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勤）

阿道夫·拉杜内尔所绘《圣彼得堡冬宫前的交接仪式》  

建于1703年的圣彼得堡紧靠着波罗的海和芬兰湾，周围环绕着上百个岛屿。圣彼得堡市内修建了几百座桥，被人们称为“北方威尼斯”。自彼得大帝建都之后，这里一直居住着俄国的达官显贵们。这一时期，圣彼得堡的建筑仍受到欧洲建筑风格的直接影响。自从17世纪巴罗克风格传人俄国之后，这种建筑风格到18世纪中期达到鼎盛阶段。作为帝国时代象征的冬宫，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罗克建筑的典范。夏宫（也叫彼得宫），是彼得大帝本人和意大利、法国著名设计师共同合作的结晶。夏宫位于芬兰湾南岸，占地1000公顷，被称做“俄罗斯的凡尔赛”。除了冬宫、夏宫，还有皇村行官。这些建筑风格宏伟、庄重，富丽堂皇，体现了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人特有的豪迈和自信。圣彼得堡的标志性建筑物——彼得保罗要塞，高耸入云的教堂钟楼坚定地矗立在涅瓦河畔。皇室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俄国贵族的生活也相当讲究，娱乐活动也非常丰富。

不过，19世纪60年代的圣彼得堡，是一座缺乏音乐人才的城市。教钢琴和教音乐理论的老师几乎都是外国人。在当时，要想学习音乐，不但先得学外语，还要支付昂贵的学费。音乐是一门非常奢侈的专业。俄罗斯民族音乐家的崛起，要追溯到安东·鲁宾斯坦与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这两人是俄国音乐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是两位世界级的大音乐家，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也是柴科夫斯基的老师和朋友。两人不仅才华出众，素养深厚，而且忠于艺术事业。安东·鲁宾斯坦为了在大众中普及音乐教育，于1859年先成立了“俄罗斯音乐协会”，又于1862年9月8日创建了“彼得堡音乐学院”。

1848年到1849年，柴科夫斯基一家曾经在圣彼得堡短暂居住。那个时候，家里对他的未来已经有了安排。他将成为律师。1850年9月初，柴科夫斯基和母亲前往圣彼得堡。10岁的柴科夫斯基进入圣彼得堡法学院。这标志着他童年时代的终结。他的童年虽然充满阴影，但他的生活中并不缺少享受和舒适。柴科夫斯基家庭中也洋溢着和谐的气氛。父母的关系相当和睦。他和哥哥尼古拉相亲相爱。同其他家庭成员也都相安无事。他的讨人喜欢的仪态获得了客人和朋友们的好感，甚至亲昵和娇宠。和一般受宠的孩子不同，他的情绪化和乖僻并不是出自极端的自私。他天生是个典型的内向性格，始终生活在自我感觉、自我思考之中，很难驾驭自己的内心生活。

虽然柴科夫斯基酷爱音乐，在他生命的前十年里，却没有人意识到他非凡的艺术天才。他在家乡沃特金斯克时，时时能听到韦伯的乐曲以及《为沙皇献身》和莫扎特《唐乔瓦尼》的片段，这些经历都在他的音乐发展历程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柴科夫斯基却不能同任何人分享他的音乐印象。他接触的所有人都把音乐当作一种游戏，只是消磨时光的工具，没有人认真考虑音乐对生活的重要意义。

柴科夫斯基1850年至1860年这十年的生活状况，他的弟弟莫杰斯特是这样描写的：“彼得·伊里奇的大学岁月对他后来走上的生活道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1852年到1859年期间成长起来的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给人好感的但相当平庸的小官吏”。他的同班同学回忆起柴科夫斯基，都说他是同学和老师的宠儿。柴科夫斯基的性格中具有一种魅力，一种超越其他男孩的力量，因而获得了别人对他的爱。善良的心地、柔弱的情感和对自己某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从来都是他的典型性格特征。

柴科夫斯基的父亲和母亲  

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柴科夫斯基忘掉了音乐，或者把它放到了一边。莫杰斯特说：“关于把音乐当作一种职业，他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未曾期望过，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但在这个已经成长为青年人的身上，一种要享受生活乐趣的炽烈欲望却逐渐形成，未来对他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大庆典，一个永不中断的独一无二的巨大欢乐，他要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个美妙的梦幻中去。他把全部激情投入到放荡轻浮之中，变成了一个十分欢快善良无忧无虑的青年。没有严肃的追求，没有目标地生活着。”

1854年，彼得失去了他所敬爱的母亲，她死于霍乱。这对他打击极大，以至他直到两年之后才敢写信把这个死讯告诉家庭教师法妮。1858年，彼得的一家又遭到一个新的打击：容易受骗的父亲失去了全部财产，不得不在63岁的年龄去寻找新的工作岗位。所幸他有很多良好的关系，很快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技学院的院长。

这段时间，柴科夫斯基最重要的音乐经历，就是从1855年到1858年，整整四年时间里，柴科夫斯基在移民俄国的钢琴大师鲁多夫·金丁格那里上钢琴课。金丁格是柴科夫斯基的父亲专门为他请的家庭教师，他对柴科夫斯基准确而真实的描写，是这个时期有关柴科夫斯基音乐活动的不可多得的见证。

上：柴科夫斯基就读的法律学校的现貌

下：1859年法学院毕业照

1859年5月，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在法学院毕业，并在司法部谋得了一个官职。对此，莫杰斯特写道：“在他官员历程的头几年里，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轻浮而贪图享乐的青年的特点，就像他在学校时一样。他对新的职业没有任何兴趣，始终把它称为‘无聊的法律研究’。彼得·伊里奇把全部业余时间用到各式各样的娱乐之中。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把他那大大小小的寻欢做乐的事例一一列举出来。他在各种社交中所表现的和蔼可亲使他得到了很多朋友，也获得了很多机会去享受生活……冬季的娱乐活动中，他最喜欢的是去看戏，尤其是法国的话剧、芭蕾舞和意大利歌剧。”

20岁时的柴科夫斯基，虽然断断续续接受了一些音乐教育，但他的音乐知识是很有限的。他有时去听意大利歌剧（更经常的是去看话剧），接触了罗西尼、董尼采蒂、贝利尼和年轻的威尔第以及其他意大利人的作品。莫扎特仍然是他的偶像，当然还有格林卡。韦伯的《自由射手》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崇拜贝多芬，尽管他对贝多芬了解得很少。巴赫、海顿、舒伯特、舒曼以及其他一些作曲家对他只是一串名字而已，其原因之一是器乐和室内乐在当时的圣彼得堡还没有听众，因而也就很少受到重视。这位花花公子没有钱去买当时昂贵的乐谱，因为他宁肯把钱花到舞会、宴会、时装和他很早就染指的烟草上去。

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现貌  

柴科夫斯基作为出身良好家庭的一个年轻官吏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奇怪的。对这样一类人来说，音乐作为一种爱好——在正规的职业之外——被他这个阶层所允许，但作为主要职业却要遭到嘲笑。不寻常的只是，他很快就把这种符合身份的生活方式永远抛到了脑后。

在柴科夫斯基一生中，1861年显得非常关键。不知是他厌烦了这种轻浮的社交生活，讨厌了平庸的官员工作，又或者是内心的压力促使他转向他的特长所在，也可能是十年来试图摆脱的艺术倾向突破了障碍——也许是所有这些原因共同起了作用，柴科夫斯基突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音乐。

1862年9月，他进入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同原来的官员环境完全断绝了往来，全身投入了音乐学习。曾有几个月的时间，他还到司法部去履行职务，希望能够得到晋升，然而却失望地看到，升迁的机会同他擦肩而过。由于他的父亲于1863年同上司出现了意见分歧辞去了经理的职务，所以当时家中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柴科夫斯基仍然坚定地转向音乐就更加使人感到惊异。他的叔叔彼得·彼得洛维奇曾经如此评价了他侄子的这一转变：“这个彼得！这个没出息的彼得！现在他又用他的法律官职换了一支风笛！”弟弟莫杰斯特说：“彼得·伊利奇完全是一个人度过了这段艰苦的时光。等到他周围的人有所发现的时候，变化已经完成……”

自从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以后，他就像一个“几天没吃饭的乞丐看见面包一样”。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由一个懒散松垮、漫不经心的贵族少爷，变成了一个勤奋好学、兢兢业业的音乐苦行僧。一开始，柴科夫斯基打算边学习边工作。但安东·鲁宾斯坦严肃地指出，“要学就学好，不然，还不如不学”。本来就想改行的柴科夫斯基，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司法部的职务，全身心地投人音乐学习。薪水没了，他的生活也开始艰难起来，他就做教钢琴的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

安东·鲁宾斯坦的肖像  

柴科夫斯基开始时多少缺乏自信，可以从一些信中看出。但到了12月，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曾……跟你说过，我已经开始学习音乐理论，而且很有成绩……我只是担心我的软弱性格，深怕惰性会取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有所成就的。所幸还不算太迟……”

教授柴科夫斯基音乐理论课的，是认真负责的波兰作曲家尼古拉·察伦巴。从他那里，柴科夫斯基学到了和声学和严格意义上的对位法。当然，柴科夫斯基还可以直接听取鲁宾斯坦本人讲授的作曲和器乐课程。关于安东·鲁宾斯坦，理夏德·H·施泰因曾这样描述过：“他不是一个会讲美丽辞藻的人，虽然能说很多种语言，但语法上没有一处是正确的；他根本不喜欢长篇大论，而是满足于简明扼要的指导。他尤其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一个会讲刻薄的笑话、热情奔放、让所有学生都敬畏的艺术家……彼得·伊里奇一生都是安东·鲁宾斯坦的胆怯的崇拜者，大师刻薄的批评常使他丧气；他对大师的崇拜是无限的，但只能站在远远的地方。”

安东·鲁宾斯坦亲自教作曲和配器，他丰富的作曲经验和出色的表达能力使整个授课过程变得十分生动。他还发明了别出心裁的教学方法：作曲系的学生每天晚上6点到9点要完成特别作业。内容是老师念的诗句，学生们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和理解，给诗词配上单声部或多声部配乐，先在课堂上打草稿，次日要交上重抄的完整作品。

在安东·鲁宾斯坦认真指导与调教下，柴科夫斯基的学习渐入佳境。这时候，老师才发现他有着过人的精力。有一次，安东·鲁宾斯坦对班上其他同学说：“这个柴科夫斯基干劲惊人，我在作曲课上安排他根据我给的主题写对位变奏，不仅要保证质量，还要重视数量，建议他写十几首，可是第二天，他竟交来了两百多首！”还有一次，音乐学院的美学教授交给他一项任务：立即给一首新曲配器，以迎接即将来访的捷克代表团。柴科夫斯基问能不能缓一缓，教授回绝了他的请求，转身上美学课去了。四十多分钟的课刚一结束，教授已收到柴科夫斯基留下的作品，一时惊讶不已。原来教授所谓的“立即”是指几天之内，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

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内的柴科夫斯基的雕像  

在音乐学院期间，柴科夫斯基除了完成很多理论作业之外，还开始创作。1864年，柴科夫斯基写了第一首作品，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大雷雨》创作的一首序曲。他不敢亲自拿给老师看，而是请同窗好友拉罗什帮忙送给老师。鲁宾斯坦看后大怒，认为其中的配器几乎是一种无节制的放荡。这件事让年轻的初学作曲的柴科夫斯基备受打击。这部作品需要庞大的乐队来演奏。那时，柴科夫斯基就倾向于大型的、后迈耶贝尔式的器乐曲。第二年，“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率领他的乐队到基辅访问演出。拉罗什和音乐学院的其他同学也都前来观摩，并向施特劳斯隆重举荐了柴科夫斯基的《少女之舞》。施特劳斯欣然接受。这是柴科夫斯基作品的首次公开演出。这位维也纳人向俄罗斯听众介绍了柴科夫斯基。

令人不解的是，安东对自己学生的才能是很肯定的，但对其作品，尤其是大型作品，几乎都持敌视态度。安东平时为人较为刻薄，他一直断言，自肖邦、舒曼后（自己除外），就没有什么重要作品。柴科夫斯基对自己的老师则一向尊重、谦卑和忍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我的老师，谁也不能比他更清楚我的音乐性格，谁也不及他更能帮助我在西欧成名。”柴科夫斯基在性格强硬的老师面前，始终保持着令人惊奇的独立性。此时他的音乐发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却是持续不断的进步。

在音乐学院，柴科夫斯基与比他小五岁的埃尔曼·奥古斯托维奇·拉罗什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对他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人几乎同时进入音乐学院。拉罗什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敏感早熟，会说俄语、德语和英语，博览群书，具有很高的音乐才能，兴趣广泛，聪慧过人。他后来成了俄国的重要批判者，但始终是柴科夫斯基的亲密朋友。虽然拉罗什有时对柴科夫斯基也不乏尖锐的批评，但总是在言论或行动上给他以支持。拉罗什的音乐观点偏于保守，他后来成为“强力集团”的敌人。拉罗什认为，一个作曲家必须首先获取一个扎实的音乐手艺的工具才行。由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居伊、穆索尔斯基和鲍罗丁组成的“强力集团”，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巴拉基列夫，却把技巧的掌握同学院主义混为一谈。他们在音乐理念上同柴科夫斯基的立场截然不同。拉罗什无疑加强了柴科夫斯基的观点。柴科夫斯基来音乐学院就是要学习音乐创作技巧。他对“强力集团”的观点当然不能认同。同样他也不在乎巴拉基列夫批评他的所谓“折中主义”。在他的学习年代，他始终努力弥补自己在音乐教育中的缺陷，在这方面拉罗什给过他很多好的启发。两人经常在钢琴上演奏四手联弹；根据同样的曲谱，把歌剧中的钢琴曲拿来共同练习；一起探讨音乐上的很多问题。

拉罗什的回忆中，记录了柴科夫斯基在音乐学院时很多有趣的细节：“彼得·伊里奇才能的平稳和正常的发展，没有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在他的始终平稳的作业中，人们永远不会看到那种……会使人惊讶的、使教授眼睛为之一亮的‘闪光点’……鲁宾斯坦注意到了这个学生的勤奋，并对他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越高，彼得·伊里奇也就越加努力学习。有时他甚至彻夜不眠，以便能够在清晨把刚刚写好的总谱交给永不满足的老师。”

柴科夫斯基在音乐学院的毕业考试题目，是为席勒的《欢乐颂》谱曲。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题目。柴科夫斯基这部集独唱、合唱与乐队于一体的作品受到了居伊的猛烈攻击。拉罗什写给柴科夫斯基一封鼓励信：“我可以公开告诉您，您是当今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天才，要比巴拉基列夫更为有力，更有特色；比谢洛夫更加高贵和更有创造性；比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更有教养。在您的身上，我见到了我们音乐未来的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希望。您知道，我是不会献媚的，我从未迟疑过对您说，您的……《暴风雨》是一座聚集各种音乐奇珍的博物馆……您的真正的创新或许会在五年之后开始，这种成熟的和经典的创新会超越格林卡之后的一切作品。”

1865年秋天，柴科夫斯基通过了音乐学院的毕业考试，获得了银质奖章（当时没有金质奖章）。短短三年里，柴科夫斯基从一名音乐爱好者变成了职业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