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冈是印度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号称“印度中关村”，也有很多中国企业身影

摄影/黄宇

班城中国牌

“你们去哪？”看到两张东亚面孔出现在园区门口，一位皮肤黝黑、面部留满胡须的保安大哥拦住我们的去路。“MI。”我指了指园区内一处大厦的橙色标志，用印度人的方式，念出了两个单音节字母发音。“好的，那去登个记。”大哥指着门卫室，对那边同事嚷道，“Jiaomi！他们要去Jiaomi！”

“Jiaomi”就是“Xiaomi”，印度人很少能念出其标准发音。在2014年刚进印度市场时，很多人将其念作“Jiaomi”“Jaomi”“Ziaomi”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地消费者连标准发音都不会念的品牌，在进入印度五年后，占据超过30%市场份额。“Jiaomi手机不错。”保安大哥微笑着说。

小米印度总部坐落在班加罗尔的使馆科技村（Embassy Tech Village）。这栋四层建筑，楼下一层被用来做米家（MI Home）旗舰铺，摆着各种小米产品。仅从外表，看不出来这是一家中国品牌，“Xiaomi”被最大限度淡化了。除入口处有相关字样外，其余地方均以“MI”标识和字样示人。米家入口处玻璃上，贴着一块橙色大logo和标语，写着：印度第一智能手机品牌。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闯入者——这是一家印度化的公司，高管几乎都是印度人。近500人的办公室，所见中国面孔不超5个。时值周五下午，临近下班，几十个20多岁样貌的年轻人在休息区沙发讨论问题，工作状态与国内互联网公司无异。接待者告诉我，整个公司只有少量（a handful of）从总部过来的中国员工，“不过前两周，雷军刚刚来过”。

雷军在印度期间，见了小米印度总经理马努·贾殷（Manu Jain），送了一台天文望远镜作为礼物，庆祝后者入职五周年。五年前，马努·贾殷加盟时，有人曾断言小米模式在印度不可能成功，但马努带着团队杀出血路。雷军发了好几条微博，赞扬公司在印成绩和新办公环境。新办公室他们刚刚搬来一年，坐落在班加罗尔东南部，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

小米印度员工还说，雷军还开玩笑说：“我以为北京堵车都很厉害了，没想到班加罗尔更厉害。”果不其然，从园区出来后刚好赶上了下班高峰，印度特有的TUTU三轮车、马鲁蒂（Maruti）铃木微型车、园区巴士、坐着2～3人的摩托车，将主干道Outering Road主辅路堵得水泄不通。15公里路，司机最后开了两小时。当最久一次堵车渐通，车流中甚至传出来欢呼和阵阵鸣笛。

小米印度总部绝大部分都是印度员工

班加罗尔有亚洲“硅谷”之称，是印度的科技中心，也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起点。这个园区类似于北京的后厂村，园内新建的高楼十分整洁，园外是一片城中村。小米外，还有本土电商Flipkart、索尼、思科等公司。园区还在新建中，多是隔板与开发中的工地，不时传来闪光的电焊和塔吊的启动声，园区的广告牌上都写着：世界来此工作（Where the world comes to work）。

作为一个人口与中国等量的国家，印度以其发展潜力著称：13亿人口，有望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超过中国；年轻人口众多，超过50%人口在25岁以下；生育率在2.4左右，高于中国70%；莫迪2014年当选总理后，印度GDP增速连续五年居全球首位，平均达7.3%。

来印度之前，我在北京见了一个在印度创业的27岁清华毕业生，当时正在国内拉投资。他说，他此前做过宏观经济分析员，选择在印度创业就是从各类经济数据中看出，这是一个正在逐渐崛起的大经济体。他想要寻找“下一个开阜的浦东或深圳”，就在2017年去了印度，近期打算把办公室搬到班加罗尔。

他去得不算早。很多中国企业早在这里“出海”，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一波国内手机厂商、互联网企业将这里作为“出海”重要目的地之一。我到达印度是5月24日凌晨，当天是2019年印度大选公布结果的日子，但宾馆房间摆放的头一日《印度时报》头版，是中国手机厂商一加（One Plus）为新品买下的整版广告。

在去往使馆科技村的路上，一路上可见街边店铺挂着OPPO、vivo等手机厂商标识，与远处高楼上小米橙色标识相对应。周五夜里，下班时间一到，人们就会坐着开往园区门口的大巴，一些年轻人刷着Facebook等社交软件，另一些人看着抖音海外版TikTok。Google Play应用商店的下载排行榜上，前五中有三个都是中国公司的产品。

小米2014年进入印度。首席运营官穆里克里什南（Muralikrishnan B）将过去五年成绩归因为性价比，小米在印度多卖红米系列，售价在人民币1000元上下，正好契合当前印度众多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可能不是最便宜的，但却是节省型定价，在保持成本基础上定价。”穆里克里什南说。当前，印度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1/5到1/4。

与小米等大厂不同，许多中国中小型公司的办公地点更靠近班加罗尔市中心。这其中包括SHAREit——在印度打车，随便问司机是否装了这个软件，回答都是肯定的，几乎是“国民应用”。在一处景点，摄影记者被印度当地人拉着求合影，照片随后也被他们用SHAREit发了过来。“我们可以用SHAREit，很好用。”当地人一边说，一边教我们怎么用。

SHAREit，中文名“茄子快传”，最早是一款跨平台手机内容传输工具，能通过手机之间自动建立的直通的数据传输通路，实现在无外部网络的情况下高速收发数据。后来它又转型做成内容分享平台。这家在国内相对低调的公司，在印度用户规模却达4亿，全球用户超18亿。“这类工具型的应用，在印度都很受欢迎。”当地科创媒体志象网（The Passage）主编胡剑龙说。

SHAREit首席商务官王超在班加罗尔的繁华地段MG Road

得益于国内手机厂商在印“出海”，SHAREit在印度发展像是乘坐了一次倒溯的“时光机”。2015年，三位创始人有一次在野外参加团建时，发现在无信号的地方，照片和文件传输成了一个大问题，回家就写下了第一行代码。然而，在当时网络基建已逐步完备、人人都有微信的中国市场，产品并没有吸引太大关注。

相反，在当时还不被他们关注的印度，软件用户每天都有数十万的自然增长，很快数量过亿。这让团队很震惊，他们派人调查，发现印度市场完全有刚需，属裂变式的自然增长。“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2015年的印度，用户存在一个非常天然的GAP：即手机价格降下来了，用户买得起了，但网络还是很奢侈的东西。”SHAREit首席商务官王超说。

王超是一名“印度通”，英语流利，会一点印度语，还留着与印度人相似的胡子。他2010年来到印度，曾任某媒体驻新德里首席记者，2017年加入SHAREit，现在负责全球海外市场。他说，印度人热衷分享，亲友们用它来传合影，大学生们用其来分享电子书。另一个典型场景是：用户在刚买完手机后，店主会跟他说：“你装个SHAREit，我给你传100首歌和视频。”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用户把SHAREit装了卸、卸了又装回来，反反复复。经过调研，发现原来是这些用户内存不够了，“他们对内存很敏感，大多数都是千元机。”王超说，这与印度的“金字塔”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