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崇刚 编译）

我们在维也纳组建起创意音乐家协会。其成员包括亚历山大·策姆林斯基、阿诺德·勋伯格、格哈德·科伊斯勒，还有我自己。马勒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身为作曲家的勋伯格，地位无疑要高于其他人，对维也纳的音乐生活能够产生更多的影响。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罗斯正准备进行公演。马勒在观摩过一次排练后，激动地与我谈论起这部作品。《升华之夜》在贝森多夫音乐厅的精彩演出亦让我倾倒。尽管它具有瓦格纳风格，还受到序列主义（20世纪初出现的音乐创作手法，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现代音乐流派——译者注）的影响，我还是感受到了它的独树一帜，在情绪上充满了狂放之力与感染效应，同时具备丰富的音乐质感。从第一个低音D开始，我就被深深打动了，一种魔幻境界让我痴迷。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感受，马勒也在其中。但尽管我们热烈鼓掌，还是有人发出猛烈的嘘声，对作品进行大肆嘲笑。马勒后来告诉我，有一个人看到他在鼓掌，便在他的面前发出嘘声，马勒建议他最好收敛一下自己。对此这个人回应道：“嗨，我还嘘你的交响曲呢。”马勒用锐利的目光看了一下这个人，转身撂下这样的话：“我可以想象得到。”事实上，第四交响曲——马勒交响曲中的“牧歌”，在首演时就引起了强烈骚动。开演前不久，支持者与其对立面几乎要大打出手。音乐厅里的剑拔弩张之后，常常是音乐家与公众之间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表明人们对音乐事件广泛而又热烈的兴致。勋伯格的交响诗《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以及后来引起更多关注的两首弦乐四重奏——特别是第二首，女高音古塞尔-施若德（Marie Gutheil-Schoder，1874–1935，德国歌唱家）富有表现力的独唱——都具有轰动效应。所有这些作品逐步奠定了勋伯格坚定的个性，那就是不畏惧众说纷纭，勇敢走自己的路。尽管我很钦佩勋伯格的勇气和坚定态度，尽管他优美的音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后来的室内乐和声乐作品也吸引着我，但我愈发感到不能追随他的步履，因为我认定那是一条曲折之途。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能从精神上认同他庄严的风格，因为我不喜欢太抽象、太实验性的音乐语言。我非常珍视《古雷之歌》中英雄的浪漫主义，崇高的抒情风格，以及异乎寻常的气魄，多次演出过这部力作。演出《升华之夜》的弦乐版，给予我很多快乐。截至1943年底，我在纽约演出过四次。但必须承认我的音乐的理念，与他在其四重奏之后创作的音乐存有隔阂。毋庸置疑，阿诺德·勋伯格不仅仅是忠贞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位强有力的天才音乐家。如果在未来生活中，我能受益于更高级的音乐感觉器官，有机会请求他原谅我早期理解力的缺失，我将非常高兴——我是非常真诚地说出这番话的。

下面我要提起的这件事，与马勒第五交响曲1904年在科隆的首演有关。这件事体现出马勒特有的性格，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克雷菲尔德（德国西部城市，1902年6月马勒第三交响曲在此首演——译者注）取得成功之后，他找到一位出版商。鉴于马勒当时的名望，此人为他正在创作的第五交响曲，开出了高额酬金。马勒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报价，因为这标志着他作为作曲家越来越显赫的地位。当交响曲的总谱完成，他收到了15000马克，这在当时是罕见的高价。第五交响曲标志着马勒更成熟的复调风格应用的开始，这一风格让他的配器技法面临着新的难题。科隆的演出表明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不知何故，声音线条听起来没有想象的那样清晰。马勒感觉到有一丝不对头，我忍不住向他确认了这一点。他决定立刻对这个交响曲进行重新配器。马勒返还了出版商的酬金，用几个月的艰辛努力，把整个乐谱进行了重新整合。这样，他将世俗奖励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精神纯洁的需求之上。

古塞尔-施若德

如果马勒在歌剧方面积极一些，我与我的同事弗朗兹·沙尔克的境遇会因他而惨淡许多。鉴于他的技巧和天赋，以及他作为剧院总监的身份，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在马勒任期内，我的职位获得了决定性的改变，我的事业赢得了声望与权威。“四等坐席”抓住每个机会为我欢呼，总而言之，我感受到观众对我表演的热情支持。音乐之都维也纳已经在真心拥抱我了。这一令人欣喜的事实，在歌剧院之外变得更明显，在我日益频繁的音乐会上，以及我间或作为伴奏钢琴家亮相的室内乐演奏会上。还有一系列来自布达佩斯的指挥邀请，我与布拉格的往来也在延续。卡尔·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1830–1915，匈牙利作曲家）——《示巴女王》和《灶上的蟋蟀》的作曲家，两部作品我都在维也纳指挥过——请求马勒委托我指挥他的作品《冬天的故事》。尽管这部歌剧显现出作曲家创作力的衰退，但排练工作让我经常与这位聪明的、卓越的、脾气依然很暴躁的老大师接触，我很享受这一过程。我还想提一下我复排的奥柏的歌剧《马萨涅洛》。我依照阿尔弗雷德·罗勒的建议，实验性地将非常让人兴奋的小丑式角色费奈拉，也就那个哑巴女孩，分派给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格蕾特·维森塔尔。结果，我不仅获得了效果动人的费奈拉，而且在不知不觉之间趟出了一条路，让人们得以全方位去欣赏这位天赋极高舞蹈家的新颖风格，令她一举成名。

卡尔·戈德马克

然而，相对我自己的事情，亲眼目睹马勒在维也纳最后岁月愈发理想化的工作更显重要。先前的精彩表演，诸如夏庞蒂埃（Gustav Charpentier，1860－1956，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学生）的《路易丝》，雨果·沃尔夫的《长官》，以及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之后，他与阿尔弗雷德·罗勒的合作，开始创建比以往层次更高的音乐戏剧风格。这一工作的大部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是一种实验性质，不是每样东西都有望成功。自从马勒为我揭示过莫扎特的光彩之后，我对这位作曲家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我从其作品重排的大胆革新中汲取知识，甚至从特殊场景的偏好中获得感悟。比如，《唐璜》中奢华的红色玫瑰床曾把我搞得心绪不定。罗勒也许想通过这些道具，生动表达“香槟酒咏叹调”里那种愉悦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但我很快意识到，莫扎特温和的管弦乐色彩与如此丰饶的色调并不匹配。一般而言，莫扎特歌剧的场景画面必须与作品本身保持一种距离。莫扎特的音乐戏剧风格，似乎暗含着某种矜持与谦逊。尽管我永远无法证明我的观点，但还是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不错。我决定向马勒提醒这一点。片刻踌躇之后，他承认我是对的。尽管我认为著名的《唐璜》转台有一点造作，里面出现的很多东西都不是莫扎特式的，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布景设置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因为舞台背景框架可以快速转换。所有对莫扎特作品进行夸张处理，过分强调的倾向，我都深恶痛绝。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马勒演绎中真诚的表达方式感到满意。用顽皮风格表演的莫扎特歌剧和音乐会，我是无法忍受的。我甚至喜欢那种不常见的一本正经的学院派表演方式。我渐渐在莫扎特温文尔雅外观、表情与风格的背后，意识到他的魄力与伟岸，并从他灵魂中感觉到所有的敬畏与谦逊。

夏庞蒂埃

马勒在角色选派中所做的尝试，也让我眼界大开。比如，我记得，他将《魔弹射手》中的男低音角色卡斯帕交给男中音约瑟夫·里特（Josef Ritter）。所有歌剧院的男低音都是宽厚之人，谁也不会联想到他们拥有撒旦式的邪恶。男低音威廉·黑施尽管很有才华，有能力扮演恶魔角色，但很遗憾，他的捷克口音在《魔弹射手》的对白中，会让维也纳人听起来感到非常滑稽。另一方面，里特在表演凶恶角色方面明显拥有天赋。马勒这一角色的安排，对戏剧性的需求高于声乐需求。这一尝试只获得了部分成功。里特因为角色音调太低显得有些木讷，强烈的个性无法完全施展，恶魔的表情无法掩盖他的声音缺陷，使得角色音乐需求的激动人心力量的抒发受到阻碍。总而言之，他没有演好，就连道白也差将人意。但即使在这次不成功的实验中，也显示出马勒眼光的敏锐。正是这种眼光，让他的演出具有宗教节日般的艺术特色。在他那里，从来没有单调刻板的教条。尽管单调刻板教条的恶俗势力侵害着剧院的其他演出，但我相信，我在自己的工作中证实了，我能胜任驱散这些黑暗幽灵的重任。

约瑟夫·里特

1905年，马勒排演了普菲茨纳的歌剧《爱情花园中的玫瑰》。他最初对此剧的唱词有些不喜欢，或许还是由于作品的音乐风格，使得这部歌剧最终有资格在维也纳上演。阿尔玛是普菲茨纳的狂热崇拜者兼好友，每天早上把这部歌剧的钢琴乐谱打开，放在马勒的钢琴上。马勒甚至没有注意到此举的坚持不懈，起初只是用手指心不在焉地翻翻乐谱。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他越来越大的兴趣和认真的研究。马勒每次回到家，就会听到阿尔玛沉迷于《爱情花园中的玫瑰》的美妙旋律。我以前常在朋友圈子里演奏并整幕整幕地哼唱这部歌剧。我依然记得一天下午，在古斯塔夫·施奈赫的家中——这是个聪明的兴致勃勃的法尔斯塔夫类型的人物，莫特尔的朋友，拜洛伊特的捍卫者——我成功地彻底说服了一群相当顽固的音乐家、音乐爱好者以及文学青年，接受《爱情花园中的玫瑰》的美妙。每当我用自己的音乐说服力，去激发观众对我钟爱作品发自内心的热情，都伴随着最深切的个性冲动。我承认自己生命中有圣徒的一面，渐渐意识到，它对我整个艺术事业所赐予的悟性与推动。

普菲茨纳

首演的日子临近了。普菲茨纳为了这件大事亲赴维也纳。他住在我家，这是一位让人心悦的贵客，很多时候作为“汉斯大叔”与我两岁的女儿一起玩。平安无事的时候，他表现出愉快、友善与随和。但情况似乎越来越糟，普菲茨纳情绪开始低落。原本要在《爱情花园中的玫瑰》剧中唱主角的女演员首演前几天生病了，我们还能在哪儿寻到另一位米内雷德呢？普菲茨纳国外的朋友已经到达维也纳，将要出席这场演出，其中有柏林来的威利·莱文以及从慕尼黑来的保罗·科斯曼。步履蹒跚的普菲茨纳沮丧到了极点，认为自己霉运当头。过了一阵子，情况略微有所好转。我们听说在距维也纳五小时车程的格拉茨，有一位歌手演唱过米内雷德。然而在我们首演的同一个晚上，她在格拉茨歌剧院也有演出。马勒立即派人去格拉茨，说服那里的总裁换戏，并准许这位歌手请假。格拉茨的总裁会做出这样的牺牲吗？这个要命的疑问让我们万分焦虑，普菲茨纳内心的绝望与紧张，只有他才能体会得到。我还有另外的担忧，如何能让普菲茨纳度过这段难耐的时光？如何让他从等待的煎熬中解脱出来？因为马勒派往格拉茨的人在第二天中午前不会有回音，于是我建议大家伙早上九点都去莱文在布莱斯托尔宾馆的房间碰面，一起陪伴普菲茨纳。为了让他忘记时间的缓慢流逝，我想为大家进行朗读。尽管普菲茨纳态度冷淡，我的建议还是被接受了。我们坐在宾馆房间，聚集在这个抑郁之人周围，开始听我朗读里皮纳（Siegfried Salomo Lipiner，1856–1911，奥地利作家）的剧本《希波吕托斯》。起初普菲茨纳的态度是漫不经心无动于衷。然而，他很快开始倾听了。他的兴致越来越高，直到被我的朗读深深吸引。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突然有人来敲门，剧院的一位官员冲了进来：“先生们，我们刚刚从格拉茨得到消息……”普菲茨纳不耐烦地打断他：“请安静！不要打扰我们”然后他转向我，让我继续。

马勒与女儿

我在此记下这段往事，因为这是典型的普菲茨纳，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常有的性情。其特征是完全沉溺于萦绕于心的那种感觉，把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这种现时的专注为普菲茨纳一生所特有，其中蕴含着他的勇气与隐忍。附带说一句，是个好消息。米内雷德来了，马勒指挥了一场精彩的《爱情花园中的玫瑰》演出，从那天起维也纳出现了一大批普菲茨纳的拥戴者。

马提亚·巴蒂斯蒂尼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勒任期的最后一年，恩里克·卡鲁索在维也纳首次亮相，引起了轰动。他的大部分演出都由我来指挥，这让我感到很享受。我清楚地记得，在《弄臣》第一幕的“这位小姐或者那位太太”中，卡鲁索的音量不适合维也纳剧院，观众们很失望。但大家的热情逐渐升温。第四幕，局面简直无法控制，因为雷鸣般的喝彩从开始一直喊到结束。我喜欢卡鲁索的嗓音，他的声乐天赋，他音色中所表达的那种美妙意味，他的滑音和自由速度，他高贵的音乐素养，还有他的自然质朴，都让我喜爱。可以说，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默契。我还指挥了马提亚·巴蒂斯蒂尼（Mattia Battistini，1856–1928，意大利男中音）在维也纳的一系列演出，从这位艺术家的音色变化和呼吸控制中学到了很多。

马勒的任期渐近结束。他有一种气数已尽的感觉。尽管其支持者坚定地维护他，他的对手却能更有效地与他作梗，因为他对这些人的攻击与诡计不予理会。站在他一边的主流媒体只有《新自由报》。这家报纸的首席音乐评论员，朱利叶斯·科恩戈尔德，是无调性的强烈反对者，用他的雄辩之力和坚定信仰支持马勒。就像夕阳的余晖，马勒事业的辉煌画卷再次展现出来。歌剧院的剧目轮番上阵，短时间内就会推出一系列经典演出，这些演出代表了他与同事们工作成就的最高峰。这是马勒离别的信号。他很高兴邀请自己的几位法国朋友，专程来维也纳观看他的演出。

马勒4岁的大女儿，1907年去世。此后不久，马勒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如此一来，除了丧女之痛，他还得惦记着医生的忠告，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履行专业职责的时候，注意保重身体。离开维也纳的念头获得了充分理由，他接到来自海姆里西·康里德（Heinrich Conried，1855-1909，大都会歌剧院经理）邀请，要奔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工作。这次应约意味着他将“干得更少，挣得更多”。借此，他能在几年内为家庭挣到大笔的钱。

一天早上，我正在排练，马勒的随从哈辛格叫我到马勒的办公室见他。我和马勒上午工作结束后，一般要去散散步，绕道穿过美丽的城市公园，我经常目送他走向奥恩布鲁格街自己的家。那天，我们依然循着惯常的路线。但散步途中他告诉我：木已成舟，他要离开维也纳了。我谈到他离开后的失落感，歌剧院的严重损失。马勒回应道：“在这座剧院十年里，我已经功成圆满。”我满腹同情，静静地走在他身边，一直走到他的家。晚上我写信给他，谈到他这一决定的影响，还有他维也纳事业的历史意义，向他表达了我的感激。他回信说：“我们彼此的友情无须赘言。我结识的所有的人都不能像你那样理解我，我相信，我也看到了你灵魂的深处……”

接下来他给剧院的同事们发去了文辞华丽的告别信，他写道：“我没有留下自己梦想当中完美事业，它尚未完成，需要修修补补，好像这是命中注定……我没有权力要求我的观众对我工作的意义做出评判。但此时此刻，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的本意是好的，它确定了高目标。我的努力并不总能获得成功的荣耀。作为表演艺术家，没有人遭受过如此多的阻碍与中伤。但我已经遵循自己对目标的承诺，对事业的热爱，奉献出了所有一切。我没有宽恕过自己，因此也会公平地责令他人，让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争斗的纷乱中，盛怒之下，伤害与过失在所难免，你们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但是当问题被解决，工作步入正轨，我们忘却了所有的顾虑与纠纷，即使没有任何的外在的成功迹象，也感受到了丰厚回报。我们都在自己的路上取得了进步——剧院也是如此，它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马勒指挥的最后演出是《菲德里奥》。在金色大厅的告别音乐会上，演奏了他的第二交响曲。之后不久，我和几位朋友来到火车站，祝马勒和阿尔玛的美国之旅顺利。欧洲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章节结束了。维也纳耀眼的光彩已经褪去颜色，曾经闪烁撩人的生活明灯失去了光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