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勤）

帐篷街

1849年5月16日，德累斯顿警察局局长发出了一张通缉令：瓦格纳，37-38岁，中等身材，棕色头发，戴眼镜。从此，瓦格纳开始了长达11年的流亡生涯。在李斯特的资助下，瓦格纳绕道瑞士，打算前往巴黎。他一路经过柯堡、鲁道尔施塔德、里希腾费尔斯到达林道，渡过博登湖，终于在1849年5月28日晨，抵达瑞士的罗尔沙赫。这天早上7时半，瓦格纳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顺利地踏上了瑞士大地！……今天早晨我从林道乘船渡过博登湖抵达这里，半小时之后，我去圣加隆和苏黎世。”

瓦格纳对苏黎世一见钟情。除了绚丽壮观的湖泊景致、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当地居民对他的同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曾写信给友人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发现自己在此地颇为知名，这都要感谢我的歌剧所赐，此地的音乐学会和演奏会常常演出其中的一整幕。”瓦格纳立刻决定要申请居留瑞士。自此，瓦格纳在瑞士前后居住的时间超过23年之久。在这群山环抱的地方，瓦格纳完成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以及数篇他最重要的评论。

苏黎世一景，图左为魏森冬克的别墅

瓦格纳起初只是把瑞士当成去巴黎的通道。可是，巴黎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他只好先在苏黎世湖畔定居下来。瓦格纳与明娜住在帐篷街上的一座“艾舍尔公寓”里。瓦格纳让人把家具从德累斯顿运了过来，安置了一个新家。明娜带来了她的私生女和名叫“佩卡斯”的狗，当然还有瓦格纳心爱的鹦鹉。可惜书籍都被扣留在莱比锡，用来抵押瓦格纳的一笔债务。这栋房子至今还保存着，《莱茵的黄金》、《女武神》和《齐格弗里德》的开头，便是在这里产生的。苏黎世的城市话剧院和歌剧院坐落在距瓦格纳当时的住宅不远的地方。

19世纪50年代，帐篷街上的“艾舍尔公寓”属于市郊，距原来的苏黎世市中心不远，但却有某种乡村的独立性。帐篷街的住宅装饰得也很豪华。不过，住在帐篷街上的瓦格纳，仍然承受着许多邻人及其喧嚣的折磨。最初只有三架钢琴和一支长笛，后来一位铁匠又在附近设立一家作坊。瓦格纳不得不与他达成一个协议。不过，他却在这里获得了齐格弗里德在“迷魅”这个铁匠面前那段怒气冲冲的音乐。

同往日一样，在瓦格纳这些年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旅游、访友、外出疗养和休息。瓦格纳工作得很卖力气，但实际上他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只用于通常的养家糊口。和初到巴黎时的一样，瓦格纳又陷入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的困境。瓦格纳再也提不起兴趣创作音乐和戏剧。相反，他对文化哲学问题非常热衷。因此，1849年到1850年，瓦格纳完成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艺术与革命》（1849年）、《未来的艺术作品》（1850年）、《歌剧与戏剧》（1851年）等。这也是对他个人艺术经历的梳理。

1852年，是在瑞士国内旅行的一年。瓦格纳在伯尔尼高原上做了一次春游，观赏了山崖风光，这些被他写进了《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第二幕的风光里。他到过提契诺，又去了卢加诺从那里沿马雷湖做了徒步旅行。在这里他游历了波罗梅群岛，即让·保尔《提坦》里的风光。

1853年5月在他40岁生日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在苏黎世剧院举行瓦格纳音乐节了。《荷兰人》、《汤豪舍》和《罗恩格林》等三部歌剧脚本的序言当众朗诵之后，便连续三天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了他迄今为止的作品的重要片断。瓦格纳这是第一次亲自指挥《罗恩格林》音乐的片断。这样的演出在苏黎世是第一次。后来，形成一种惯例：歌唱家、器乐演奏家纷纷从德国各地赶来投身于这唯一的艺术。

在苏黎世的这些日子里，瓦格纳构思了《尼伯龙根的指环》脚本，紧接着他便开始谱曲。1853年11月，里夏德·瓦格纳开始为《莱茵的黄金》脚本谱曲，并以空前的全神贯注在三个月里完成了谱曲工作。这预示着将要出现一股汹涌而来的大潮，仿佛郁积已久的音乐力量的一次爆发。回想起前几年全心投入写理论作品，瓦格纳有些惋惜。现在，他终于不想再过问那些了。1853年夏天，李斯特想与他合办一本杂志，瓦格纳很不情愿。此前他刚刚完成两本书和几篇论文。不管瓦格纳的生活多么杂乱无章，走过无数弯路，却有着惊人的统一性。理论作品燃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心里自然明白，没有先前的理论思辨，这种新的创作是不可能的。

在苏黎世，瓦格纳经由介绍认识了许多有钱有势，而且愿意提供帮助和经济支援的人，其中最慷慨的当属奥托·魏森冬克，一位瓦格纳在1852年2月结识的富有的丝绸商。奥托与玛蒂尔德·魏森冬克都不是瑞士人，而是莱茵人。二人都出生于爱伯费尔德。奥托生于1815年，玛蒂尔德生于1828年。奥托是纽约一家丝绸公司的合伙人，是这家公司在德国的独家代理商。玛蒂尔德同样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是一位普鲁士王家商务顾问的女儿。1848年，19岁的玛蒂尔德便嫁给了奥托·魏森冬克。

魏森冬克一家是1851年来到苏黎世的，最初住在湖畔一家包尔饭店里。从1853年起，瓦格纳定期去饭店房间里做客，魏森冬克一家也去帐篷街回访。玛蒂尔德很聪明，懂音乐，颇受后期浪漫派文学影响。瓦格纳谱曲的她那些诗便是证明她是个有教养的人和娇惯的人，实际上也是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既固执又果断的人。

魏森冬克的婚姻显然是美满的。奥托·魏森冬克宽宏大量有修养，善解人意。他曾经不止一次慷慨地解决瓦格纳的债务困境。他年轻的妻子玛蒂尔德也给瓦格纳带去鼓励、灵感与爱。瓦格纳很快就沉醉在玛蒂尔德的音容笑貌之中。读一读玛蒂尔德后来关于瓦格纳的回忆，会觉得玛蒂尔德是个强大的推动力。瓦格纳仿佛总是一个被征服的对象。他的艺术家气质中那些明显的女性特征，经常会表现出来，而在与玛蒂尔德的关系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多尔纳的油画，以德国浪漫主义的肖像艺术风格描绘了这位富商的妻子，它对这位漂亮女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表现了她坚毅的一面。

40岁的瓦格纳住在苏黎世，总是充满对金钱的担忧，但却生活在一个相当温暖的家庭里。在德国、法国、英国，他的声望开始初步形成。在苏黎世形成了一个由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瑞士有声望的和富有的市民组成的圈子，瓦格纳也属于这个圈子，尽管他还不能成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唯一中心。

玛蒂尔德·魏森冬克在她那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的回忆录里，称当年的苏黎世圈子为一个群星大合唱，他们都围绕着瓦格纳这轮太阳旋转。瓦格纳“是一位伟大的自然之友”。他常常到花园里窥探篱雀的小巢。看到写字台上摆着玫瑰花，也会让他十分高兴。他常常在诗人盖奥尔格·赫尔威格陪伴下，去西勒塔尔森林做长途漫游。二人的谈话往往是围绕着阿吐尔·叔本华的哲学。

陪伴他左右的还有陶西格和汉斯·冯·彪罗。瓦格纳曾把彪罗称为自己的影子。陶西格来瓦格纳别墅作客时，总在午饭后陪着体弱多病的瓦格纳太太玩上一个小时多米诺骨牌，让瓦格纳的午觉不受打扰。

高特弗里德·凯勒曾在信中描写过魏森冬克家里的聚会：“这里，在苏黎世到目前为止我生活得还不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圈子，还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柏林是不可能举行这种令人愉快的聚会的。这里还有来自莱茵的魏森冬克一家人，祖籍是杜塞尔多夫，曾在纽约住过一段时间。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名叫玛蒂尔德·路克梅尔。这家人有一栋讲究的房子，还在城市附近盖了一栋豪华别墅。一位阔绰的政府官员常常举行精美的宴会，出席的有里夏德·瓦格纳，建造德累斯顿音乐节剧院和博物馆的森佩尔，杜宾根的费舍尔和几位苏黎世人。”这里还有来自魏玛的客人。德阿古伯爵夫人不耻于从巴黎赶到苏黎世来为了结识这些大人物。还有一些意大利流亡者，他们同样都在革命年代参加过失败了的意大利统一运动。他们在苏黎世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生活中也发挥了影响。

在这些聚会上，瓦格纳常常以完美的技巧朗诵高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和《塞尔德维拉的人们》。《镜子、小猫》、《三个正直的制梳匠》和《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他最喜欢的读物。他与马利亚费尔德的艾尔莎·魏莱太太讨论一切在艺术和人生方面令他深深感动的问题。

他们在吃饱喝足之后，凌晨两点还能喝一杯热茶，抽一支哈瓦那雪茄。瓦格纳自己偶尔也举行一次体面的午餐，大家开怀畅饮。这里的人们很善于烹调，完全不缺少精美的菜肴。

1853年至1858年的苏黎世岁月，对于德国文化史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使没有里夏德·瓦格纳，也会产生一个重要的精神坐标系统。在瓦格纳的创作中，他那些非同寻常的潜力得到了发挥。他完成了《尼伯龙根的指环》脚本，从1853年11月1日至次年1月14日这段时间里，又完成了《莱茵的黄金》谱曲工作。1854年这个新的二年，又产生了《女武神》音乐。1855年秋季他全力投入《女武神》总谱创作，完成了配器工作。《齐格弗里德》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产生于1856年9月22日与1857年7月30日之间。同时还创作了《特里斯坦》的脚本，并开始谱曲。

1856年3月，瓦格纳的健康、婚姻和财务状况都已严重恶化：丹毒无情肆虐、他与明娜的关系无可救药、而他对奥托·魏森冬克的金钱依赖，又因为对魏森冬克妻子玛蒂尔德用情日深而变得错综复杂。

阿须尔小屋

瓦格纳渴望在安静平和的环境里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他在瓦朗特医生诊所时，为自己设计了一栋住宅。但出版社拒绝购买这部作品，他的希望破灭了。瓦格纳感到心灰意冷。他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公主：“长久以来我渴望能拥有的宁静工作小屋，到现在还只是一栋空中楼阁，或许它就在英灵殿隔壁。”

幸好奥托·魏森冬克施以援手，让瓦格纳使用他在苏黎世郊区的一座别墅。1857年4月28日，瓦格纳和明娜迁入这栋小屋，并取名为“阿须尔”（Asyl：庇护所）。魏森冬克一家是1857年8月22日才迁到别墅里来的。

阿须尔小屋

这处庇护所在“碧绿的山冈上”，远离城市，远离喧嚣，远离打铁的锤声，花费不多。这是奥托·魏森冬克提供的，供他终生租用，年租金为800法郎。奥托·魏森冬克在“狭地”的山冈上购买了一块地皮，他要在那里为全家建一座别墅和画廊。他之所以向瓦格纳提供友好帮助，也有利己的原因：毗邻的地皮被一位精神病医生购买，他要在紧挨魏森冬克的这块碧绿的山冈上护理他的病人。奥托·魏森冬克付出一笔高价阻止了这个计划。他买下这块带有一栋小房子的地皮，这栋小房子于1857年成了瓦格纳的庇护所，尽管他只住了不长时间。

魏森冬克别墅的公园依然那么美丽。诚然，那个碧绿的山冈在一个世纪的岁月流逝中，已不再是城市熙攘之外的一座缪斯居所。昔日城市郊区的“狭地”早已属于苏黎世的城区范围。苏黎世“狭地”自己的火车站可以直通苏黎世湖右岸。吉尔希山就在不远的地方，那是康拉德·迈耶尔和托马斯·曼居住过的地方，现在他们就葬在那里。碧绿的山冈上的魏森冬克别墅，早就成了城区的一部分，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感觉。

“阿须尔小屋”

其实早在奥托·魏森冬克摹仿文艺复兴风格建造这座豪华建筑物时，就已经不协调了。今天，这座被遗弃的建筑物，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不懂风格的幻想家的梦幻宫殿。仿佛是阿诺德·贝克林来到了一个新务实的环境里。自从建成以来，包括1857年到1858年的瓦格纳时代，这里笼罩着一股历史主义精神。这栋文艺复兴式的豪华建筑物，与苏黎世湖畔的风光是极不相称的，它意味着一种文化回忆，一种艺术家创作晚期的精神。在这里已经形成的东西，三十年后，居住在苏黎世湖畔的那位远邻康拉德·费迪南·迈耶尔在他那些文艺复兴风格的中篇小说里又描写了一遍，这就是对已经逝去的时代和力量的向往。

这栋屋子很快就对他产生良好影响。在《我的一生》中，瓦格纳宣称，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刚好在阿须尔小屋的游廊上小坐片刻，心中突然想起这一天刚好是耶稣受难日，并立刻就联想到艾森巴赫的《帕西法尔》。自从在马林温泉拜读过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想过这首诗。但是现在他宣称，在受难日深远的含意冲击下，迅速写出一篇全新的三幕文稿。可惜的是，这些听来虽然极富诗意，却显然又是瓦格纳的宣传手法之一，因为那年的耶稣受难日在4月10日，远在瓦格纳搬入阿须尔小屋之前。后来他也曾对科西玛坦承，《我的一生》中的记载，只是“身处大自然中的愉快心情”，让他想到“耶稣受难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结果而已。

他在1857年5月8日给李斯特的一封信中忠实地讲述了他的生活状况：“我把一段令人不快的时光抛在身后了，现在它自然是要让位给一种非常舒适的状况。十天以前我们就迁进了已经提到过的魏森冬克家别墅旁的农家小屋，对此，我得感谢这一家好友的真正巨大的关怀。可在这之前我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布置小房子需要很长时间，虽然布置得很漂亮，很合我的心意，可在具备迁入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得不迁出来。那时我妻子正在生病，我只得劝阻她不得插手任何事情由我自己来承担一切迁出事宜。我们在饭店里住了十天，我们终于在一个极坏的天气里冒着寒冷迁了进来，那时真的只想着搬迁完毕，以使自己保持一副好心情。现在一切困难都克服了：一切都按照愿望和需要一劳永逸地安排妥了，一切都物归其位。我的工作室是按照你所熟悉的书生气和高雅的舒适布置的，写字台放在大窗前，从这里可以眺望美丽的湖光和阿尔卑斯山色，我的周围笼罩着一片安宁和寂静。一座可爱的、精心待弄的花园，给我提供了散步和小憩的场所，也为我妻子提供了心情愉快的活动，免得整天为我担忧，尤其是那个相当大的菜园，可以消除她那含情脉脉的忧虑。”

瓦格纳与明娜的婚姻早已破裂，这个患严重心脏病的女人，不得不一再外出进行长期疗养。尽管如此，事情也并不像拜罗伊特文献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仿佛只有她一个人竭力使婚姻维持下去。瓦格纳无论如何也是与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她是他的家庭，他的舒适，他的日常生活的完美化身。他想、两者兼而有之，既要有实用对象明娜，又要有对玛蒂尔德·魏森冬克的高尚爱情。这是《汤豪舍》主题的一个奇特的讽刺性翻版。

苏黎世的波欧拉克饭店

1857年8月20日，瓦格纳在阿须尔小屋开始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文稿，比魏森冬克夫妻搬进他们的新别墅早了两天。诗歌稿本则是在9月18日完成。完稿之后没几天，阿须尔小屋就发生了一幕极不寻常的聚会。钢琴家汉斯·冯·彪罗和他的19岁新娘科西玛到苏黎世度蜜月，瓦格纳邀请他们到家中小住几周。彪罗识谱能力及钢琴技巧都令瓦格纳大为赞赏。虽然瓦格纳之后让彪罗备尝痛苦，但彪罗在未来纷扰不断的那几年中，却对瓦格纳仍然敬慕有加。1865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首演就是由他指挥演出。

有一天黄昏，瓦格纳为众人朗读《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诗篇，在场的人包括明娜、玛蒂尔德和科西玛（他的妻子、爱人、未来的妻子）。她们每个人的丈夫都在身旁，这真是绝无仅有的场面，现场情绪想必一触即发。瓦格纳和玛蒂尔德不久之前才誓言相爱不渝，她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后一幕的含泪反应，必然令众人颇费猜疑。

在瓦格纳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一幕谱曲期间（1857年10月1日到12月31日），玛蒂尔德到阿须尔小屋拜访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从1857年11月到1858年5月之间，瓦格纳先后为玛蒂尔德的五首诗谱曲，这是他少数几次破例为别人的歌词作曲的经验之一。这些歌曲后来被称为《魏森冬克之歌》，充满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雷同的和声法。

这对恋人的幽会全然不知避人耳目。明娜和奥托很快就知道有一段成熟的恋情正在他们眼前展开。1858年1月，事情在魏森冬克夫妻大吵一架后爆发出来。为了挽救危机，瓦格纳认为自己最好去巴黎待几个星期，好让大家有时间冷静下来。等他再回到苏黎世不久，他和玛蒂尔德在某天傍晚又为了无关紧要的艺术问题吵了一架。真正的症结所在，是瓦格纳对她英俊的意大利语言老师心生醋意。第二天（1858年4月7日），在对自己让卑劣的本能蒙蔽理智感到羞愧之余，瓦格纳写了一封信给玛蒂尔德以示和好如初，信就夹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的铅笔稿里。很不幸，这封信却被明娜半途拦截。明娜拿着这封信愤怒地质问丈夫，她认为这封信就是他对婚姻不忠的证据，然后她挥着这封信对着玛蒂尔德威胁说：“如果我是寻常妇女，我会拿着这封信去找你丈夫。”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瓦格纳一方面不希望危及阿须尔小屋的居住权，一方面又担心明娜的心脏病会因此恶化，于是决定暂时疏远他和玛蒂尔德的关系。

事情过后不久，魏森冬克夫妻就前往意大利更换环境，明娜也前往位于苏黎世附近的布雷斯腾堡疗养院治病。等到明娜在1858年7月返家时，瓦格纳已经完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二幕乐谱，全篇笼罩着一层如梦似幻的隐遁气息。随着这场现实生活剧的所有主角都回到各自的家中，战火再度引燃，两个女人都对瓦格纳恶言相向，而且都拒绝开口和对方交谈。阿须尔小屋的生活现在成了瓦格纳“每天渴望从中解脱的地狱”。他决定尽早离开这栋房子。在宴请过最后一批宾客之后（包括过度紧张的科西玛·冯·彪罗，当时她正对婚姻感到极端失望），瓦格纳和明娜在1858年8月17日最后一次走出阿须尔小屋。他们只同行到苏黎世火车站就分道扬镳，她返回德累斯顿，他则前往威尼斯。瓦格纳1858年8月18日出发，先去日内瓦，然后与卡尔·里特尔一道去威尼斯，在那里重新开始写作《特里斯坦》。就这样，不仅在苏黎世的定居失败了，而且与明娜的婚姻也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