请乐师们示范表演西塔尔琴（sitar）和手鼓塔布拉（table）难以形容我当时有多么激动。以后每晚我都去观看演出，尽管正是哈佛期中考试的那一周，我不在乎不及格。

西塔尔琴和手鼓塔布拉

作为答谢，我邀Shirali去听库塞维茨基指挥的音乐会，曲目是莫扎特《d小调交响曲》；我想他会欣赏这一完全不同的音乐，至少对于他是一种调吧。不料第一乐章未奏完他就睡着了。我推了他一下，告诉他：这是莫扎特的著名交响曲。但是在缓慢乐章开始后他又接着打盹。幕间休息时我问他：你怎么了？怎么毫无反应？他回答说：对，没有反应，这是给小孩听的音乐，毫无兴趣。我又说：那些和弦怎么样？你们没有和弦。还有和声的变化和发展章节中的美妙的顺序和乐句？……结果没能说服他，我只得追加一句：扯平了！因为不少美国人在听45分钟ragas的过程中睡着了。可见他们感兴趣的是线性音乐，当然包括很复杂的节奏。另外，低沉音从不退出舞台（模仿一种极低的长音）我还对他说：莫扎特至少用次属音而且变调。你听说过变调吗？“我知道。但是那没意思，是给小孩听的，”他还指责说：“旋律有气无力，节奏太平凡，过于中规中矩。”

所以我想：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用两条腿走路的人类应该都服从于同一和声规律，难道不能互相交流音乐吗？但我认为，问题在于时间，要自我表现并接受新的音乐，就像对待外语和外国商顾客一样，不要把他们视为怀有敌意的陌生人，而是当作同一星球上的友好居民。知道有人与你不尽相同不是也很好吗？

说起来这是在1939年，50年前的故事，到下一个元月份就相距51年了。对于我说来犹如昨天。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是新手。

柯特：在我们今晚的谈话过程中，我不得不注意到你的惊人记忆力。说来奇怪，你使我偶尔想到时光在倒转：似乎你的未来返回到你的过去，同时你的过去正在回归至你的未来。

伯恩斯坦：当记忆成为对某一重要事情的期盼时，时光就倒流了，也就是变成未来了。所以，回忆的时候就成为现在。你想是这样吧。

普鲁斯特

柯特：普鲁斯特(Proust，法国作家)也这么想的。

伯恩斯坦：普鲁斯特总生活在永恒中，他回忆过去，把它变为永恒的未来，也就是说，反映在他要写的句子，要形容的事件，要描绘的性格中。对艺术家而言：这就是永恒的未来。

柯特：Shirali可能不怎么被莫扎特感动，然而莫扎特本人也是完美的新手。有趣的是，他曾经说过，在乘四轮马车的旅途中，或者在一顿美餐后散步时他会获得不少灵感。

卡塔洛尼亚小镇

伯恩斯坦：许多音乐家是在走路时作曲的，虽然我不是这样。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里顿都在头脑中听到后回家写成。有些人相反，例如斯特拉文斯基：他每天从夜晚十点工作到第二天中午……然后吃午饭，读邮件，打个盹，再过目一遍此前写成的作品……傍晚如不外出的话，就考虑如何把此曲为管弦乐配器。到了第二天上午，他又坐在钢琴前作曲。科普兰也像他那样工作。

柯特：据说瓦格纳在作曲时精神狂躁。

伯恩斯坦：他经常这样，所以他不断地在作曲。他是个疯子，自大狂。

柯特：莫扎特庆幸自己能刹那间在头脑里听到完整(或几乎完整)的乐曲，实在了不起！他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不知道乐思究竟什么时候和怎么样来的。这无法强求。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主题会扩展，变得条理分明和清晰，整体虽然很长，但在我的意念中已趋于完整，像一件美丽的雕塑被我审视。我并不能成功地在想象中听到其细部，但是我一下子听到了。这种愉快难以形容。

伯恩斯坦：说实话，我对莫扎特历来五体投地。然而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听到全曲。固然他能听见。这么说吧，听到乐曲的一个小节，同时用意识中的眼睛看到了全部结构，了解它的发展趋势。但是不能忘记，莫扎特生活于公式化创作的时代：奏鸣曲、回旋曲、小步舞曲等都具有一定模式。他谱写了多少次那样的结尾（唱了一句典型的莫扎特式终止句），还有节奏的类型（又唱起来）。这样的节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出现过上千次。有了现成的轮廓和主题，下一步就是用属音来谱写第二主题；须决定是否在快板前加一段缓慢的引子，但他知道在反复时把属音转为主音。如果是小调，则变为相应的主调，或小调的主音。

赫罗纳

真正令人信服的是：他能预见展开部的结构，灵感使他把第一主题转移为第二主题，并且确定哪些部分应当浓缩和加强，然后走向再现部——悄悄返回，或通过渐强，或——爆发方式使你大吃一惊。这一切都很美妙。别忘了，这只不过说明一个乐章。通常每首交响曲和奏鸣曲或协奏曲中还得考虑两三个其他乐章的安排，例如在哪个调上，用行板还是慢板，以及应不应该加一段小步舞曲。莫扎特难得不在结尾加上小步舞曲或回旋曲。当然还有别的问题需要考虑，要求用别的思维方式。

我不是说莫扎特只在某个特殊瞬间才有这个才能，因为他一生中曾消磨很多时间在喝酒、闲荡和玩台球上。一旦他不玩台球，就会出现那样的瞬间：能用意识中的眼睛看见一切。

我想现今没有人能做到这些，因为我们没有可依据的准则。我们只能在“火锅”中各取所需，其中有各色各样的序列主义、瓦格纳、斯克里亚宾或马勒的疯狂半音阶体系以及巴赫和莫扎特的新古典主义，肖邦的新浪漫主义。

要点是不该有反对任何一种音乐的规则。换句话说，对立于一定的时代：那时多数作曲家提出调性音乐已死，唯一的方法是序列主义。当然，可以采用序列主义，但不是非它不行。此外，尽管十二音体系或达达主义都很了不起，只是不能以牺牲调性为代价，它是音乐的根基。

柯特：你对最近出现的所谓极简主义有什么看法？

伯恩斯坦：他们在寻找另一条路子，想做到有调性却不呆……但结果往往听上去很傻，这要看作曲家的悟性。我觉得里奇（Steve Reich）很天才，在这批人中鹤立鸡群。

还有人设法用“暗示”方法来作调性的乐曲。他们引用巴赫或贝多芬的片段，模糊地混合在一起；或者把乐队一分为二，一半奏斯卡拉蒂，另一半奏音簇。

柯特：我注意到好像人们又有兴趣去重新评价一些作曲家，如博凯里尼(Bocherini，1743-1805)或雅克·伊贝尔(JacquesIbert，1890-1902)，那些过去不怎么被看重的作曲家。

伯恩斯坦：你的话很有见地。的确有必要重新研究。对于斯特拉文斯基也一样，主要是他的新古典主义和他写拉格泰姆的时期。

柯特：我也想到魏尔（KurtWeill，1900-1950)。起先他被勋柏格等主张十二音体系的作曲家贬低，称他不如FranzL e h a r(1870–1948)，莱哈尔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人瞧不起，最后他去了百老汇。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全部作品。

伯恩斯坦：又是真知灼见。Bocherinie-Ibert是一个组合，斯卡拉蒂和莫扎特也需要重新审视。往往人们把真知当作一道光而不加以重视……

萨达纳

我看了一下钟，现在已经凌晨两点半，我们谈了整整12个小时！

（我们两人同时起身离席。）

柯特：我知道这是得寸进尺……不过，再提一个问题，可以吗？

伯恩斯坦：肯定只有一个问题吗？

柯特：我保证！而且我知道你讨厌“最喜欢”之类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请你在录制的400多部专辑推荐一部，你会选择哪个？

伯恩斯坦：我喜爱与芝加哥乐团合作的第七，它超越一般的录音……啊，你过来！

（我走向CD播放机，看到他正在放入一张CD。）

告诉你，这是我一生制作中真正最爱的录音。

（他让我听的是管弦乐演奏的贝多芬《c小调弦乐四重奏》［Op.131］，1977年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60位弦乐演奏家合作录制的。）

非常美丽，我把它献给我的妻子，是我献给她的唯一录音。为了争取维也纳音乐家的合作。我还作了一番斗争。他们中间有人写信告诫我说此事办不到：四个人都不能实现，怎能让60个人共同演奏呢？结果他们做到了。

我倍增了低音部，现在你听到的是7把琴，非常华丽；同时也明智地把大提琴数目增加了一倍，但是丝毫不改变其中的音或任何力度记号。最后他们演奏得津津有味。如果你不懂这首乐曲就不可能理解任何马勒的作品，其中的对位在不断移动和突发。我同他们一起在雅典的阿提卡斯(Odeon of Herodes Atticus)露天演出时，观众欣喜若狂。现在让我放给你听。

伯恩斯坦与妻子

柯特：你一定精疲力尽了。

伯恩斯坦：没关系。只让你听一点点……从中间开始，包括我最喜欢的诙谐曲。你听！

（刹那间，霹雳般的起奏和弦以大音量爆发，猛然把我从音箱旁边推开，但接着不断出现的海洋音乐潮汐，又把我拉了回去，同时，伯恩斯坦唱出四重奏的内在旋律，偶尔向我大声地解释结构的细节。）

柯特：我从来没有能力探索贝多芬在失去听力的情况下如何能创作出版这首杰作——也许他在作曲时能听到最深层的自我。而你的演奏使我感到几乎进入了贝多芬的大脑。

伯恩斯坦：是的，在他的大脑……应该有人在他的大脑里，那是我们的所在地。你该听一听最初的赋格。乔纳森，再来一杯酒，接着听赋格……然后我们结束今晚的谈话。

柯特：可那已经在你的脑袋里，既然你已滚瓜烂熟。

伯恩斯坦：是的，但是我想同你一起听。遗憾，我们是在倒着听这个作品，但是你会听到难以置信的东西。因为贝多芬谱写的内容不可思议。这里不是四个人为夺取一块土地而互相争斗。这一弓无限长，它是爱情；当我们在演奏时，舞台上充满着爱，人们互相爱慕，互相倾听：“是的，我们在听你，在倾听着你。亲爱的！”

（于是我们默然无语地聆听赋格——以佛的话说：如电、如露亦如幻——伯恩斯坦把脸转向我。）

就这样吧，今天到此为止。下次再谈！

尾声

我花了一周时间来听谈话录音，虽然疲惫但精神焕发。委派我采访的《滚石杂志》“慷慨”地为此提供8000字的篇幅，但远不能满足12小时谈话内容之所需。于是我不得不精炼文字并保持精髓所在。而且，为求报道的精确可靠，某些内容尚须核实。多亏Carson女士再次帮忙，她说服了伯恩斯坦在电话中再与我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拨通了电话，想象着他的反应一定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父亲。这是他们全家人都喜爱的读物。故事中的父亲曾经这样回答他的儿子：我已经回答了你三个问题，够了，不要装模作样！你以为我能整天听你的废话吗？走开，否则我要把你踢下楼去处！

果然不出所料！

“又是你！”电话线的另一端在喊：“天哪！你已经让我不停地说了12个小时！该有足够的资料写一本书了。也许你也应这么办……今天你还有几个问题？”

“只不过需要核对一点事实，希望一切都能正确无误。”我设法让他息怒。

“好吧，最近几天内把文字资料交给我，我可以过一遍，不过我也得很快看，因为三星期之内我要去柏林。”

“你去那里干什么？”

“……为庆祝柏林墙倒塌我将指挥两场音乐会，演出贝多芬的第九……我要把席勒的《欢乐颂》改为《自由颂》……”

“我真想去听！”

“那好，来吧。只要有可能，我的孩子们都过来。”

(……结果我没有去。迄今我一直后悔错过了这两场音乐会，幸亏有现场直播，使成千上万的人得以共享，而且次年发行了录音。)

“顺便提一句”，我对他说，“明知你讨厌这类问题，但是一个好朋友求我问你，能否提一下对你影响深远的人物。”

“好吧。”他不无抱怨地说，“告诉你的朋友：老子、摩西、基督、托马斯·曼、纳布科夫、波德莱尔、T.S.艾略特、莎士比亚、拉伯雷……但主要是我的学生。”他又说，“挂机前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收到一份使我非常感动的电传，来自‘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组织者。你知道这音乐节吗？它创始于二战后的1946年。捷克斯洛伐克是我所到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后来去了荷兰。就是这两个语言怪异的国家把我引进欧洲……1947年我参加了布拉格之春，但是1948年没有被邀请，因为苏联插手了。而现在我收到了这份电传，说‘你一开始就在这里，你答应过我们，一旦春天进驻我们每个同胞之心，你会再来。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实现。’所以，六月初我将去为音乐节的高潮指挥必不可少的节目。你猜是什么——贝多芬的第九。在新近获得自由的国家指挥贝多芬第九是一种成就。我已急不可待地想去北朝鲜和中国。”

伯恩斯坦和气地回答了所有需核实的问题。十天后，我寄去那12小时谈话的大力缩编文本，他立即完成修订，并附便函交还给我：“亲爱的乔纳森，我非常欣赏。希望在我们的‘压缩谈话’中出现更多的‘你’；提一些开始时聆听西贝柳斯的过程——也就是说，多一些没有定见的东西。不过，这是一篇优秀的作品，让它保持原样吧。祝贺并亲切致意，伯恩斯坦。”

回想那个夜晚，他口若悬河，但不时因吸烟而引起剧烈咳。

1990年4月，伯恩斯坦被确诊患恶性肿瘤袭击了他的肺膜。但他毫不畏惧，为实现自己的诺言，6月初飞往布拉格指挥了贝多芬第九，这是他最后一次指挥这部宏伟的作品。他依旧马不停蹄，继续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并完成多项录制。有评论认为，晚年伯恩斯坦风格之转变是体力衰退的表现。实际上，其中所反映的是一种深度的炽热和智慧，宛如暴风雨过后的平静。

新制作的DVD反映大师再次演绎的西贝柳斯第一交响曲的场景；你能观察到指挥家内敛的举止和面部表情，唯独德文“Abendmudigkeit”能贴切地形容，那就是“黄昏时刻的倦意”。只见指挥台上伯恩斯坦不时双眼闭合，从容不迫的手势，他握住左手，为单簧管独奏划出蜿蜒的旋律线条，使人联想到传统芬兰牧羊人的寂寞小号声。

骤然，弦乐的颤音和洪亮的铜管乐唤醒了乐团，使之进入动态，那情景恰如20世纪初对西贝柳斯一则评论所写：“出来，走上新路，抑或像陶醉的神，向前冲。”此刻伯恩斯坦神采飞扬，犹如酒神狄奥尼索斯再世，从管弦乐团引出交响曲的活泼多变的气势，使情绪由激情走向忧郁，由冷淡走向炙热，如此往返不已，美妙之极，无与伦比。他录下的最后一首乐曲是布鲁克纳的第九。合作的音乐家被他称呼为“我的孩子和兄弟”。他要求他们也崇敬诗人济慈对音乐的理念：“美丽必将幻灭/欢愉的手置于其唇/说声道别。”

那次交谈中我为他叙述了一段法国作家兼电影艺术家让·谷克多(Jean Cocteau，1989-1963)的轶事：“成名后重返故里，回想幼年时经常沿着居住区的外墙触摸，他便做这样的动作，希望通过触觉重返过去。但是并不成功。于是他想到当年很矮，只得闭着眼睛蹲下再试。后来他写下了那个片刻的感觉：如同唱机上的针拾起唱片中的旋律。我用手获得了过去的音乐，找到了所有一切——我的披肩，我的书包，朋友和老师的名字，祖父的声音和他的小胡子，母亲的衣服……”

听到这里，伯恩斯坦便回忆过去，从坦戈伍德开始……

翌年8月大师返回坦戈伍德，艰难地完成此生最后一场精彩演绎。

1990年10月14日黄昏六点一刻，伯恩斯坦与世长辞。就在前一天，他请朋友为他朗读了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

昨夜梦中见有老者在花园。充满了爱。

他向我伸手说，到我这里来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