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为了确定一些不明窑口器物的产地，在陈万里先生的率领下，对文献记载的一些窑址进行了调查。

宋代制瓷业的新认识

非常出乎意料的是，在调查中发现了很多文献并没有记载的古窑址。在一些重要地点发现了数个或十几个窑址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名窑。这些发现大大丰富了对宋代制瓷业实际生产状况的认识，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文献记载的几个窑，没想到在很多地点都有大量宋代窑址。

于是对窑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就一直开展下去。除故宫以外，各地的文物工作者也都参与到其中。截止60年代中期，全国发现的宋代古窑址已经有数百上千个了。根据冯先铭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统计，中国发现的古瓷窑遗址大约有千处，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的170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到130个县，占总数的75%。这就让人们对宋代瓷器生产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宋代瓷器在广大地区都在进行生产。

▲宋代主要瓷窑分布图及五大名窑位置图

这些考古调查发现，给了学者们两种新的认识：

第一，不仅在一些认为是传统的瓷器生产地区发现了众多内容丰富的窑址，在一些一向不被认为是传统生产瓷器的地区，也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窑址。

第二，通过考古发现，很多地方的古窑址，尤其是在一定区域内，众多窑场都在生产面貌相似的产品。如磁州窑，原来认为只在磁州境内生产，后来发现在周边的邯郸（邢州）、安阳（相州）等地都在生产面貌相似的产品。

尽管不同窑址在原料工艺技术方面有一定差别，但在一些最明显的特征上是相当一致的。面对众多新发现的窑址，和各窑址中非常丰富的、远非从古代谈瓷著述中所认识的单纯的“窑”的产品，中国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开始使用“窑系”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

如陈万里先生在记述安阳县善应镇的北善应、西善应窑址时记：“两处山坡上，都发现了钧窑系的碎片不少。”之前都认为河南禹州是钧窑的主要产地，没想到在安阳也发现了钧窑的产品，所以他就用了“钧窑系”的概念。

尤其在北方地区众多的窑址中，发现了大批被认为是磁州窑风格的产品，使学者们开始接受西方人所使用的Tz’ǔ Chou Type Ware这个词。中国学者在对这个名词的使用上采用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将这个词直接与中国传统的称呼——“磁州窑”相对应，把各地发现的磁州窑风格的器物统称为磁州窑。我过去遇到过这种情况，见到白地黑花的瓷片，一些老学者马上就说“这是磁州窑”，但其实它并不真是在磁州范围内窑址生产的，这个称呼就不限于古代磁州境内的界限了，而是把磁州境内的、过去认为是磁州窑遗址的窑场，称为“磁州窑的中心窑场”，或“嫡系的磁州窑窑场”。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金代 磁州窑黑剔花龙纹梅瓶

另一种是：按意思译为“磁州窑型”，日本学者也译为“磁州窑风”。中国学者也常常在早期文章中引用这个词。

其中，陈万里先生对这个词采取了扬弃的方式，把这个概念下的瓷器直接称为“宋代北方民间瓷器”。对这个称呼陈先生有如下解释：“至于钜鹿、清河出土瓷器的烧造地点，过去一般都说是河北省南部的磁县，即‘磁州窑’的出品，后来觉得并不尽然，于是又把凡与磁州窑风格相近的东西，一概称之为‘磁州窑型’的瓷器。这种含混牵强的提法，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据近年的初步调查结果，发现此种宋代北方民窑的作品，普遍流行在中原地区黄河南北各地，……这种作法，实在是当时北方民窑造瓷艺术的一个主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间瓷器，沿着黄河流域，盛行于华北大平原上，是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各式各样的图案，都显得新鲜活泼、自然豪放，代表着人民群众传统的审美观念，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才能”。这是陈万里先生对“磁州窑型”这个概念的解释，我认为陈万里先生采用的这种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实际上，这两种称呼都和欧美学者最初创造这种称谓的原意有了变化，都是在表达北方广大地区的窑场生产的磁州窑风格的瓷器。比如西方学者在说磁州窑型的时候，不清楚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而中国学者是知道产地的，对窑口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清楚，但不可能给每个窑的产品都起一个名字，就统称为磁州窑型了。

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有什么不同？

对古代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大概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早期调查中，陈万里先生就多次呼吁要对这些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对窑址的发掘，又以南方地区开展的比较早；全国普遍开展，大概是在50年代后期。最早的工作是1952年对广州西村窑的发掘，后来又对广东潮州笔架山窑址、成都青羊宫窑址进行了发掘。

▲《广州西村窑》书影

而北方地区是在1958年，同时开展了三项对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即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遗址、河北磁县观台镇的磁州窑遗址和河南临汝沿河店窑址的发掘。这是陶瓷考古向高级阶段，即对窑址的考古发掘阶段发展的标志。尽管这些发掘多数是为了配合建设工程开展的被动发掘，规模也都很小，但毕竟标志着一个新研究时代的开始。

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发掘，和对窑址进行考古调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考古发掘依据地层，可以知道窑址从早期到晚期生产的实际情况。而人们在窑址调查时，往往会选择造型特殊或带装饰的瓷片。所以考古调查是不准确的。

如对磁州窑调查后，很多人都觉得原来磁州窑的装饰这么丰富，绝大多数都带装饰。而经过发掘后看到，实际在当时的生产中，带装饰的器物占的比例很小。我们曾经统计，在磁州窑早期地层里，带装饰的器物占比例还不到5%，和通过考古调查和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考古发掘、依靠地层，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窑址发生、发展、繁荣到衰亡的全过程，也就是分期研究。

同时，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在地层中收集到很多瓷器生产过程中的工具，了解瓷器生产过程中工艺技术的发展和变化，这对于研究非常重要。另外在发掘当中会发现很多遗迹，如窑炉、作坊、加工原料的碾槽和澄泥池等，通过对遗迹的研究可以探讨当时的生产管理体制。这些都是窑址考古调查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观台磁州窑考古发掘工作照

而对窑址的考古发掘，在早期阶段做的并不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对窑址的考古发掘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时的窑址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考古调查。在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全国古陶瓷研究学者编写了《中国陶瓷史》，对此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

在这以前，陶瓷考古基本上处于创始阶段，所以基于当时对宋代制瓷业的认识，这本书主要基于调查资料，把宋代的制瓷业归纳为六大窑系，用特征非常明显的一类产品将很多窑址串联起来，凡是生产这类产品的窑址就都称为“某某窑系”。如生产钧釉瓷片的就都称为钧窑系，生产白地黑花瓷的就称为磁州窑系。

▲杭州老虎洞窑作坊遗址

“窑系”的概念有两层含义：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窑口，在它生产的中心区域往往不仅发现一个或一组窑址，而是在一定区域内有多个或多组窑址在进行生产。因为相似的资源情况、社会经济环境和工艺技术的密切交流，这些窑场的产品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特别是生产这一类产品的窑址，往往可能超出了“窑以州名”的“州”的范围，比如磁州窑生产磁州窑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址可能超出了古代磁州的范围。

第二，当某一类产品技术成熟，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被市场认可后，它的技术会向较远的地区传播，因此会在更多的窑场和更广的范围内出现生产相同风格的产品。这个范围有时会很大，跨省、跨流域甚至形成南北方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一些最主要的风格被接受，但各个窑场都有自己的工艺发展脉络和自己的资源条件，相应地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各个窑场还是有千差万别的特色，并不完全相同。

“窑系”的矛盾和困惑

由此可见，窑系的概念萌发于外国人在收藏中对陶瓷产地的关注，和发现很多窑址生产类似产品以后，采取的一种淡化具体产地的模糊方式。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窑”的概念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磁州窑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所以窑系概念的形成和磁州窑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窑系的概念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观台磁州窑出土 北宋 仿定白瓷盒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规模开展窑址调查时，学者们为了使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记载更好地结合，初步提出了窑系的概念。窑系概念最终系统化，是编撰《中国陶瓷史》，基于当时以调查为主而获得的有限窑址材料，对各个窑址的情况了解相当片面，尤其是对各个窑场的发展历史（分期研究）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形成的。

8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陶瓷考古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文献上记载过的窑，都先后被发现并发掘过，许多窑址（如龙泉窑、定窑、钧窑）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在窑址发掘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又对不同的窑场和地区的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具体探讨什么时候创烧、什么时候发展、什么时候繁荣、什么时候衰亡。

通过近年来开展的大量陶瓷考古工作，我们逐渐发现窑系划分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困惑，大体可以总结几点：

1.因为窑系的划分是以某种特定的釉色和装饰为依据的，所代表的是一类器物，并不是一个窑场或一个区域瓷器生产的状况。关注的主要是釉色和装饰，对工艺技术的关注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不能反映作为社会经济组成部分的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这和我们希望通过对手工业的研究来探讨当时的社会经济史、地方经济史发展情况的目标是不符的，对探讨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而这一点对地方经济的研究，正是考古学特别是历史时期考古学非常关注的，所以窑系的概念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

▲河北彭城近代窑炉

2.通过对古窑址的发掘，发现各地窑场的产品种类普遍存在交叉生产的现象，并有较强的阶段性。如定窑本来生产精细白瓷，但在金代时生产了一些带黑彩装饰的器物；耀州窑和钧窑遗址也都是在金、元时期生产了较多的白地黑花瓷器；而磁州窑遗址在北宋末和金代，曾经大量生产精细的仿定窑白瓷，在元代也生产了较多的钧釉瓷器。在一些不是特别典型的窑址或某个古窑口中心窑址以外的旁枝窑场里，这种交叉生产的现象就更严重了，以至于很多窑址都很难归入到一个具体的窑系。

3.仅仅以产品的种类划定窑系，使窑系的划定区域非常不合理。常常是一个窑系的分布可以跨越南北方的广大地区，同时又在一个很狭小的区域又有几个不同窑系的窑场存在。仅以《中国陶瓷史》所列的窑场为例：磁州窑的中心窑场在河北磁县，而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场包括了南方的吉州窑；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在陕西铜川黄堡镇，而同属于耀州窑系的窑场还包括了遥远的广州西村窑。一些广东学者对这两个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这两个窑在工艺上没有什么交流，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没有什么联系。

一个窑系可以分布很广，而在今天河南禹州市，仅一个县的范围内就有钧窑的中心窑场，又有磁州窑系的典型窑场扒村窑，还有被列为耀州窑系的禹州钧台窑。一个很小的范围分布了三个窑系的产品，而一个窑系的产品又跨越了很大的范围，所以这种划分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

▲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容城镇城关窑址出土 北宋 瓷质印花模

我们现在所说的，实际上只是窑系划分的一些表面现象。其实窑系的概念仍是从收藏和鉴赏角度出发的，看到的只是一类产品，而并不是不同区域的大量窑场生产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个概念是受到了古代从收藏角度出发而编撰的谈瓷文献的较大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审视，必然会感到这个体系的不足和局限性。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看到“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都不是今天研究宋瓷可以采纳的概念和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大量开展的窑址考古工作，才是我们今天探讨宋瓷的实际生产状况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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