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学常

上海陈允吉教授对人讲老教授故事，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等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均有涉及。也讲到了刘大杰（一九○四至一九七七），尤其讲到了他“跳黄浦”的故事：

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江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盛韵：《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载《东方早报》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刘大杰确是“有故事的人”，甚至还很有传奇性。一个少失怙恃的湖南农家子弟，一路苦学苦斗，求学武昌高师，又留学日本六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短短十二年间，完成了从农民到大学教授的“华丽转身”，先后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抗战胜利后还一度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后，长期执教复旦大学，历任中文系教授、文学教研组主任、系代理主任。他还是个多面手，后虽以学者身份名世，早年却能创作，擅诗词，会翻译。尤其是小说创作，以郁达夫为师，一度还与郁达夫亦师亦友，亲炙复切磋，颇得郁氏感伤浪漫之真传。近年上海遴选“海上文学百家”，分卷出版，其中一卷里就有刘大杰。

这些年讲刘大杰故事，多是与那著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的事。这部文学史，早些年的中文学子可是人手一册，书中的许多段落，大概括，富思辨，又文采斐然，一些学子都能出口成诵。更不用说这部文学史一波三折的命运，他的三次修订，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传奇故事。至于刘大杰自沉黄浦江，固然不算小事一桩，说者却是很少说及，至多是点到即止，罕见有人探个究竟。陈允吉也是老教授了，要把这事说个所以然，不能不令人眼前一亮。

陈允吉进复旦中文系时在一九五七年，而刘大杰“跳黄浦”则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故而陈允吉要特地点明是“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大杰为何要“跳黄浦”？这个听来的故事说得十分“轻巧”，甚至多少有些“好玩儿”。仿佛是刘大杰喜浮华，好吹牛，一旦被人揭破，又好面子，面子过不去，唯有一死了之。而且，死就死吧，却又不是真想死，只是死给人看，“自杀表演”而已。稍作探究，会发现这个“好玩儿”的说法，还颇有市场，似乎是传之既久，早已形成一种“民间舆论”。比如，在陈允吉讲此故事之前，有人就在文章里写过：“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启之：《“脱裤子”·“割尾巴”·“洗手洗澡”》，载经济观察网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刘大杰自沉黄浦江，事发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允吉的讲法里点明了这个背景，但把这个运动说得过于轻松平淡，会让今天的年轻人以为就是交代交代，填一填表，再审查审查，走走过场而已。其实这一运动的真实进程并不简单。最为紧要者，乃在思想改造运动遭遇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两个运动几乎同时启动。按理，两个运动各自有属于自己的施用对象和范围，前者的施用对象自是知识分子，他们大抵可以自外于“三反”运动，至少不必也把“三反”运动在知识分子身上操演一遍吧。然而，真实情形是，“三反”运动为思想改造运动所容纳，思想改造运动伊始，首先进行的就是“三反”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才相机转入思想改造运动。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说得很清楚：“对四个重点大学（引者按，指交通、同济、复旦、华东师范四所大学）的方针，是使‘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健地进行组织清理与院系调整，为高等教育的改革运动创造前提条件。”大约思想改造之“思想”固然罗列起来甲乙丙丁，头头是道，可它毕竟偏于“虚”的一面，故而改造思想必须务“实”，有了这个“实”，即可为思想改造找到结实牢靠的理由，质言之，可求得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三反”里要反掉的那三种东西，尤其是其中的“贪污”和“浪费”，正是可“数目字”量化的大实在，正好可借来一用，用它来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扫清道路。

杨绛的小说《洗澡》，写的也正是这一运动。其一、二部是铺垫，或者说写的是广义的“思想改造”，第三部“沧浪之水清兮”才正式进入“洗澡”，亦即狭义的“思想改造”运动。“脱裤子，割尾巴”，每个人都得洗澡，叫作“人人过关”，“澡盆”还有“大盆”“中盆”和“小盆”之分。这样的“洗澡”，“洗”的正是“三反”所要“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种“脏东西”，《洗澡》至少真实再现了“‘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这样一种事实。至于施蛰存曾经质疑杨绛：“我记得‘思想改造’是在一九五二年，‘三反’是在一九五三年，本书作者说‘思想改造’是‘三反’运动中的事，恐怕错了。”（施蛰存：《读杨绛〈洗澡〉》，写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原刊《解放日报》，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这是施蛰存的记忆有误，而不是杨绛错了。

运动的设计者和运作者自是知晓高校不同于机关团体，它在贪污和浪费上的“油水”颇不丰厚。明知“油水”不丰，却偏要从这里“大捞一把”，当然有“醉翁之意”。从上引华东局宣传部报告可知，自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上海的四所重点大学，均分别停课，“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大抵可推知，刘大杰正是在“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的三月十八日前后投了黄浦江，因为三月二十日，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就刘大杰自杀未遂事件做了一次讲话。作为一种应急反应，陈其五讲话自然首在安抚情绪，故而说了许多低调的好话，“不可以用对付大贪污犯的办法对待大多数犯了思想错误的同志”，“不可以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认识到自己是可以改造、必须改造的”，诸如此类。情急之下，陈其五也道出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醉翁之意”：“三反……在学校中与机关团体中重点是有区别的，学校里主要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主要对象是教师。阻碍教育改革的，主要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至今还在高校中占了支配地位，贪污毕竟是少数。但三反与思想改造分不开，所以必须从三反入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开展。对路费报了双份或多报了，书、纸张、木器等公私不分这类问题，要注重思想认识，不必斤斤计较和追查。”（《谭其骧日记》附录《谭其骧思想改造手记》，文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必须从三反入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开展”，此正是“醉翁之意”。问题在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明不是高校的主要问题，知识分子身上“三反”的问题并不严重，人数比例也很小。那么，运动开展起来，势必陷入自相矛盾之局。实际上，“三反”运动在高校的推进可谓“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一种“暴风骤雨”的态势。华东局宣传部的报告展示了运动的四个步骤：

（一）经过充分动员准备之后，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现象；（二）全面展开反贪污斗争；（三）在三反基础上，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系统的批判；（四）如条件成熟，则转入组织清理，但组织清理拟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去进行，即在思想批判后期，转入为全面的交代运动，这样做既可减少震动，又易于深入。

前两个步骤，正是“三反”运动的内容，那可是要在充分动员和群众性的揭发、坦白之后“全面展开”的“反贪污斗争”。一番“暴风骤雨”过后，短短一个月，“打虎”战绩十分可观。华东局报告不能不与陈其五的安抚性话语大有出入。报告说，“贪污浪费十分严重”，“目前为止，已捕获虎九十五只（内大虎十九只，中虎十五只，死虎—解放以前的—三十九只），贪污总额六十七亿元”。这是四所高校总的统计，而复旦一家，即捕获老虎六十五人。报告具体列举了教师中“严重的”“贪污情况”，以下是仅对复旦的统计：教师二百九十四人中，不干净的有一百六十九人，占57.5％。教授、副教授一百六十三人中，不干净的有一百零一人，占62％左右。其中老虎四十五人（死虎四十人，活虎五人），占25％。老虎又以教授为最多，计教授四十人，讲师助教五人。

刘大杰大约就是教授老虎之一，他闹自杀后，陈其五的安抚性话语，除了自我批评说“领导上工作有缺点，也有责任”，还对他的问题有意轻描淡写：“他的贪污问题小，而且都是过去的事”，“他的政治问题也是过去的，并不严重，小组对他的批评也不重，他要自杀是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只要有勇气谈清楚就可以了，他对政策的认识有偏差”。对照一下华东局宣传部的报告，发现刘大杰的情况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的问题有些严重了。华东局报告列举了“教师的贪污方式”，其中一种是“解放以前，投靠反动势力，担任伪职，进行贪污，接受美蒋津贴，以及隐匿敌产”，下面举了几个典型，其中就有刘大杰：“如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接受周佛海、曾琦的津贴。”一个周佛海，一个曾琦，这正是刘大杰问题的要害所在。周佛海涉及伪政府，曾琦则是青年党领袖，刘大杰与此二人有关系，还接受了他们的津贴，那就意味着“投靠反动势力”，“进行贪污”，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不会如陈其五所说是“并不严重”。刘大杰作为有问题的典型，还出现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内部参考》，有一篇题为《上海高等学校教师在思想批判中暴露很多问题》的报道。该报道将有“思想问题”的上海高校教师划分为四大类，刘大杰被列入第三类。第一、二类教师，只是一般性的热衷“向上爬”，希望“名利双收”，同时也有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崇外奴化等思想。而第三类教师多系教授，他们更在具有第一、二类教师思想之上，“发展成为比较严重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奴颜婢膝的崇外奴化思想”。报道举了刘大杰的例子：“如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检讨：过去为了取得社会地位，加入青年党，汪伪时期对周佛海频送秋波。”刘大杰虽不属于最反动的第四类人，但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刘大杰加入青年党，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他刚到日本留学。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刘大杰曾在全校大会上做思想检查的示范报告，主要检讨“政治上、经济上投机”。他说：“加入青年党，又退出，田汉介绍，认识左舜生，在日本加入，认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敌’的口号是对的，一方面想为自己找出路，背叛了我自己农民阶级的利益。回上海后找曾琦、左舜生，设法找事，没有成功，当时二十七岁。”退出青年党，时在一九三四年，是他回国第三年，因为他认为青年党“妨碍职业”而退出。至于与周佛海的瓜葛，刘大杰检讨中也有交代：“在南京走周佛海的线，搞钱，送给我一千五百万。对学生讲正义，暗中拿钱，丧失民族立场。”（《谭其骧日记》附录《谭其骧思想改造手记》）

上海高校的“三反”运动特别注重“战法”。运动策划者和操控者明白，要在“清水衙门”的高校“大捞油水”，要让一贯“清高”的知识分子忽而自认肮脏，开始放下架子，撕破面子，必须制造出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复旦发明了“以职员为主，对教员实行迂回”的“战法”，具体说来，就是“大胆发动群众，放手发动（首先针对职员的）反贪污斗争。在这样壮大的声势下，使教员感受压力，迫其自动交代，又因教师不是反贪污斗争的主要对象，这样便于我们控制，不致出乱子”。他们要求全体教师参加历次坦白检举大会和一次围剿大会，大会都是只斗职员，不斗教员，但一律号召坦白交代。后两次大会上，群众对“贪污分子”的控诉和检举，很为成功，“每次仅检举条就有千余张（当场不宣布被检举教师的姓名，事后要其交代）。这样使他们又震动，又感激。因而，一次大会上，有八个教授，坚决要求自动坦白。一次会上有十余教授，自动退赃”。这样，他们并未对教师正面作战，即令其大受震动而缴械投降，一下子就把局面打开了（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

被动员起来的群众，除了教职员工，更要紧的还有学生和家属。华东局宣传部报告总结运动的经验，就特别提及家属的作用，“复旦及其他三校攻下最顽强老虎的战斗中，家属都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对教师而言，挑选学生积极分子参加“师生互助”的“师生联合大会”，其“瓦解作用”更显神奇。昔日是“三娘教子”，现今却是“子教三娘”；昔日是“道貌岸然”“仰之弥高”，现今却是被剥得赤条条而又肮脏不堪。此情此景，被几番“师生互助”过后，教师再有何面目走进课堂？甚至，还有何面目见人？刘大杰后来检讨过为何要自杀，他说：“不肯丢面子……畏惧群众，三日三夜不睡，不能克服，摆不开来。”“因为好面子，讲出后一无所有，所以抗拒，陷入错误。”可见，是一种群众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撕破了面子，压垮了精神，使刘大杰感到无路可走，才选择投江。

投江不成的刘大杰，上岸后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切都已经“瓦解”，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说呢？要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每说必上纲上线，每说必绘声绘色。所以，华东局的报告没有忘记表扬他：“一度自杀未遂的复旦教授刘大杰，也表示要重新做人，并在坦白大会上自动退赃。”也因此，他很容易就成了一个“坦白典型”，被推举到全校思想检查大会上做“典型示范”报告。那些日子，他应该很做了一些报告。还是陈允吉讲刘大杰故事：

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盛韵：《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刘先生真能说话。”这便是刘大杰留给历史的一个绘声绘色的背影。往后的日子，刘大杰越来越能说话，还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文革”受难，他却是钦点的复旦最早“解放”的四大名教授中的一个。再往后，他遵命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据传朱东润曾对他说：“你不要写了，将来会脱不了身的。”刘大杰回答说：“不要说将来，我现在就脱不了身。”（《师门问学录》，周勋初讲述，余历雄笔录整理，凤凰出版社二○○四年版，61页）刘大杰的这个回答，可能是夸大其词，相比而言，似乎陈允吉所述更容易理解。陈允吉说，刘先生一听说上面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