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这一讲我们来继续介绍钧窑产品特征和元明时期的生产历史。

元代：钧窑繁荣高峰

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钧窑生产再次繁盛，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产品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大个的香炉、罐子和花瓶出现并且流行。河南博物院和汝州市博物馆的高达60多公分的花口长颈瓶，首都博物馆藏连座瓶就是典型的代表。器物胎体变得厚重，胎质也较粗糙，杂质多。釉色变化丰富，天青釉的器物有所减少，月白色器物较多。此外还有紫蓝色、褐绿色，釉色变化多端，釉的流动性很强，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会因釉层的厚薄和烧成因素的不同，呈现出多种色彩，过渡部分还常有白色或灰蓝色的针状结晶，即所谓的“兔丝纹”。

▲故宫博物院藏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盖罐

釉层较厚且不匀，乳浊性强，釉面非常光亮，布满很多小棕眼，器物流釉、积釉现象比较多。除很少量的洗和罐仍然是满釉外，其余器物都施半釉，施釉并没有到足部，表现出制作不够精细。钧瓷是一类釉遮盖能力很强的制品，制作需要有特别的烧成曲线和技术。一旦窑工们掌握了这种烧制的技术诀窍，钧瓷就成了一种对制瓷原料要求不高，又不用在器物上加装饰，非常易于烧制，成品还很美观的产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钧窑月白釉碗

由此可知钧瓷从蒙古时期到元代在北方地区流行，正是体现了北方地区瓷器产品不注重质量，追求数量的生产状况；也表现了北方地区瓷器生产总体上走向衰落。所以这时期钧窑并不是高档产品，而是一种既美观，又易于制作的一类产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钧窑月白紫斑梅瓶

元代后期钧窑生产平稳发展，这时期器物产量依然较大，釉色组合变化不大，器类变得单调，主要是比较小的碗盘类器物，另外还有少量大个香炉、梅瓶和连座瓶等。胎质釉色和元代前期大致相同，釉层变得更厚，流动性强，普遍都有垂釉、积釉现象。偏紫色釉是神垕一带元代钧釉中最有特色的一类，有少量很美丽的深紫蓝色釉，这个应该就是文献上所说“紫若墨色”的器物。正天青色器物少见，色泽比较深暗，有相当数量的月白色釉，釉面有明显的月白、天青色交融流淌的现象。另外还有灰蓝、灰绿、灰赭等釉色的钧釉。同一件器物上的釉色也深浅各异，釉面光亮但不够细腻，多有棕眼。香炉、瓶等大型器物上，比较多采用堆贴花装饰。紫红斑不如前段多见，器物制作质量稍强于元代前期，但不再见到足心施釉和裹足支烧器物，均施釉不到底，修足也较粗率，足边缘也不够整齐。总体上看，钧釉瓷器在元代后期质量有所回升，但依然属于比较粗的产品。

▲禹州神垕刘家门窑址出土元代后期产品

▲禹州刘家门窑址出土 元代 钧窑紫蓝色釉碗

明代：钧窑集中供御

明代北方地区制瓷业普遍处于衰落阶段，表现为窑场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出现萎缩。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产业中心，各地的窑业都开始向最具产业优势的地点集中，钧州的窑业向位于州治的钧台窑址、神垕窑区和扒村窑区集中。同时制瓷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分工，精美的小件器物（主要是水器和食器）主要在景德镇生产，而一些粗大沉重的器物，由于运输的不便，则在北方地区生产。明代北方的钧州、磁州和真定生产的贡御瓷器，就主要是这些盆、罐、瓶类器物。

元末到明代初年，钧窑继续生产，闵庄窑址发现这时期的遗存，这时期钧釉瓷器比例在全部瓷器中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在以前的地层中，会在同一地层里出土白釉、黑釉、钧釉器物，但是钧釉只占一定比例，这个时期钧釉瓷器所占的比例达到了最高。

▲鸠山镇闵庄窑址发掘现场照

从釉色上大体上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继承元代前期的风格，以灰蓝釉、紫蓝釉为主色调的器物。第二类是月白釉、灰白釉为主色调的器物，这类器物的数量较多。第三类是外红釉，内天青釉的器物，数量比较少，但是这类器物都是最精致珍贵的器物。釉面常见明显乳浊状、雾状灰白斑。在制瓷工艺上，闵庄窑在明初延续元代后期施釉方法，部分碗盘的足端和内底露胎，修足变得比元代更为规整，显示从粗率走向精致的趋势。同时出现了一些施釉到底，足端平切，足壁矮宽，修足规整的器物，表现出精心制作，追求高质量的特点，和明代洪武年间景德镇、龙泉瓷器的生产工艺有相似之处。从神垕镇发掘的窑址看，至迟在明代中期，禹州境内窑场全部生产白地黑花器，主要是各种大罐，钧釉瓷器就停烧了。

钧窑花器的迷思

钧窑产品中最受人瞩目的还是陈设类花器，也被称为官钧瓷器。西方人称为带数目字钧瓷（Numbered Jun），特指戳印或者刻有汉文数目字一到十的出戟尊、各式花盆和盆托等钧釉制品。由于这类钧瓷大多数是传世品，本世纪以前基本上没见到窑址以外的出土品。

▲故宫博物院藏 宋（明）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因此当今学者又把它称为“传世钧窑”，也有人认为这类钧瓷部分用于陈设，包括出戟尊和用作花盆、盆托的器物（“鼓钉洗”），用于书室或书案上的陈设品，因而称为“陈设类钧瓷”。清宫旧藏的钧窑瓷器以这类器物为多，后世所指“五大名窑”的钧窑，也主要指这类器物。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对钧窑的记载，也主要是记载这种带数目字的钧窑，且对其比较赞赏。这类钧瓷其实主要是用作花器，渣斗式花盆和仰钟式花盆，造型和近代花盆相似；出戟尊是南宋以来兴起的插花花瓶的样式，而被称为鼓钉洗、葵花洗、菱口洗的器物，实际都是相应形制花盆的盆托，并非文具或陈设器。

▲佚名成化二十一年绘《御花园赏玩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明弘治 吕纪、吕文英《竹园寿集图》

人们在观察这些陈设类花器时，从制作工艺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粗放型；一类是精致型。“粗放型”官钧花器，胎体普遍较厚，造型非常笨拙；部分粗放型花器釉垂流现象较严重，釉层也比较厚，釉面普遍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棕眼，内外壁施一色釉比较多，内外壁都是天青色，或都是紫红色，支钉痕大而密集，外底少见芝麻酱色的底釉或者护胎釉，“粗放型”花器泄水孔都比较小，器足比较大，修足不规整，一到十的数目字大多位于三个小足之一的内墙、器足内壁或者外底，都是划刻而成。字体粗大潦草，同样号码的器物，粗放型器物体积要大于精致型器物，整体上显得工艺粗糙。

▲故宫博物院藏 宋（明） 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花盆托

“精制型”官钧花器胎体普遍较薄，造型匀称，制作规整，胎质较细腻，釉面非常匀净，少见垂流现象和棕眼，釉层较薄，器物较多在内外施不同颜色釉，比如内部施天青色釉，而外部施紫红色釉，支钉痕迹细小而疏朗，外底多施有一层芝麻酱色的底釉或者护胎釉。 花盆的泄水孔比较大，器物较小而精致，制作非常规整。数字位于足心，位置比较固定，大多数戳印而成，字体也很规整。

▲故宫博物院藏 宋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

考古工作证明，这类陈设类花器的生产地点，就在禹州城内的钧台窑址。闵庄窑址和神垕镇的明代窑址，尽管有明代地层，但都没有发现过这类器物。以往对钧台窑址开展过两次大规模发掘，1974年的发掘，在钧台附近的梨园地地点，出土了大批陈设类花器，主要都是精致型产品。2004年发掘的地点在八卦洞，也出土了大批陈设类的花器，主要是粗放型产品。

▲河南禹州市钧台窑址范围及发掘地点图

▲1974年发掘禹州钧台窑清理的一号窑炉

▲2004年发掘禹州钧台窑清理的一号、二号窑炉

根据发掘的地层关系和与其他考古实物的对比，结合《均州志》的一些记载，大体上可以推断，粗放型花器生产时代应该是明宣德年间，而精致型花器应该是明中期（有可能是成化年间）。明万历版《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嘉靖三十二年题准……通行解部，召商代办。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四十二年奏准，钧州脚价邦贴，尽行除豁”。由此可以证明，这些钧台窑生产的瓷器，就是《大明会典》记载的供御用的瓷器，其中提到的“缸”很可能就是指的花盆。因为在一些其他器物上看到盆类器物自铭为“缸”（刻有铭文为缸）。所以钧台窑生产的这些花器，以及一些其他器物，因为用于供御，可以被称为“钧官窑”器物

随着景德镇窑业技术的日渐提高，其颜色釉技术日渐成熟后，能够代替钧台窑的产品，统治者的审美取向发生变化后，钧台窑失去了它的优势，钧釉瓷器就停烧了，但是仍然生产各种白地黑花的大罐用于供御。

▲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 景德镇窑瓜皮绿釉暗划云凤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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