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这一讲我们来讲述汝窑的供御。

皇帝如何买东西

通过汝官窑烧造区的考古发掘，观察清理的遗迹和大量出土的器物，我们对宋代所谓的“官窑”或者供御窑的生产方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宋代制瓷手工业的发达，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多种生产管理体制并存，就是所谓的“官民并举，各擅其长”。因为生产目的不同，追求的产品不同，所以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创新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宋代形成了民窑、官窑并存，新出现了御窑，共同成就了宋代制瓷业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

▲中国陶瓷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关于宋代手工业官作制度的文献记载并不多，因为文人们都往往不屑于对手工业进行记载，和制瓷手工业相关的记载就更少了。但从有限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特征和变化。

早期宋代的官窑主要是由监窑官来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文献就是宋代吕本中写的《官箴》。他在里边说“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这里记载了一个比较勤政的转运使和监窑官的对话。转运使早晨起来去查看，发现在村里边真正在烧的窑只有十一个，而监窑官报告有十八九个。这个文献主要是在批评监窑官不尽责，被窑工哄骗了。但是通过这段文献可以看到，在北宋早期，官作要提供生产资料，窑户们要从官方得到柴草钱和其他经费，然后再给官府烧制瓷器。正因为如此，这些窑户就哄骗监窑官说，我们烧了十八九窑，实际上只烧了十一窑，希望多得到一些柴草钱，这和军队中吃空饷的情况相似。

北宋前期这种官方掌控的手工业生产数量很多，基本覆盖了皇家和官府的各种需求，当然也包括瓷器。官方掌控的制瓷作坊，就应该是当时所谓“官窑”，只不过现在在考古当中，还没有见到这样官窑的实例。

首先，这些官窑的产品是供皇室和官府使用的。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宋朝的财政支出项目主要有：①军费，②皇室和管理的支费，③祭祀、岁币，④兴学、农田水利，⑤官工商业及公共工程支费，⑥蠲放、赈济。北宋前期，宋朝政府支出不断扩大，财政负担不断加大，也有更加接近市场的诉求。因为当时商品生产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新产品，而政府生产的东西似乎一成不变，所以官府也希望能从市场上购买一些产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内廷人员的增加以及财政体制的变革，原有的内廷供送系统，已经不能满足宫廷的即时需求，使宫廷对市场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和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政府负担的加重，所谓的“冗费”的出现，催生了北宋时期的两次改革，一个是庆历新政，一个是王安石变法。

▲北宋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

其次，这些宫廷和官府用品，是宋朝政府通过购买方式来获得的。早期宋朝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式是由实物调拨为主，以后逐渐变成以市场购买为主，我们都知道白居易的《卖炭翁》，实际上就是官府到市场上购买物品的一种方式，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两宋正处于实物中心制向货币中心制的过渡时期，北宋时期本身重要的变化就发生在神宗时期。据研究正是从这时期开始，政府的货币收入超过了实物收入，政府的支出也更多地以征敛、强制购买转向了市场购买。王安石变法时，政府购买主要通过市易务实行承包经营，更多的物资通过购买，甚至是在京购买获得。

这种购买制度也是王安石变法克服冗费的一项新政。此时政府所用物品，更多通过购买来获得。当然这种购买的方式，最开始是一种带有强制购买性质的方式，叫“科率”。中央政府需要什么，到地方的产地强制购买。这种方式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开始发生变化，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熙宁五年“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系百余州供送，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招人承揽，以便民也”。这个诏令代表着购买方式的转变，从强制性的征购，变成了置场收购或者承包购买。

这以后购买的方式，就变成了一种承包购买，也就是中央政府以“诏敕”、“指挥”的形式来下达购买任务，选官专门负责购买。比市价高，可以提前支钱。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段记载：“诏：诸供官之物，转运司预先相度计置钱，令本州选官于出产要便处置场，作料次请，比市价量添钱和买。并许先一年招保请钱，认数中卖。”这种制度约始于神宗时期，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新法，在哲宗时推广应用，并在北宋晚期一直都在实行。

上述文献记载表明，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经过王安石变法，朝廷对官府控制或经营的手工业来供给物品的方式进行改易，变成了一种政府出钱，向某一类产品生产技艺高超的地区，或者特定的作坊来定制产品的方式。汝窑正是在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中，政府的供送体系发生变化以后，在接近都城附近的汝州，依托前此就形成的制瓷优势技术，以承包购买的方式建立的一个供宫廷和官府用瓷的窑场。

汝窑如何供御

通过汝窑的发掘，可以看到作为供御的汝窑并不是凭空建造的，而是当时清凉寺窑址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工艺技术已经具备了相当实力。通过考古发掘，我们看到巨大的清凉寺窑址从北宋初期开始烧造，到北宋中期就有了快速的发展，生产出了一些非常精美的青釉刻花瓷器、珍珠地划花瓷器、低温三彩釉瓷器，精美的黑釉加彩瓷和黑釉凸线纹瓷器，这些在当时都是高档的瓷器。青瓷的水平也很高，这样就使清凉寺窑在北宋中后期成为整个河南中西部地区生产水平最高的窑场之一。它的生产水平高，地理位置又接近都城，因此就被官府选作了供御的窑场。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北宋青瓷刻花执壶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北宋 低温黄釉香炉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北宋 三彩莲瓣炉

根据前面的文献，承包购买的方式是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可以“先一年招保请钱”，有组织地专门生产官府采购的物品。首先要有预算，“预先相度计置钱”，然后又有专人负责，就是“令本州选官于出产要便处置场”，“出产要便处”就是我们看到的清凉寺大窑场，由州里边选一个官员来专门负责，然后他要做出预算，来“作料次请”，最后对这些产品要比市场的价值略高，文献说的“比市价量添钱和买”。而且允许先一年就提钱，然后进行生产，第二年再提交产品。

这种方式在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发掘可以充分体现。首先天青色汝瓷烧造区，是从大窑场里边专门提出，在小的范围内集中了备料、成形、烧成三个区域。这非常符合政府专门置场的生产方式，而且产品非常单一，所以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官府“置场”生产，由政府购买所需物品供御的作坊，是一种政府采购承包购买制度的供御体制。

另外我们从这个区域出土的汝窑瓷器上还看到一些现象。现在从文献上不知道汝窑得到政府订单作坊的管理形式，但是它的产品是由官府派人挑选出好的来供官用，或者宫廷用。宫廷所用的瓷器，是由当时管理皇帝日常生活的“六尚局”的属官典御史或者奉御史去挑选。关于汝窑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周煇《清波杂志》里的记载，说“又汝窑，宫中禁烧 ，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段记载虽常常被人们引用，但有些地方读不通，需要进行一下校订。如果把它校订成“又汝窑（为）宫禁中烧（者），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典）御检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说明汝窑是一种官府定烧的方式，而且是供御用的。

汝窑供御面面观

根据《宋史》的记载，典御史是六尚局的长官，另外还有奉御使，是六尚局副长官，所以典御史和奉御使拣退以后，其他汝窑瓷器还是可以出售的。因此从释惠洪的《无学点茶乞诗》里边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爱用汝窑的茶具，而且在南宋初年权臣张浚还可以向高宗皇帝进献十多件精美的汝瓷，也就是说臣庶间也可以拥有汝窑瓷器，当然最好的是被皇家挑走的。在出土的汝窑瓷器里，看到了一种拱顶的盒，在盒的盖面上浅刻有团龙纹，那么这种团龙纹的纹饰和定窑带“尚药局”款盒子的纹饰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汝窑确实生产一些供“六尚局”使用的供御用瓷器。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北宋 汝窑成熟期盖盒（盖面浅刻龙纹）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北宋 汝窑成熟期浅刻龙纹盒盖

▲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 北宋 “尚药局”款白瓷盒（盖面浅刻团龙纹）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知道，汝窑对高档瓷器的研制和生产是不遗余力的，对成本和产品效益并不计较，因此才会将昂贵的玛瑙末掺入釉中。今天已经知道玛瑙其实就是氧化硅，在釉里加氧化硅，用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做到，但是为了表示它的尊贵，当时的人就要把玛瑙加到釉里边，可以说是不计成本，采用了很多方式。

▲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 天青釉莲花香炉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天青釉水仙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天青釉水仙盆

另外汝官窑的青瓷，在质量上比清凉寺窑址其他区域的青瓷有很大提升。到汝窑成熟期的后期，还生产了厚釉青瓷，还有模制器物，在汝官窑的生产过程中，窑场的其他区域不见这类青瓷生产。所以有一些核心技术，比如厚釉技术，还有分相釉的烧制，都只在天青色汝瓷生产区看到；而其他区域尽管离得很近都没有见到，说明当时供御瓷器的窑户，在生产当中对技术还是有保密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天青釉“奉华”铭纸槌瓶

通过汝窑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宋代官窑的实例，使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官窑的生产组织情况，和政府购买的供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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