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了不起的世界文明”音频课。我是姜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所所长，主要从事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这一讲，我来给大家介绍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共同实施的一个国际考古合作项目：塞林港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希望通过红海之滨这个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来探究古代红海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流，了解阿拉伯半岛的古代文明，研究他们通过海洋与古代东方世界的交流，特别是与古代中国的海上交流情况。

这一讲的第一节，我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水下考古的发展简史，为大家揭开迷人的水下考古世界。

一艘沉船就是一座博物馆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靠帆船来运行。帆船沉入海底以后，和陆地上的文物保存状况是不一样的，很少有人去打捞或者破坏，特别是很快便被淤泥埋藏的文物，往往保存得非常精美，出水的时候跟新出的文物是一样的。因此，水下文物往往保存品相好，文物精品多。另外品类非常丰富，船货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不光有瓷器，还会有类似于像茶叶、漆木器等，当时也可能还有丝绸（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发现完整的丝绸），还有铁器等，有着非常丰富的品类。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的探险家和探险公司，开始在东南亚海域实施沉船打捞活动。这是一种商业打捞探险活动，但是有惊人的发现。比如1984年，英国人哈彻在南中国海域发现了清代沉船“凯马尔德森号”，发现了15万件中国瓷器，125块金锭和两门青铜的铸炮。1986年，在荷兰的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引起了巨大轰动，大概获利了2000万美元。

这对中国的文物考古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拍卖的文物大部分都是精美的中国瓷器。据说当时中国也委派了一些专家到现场准备拍卖文物，带了几万美元，结果连一件都没有拍卖到。反过来对中国的考古界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中国国内开始启动水下考古的工作。

英国“职业捞宝人”迈克尔·哈彻

类似的沉船在东南亚海域发现了很多，比如说后来的很著名的“黑石号”沉船，年代大概是公元826年，出水了将近6万件中国长沙窑瓷器。在此之前，全世界发现的长沙窑的瓷器，完整器物不超过100件，而这艘沉船一共就出水了57000件，超过了全世界博物馆收藏的数量。这个沉船的所有文物进行拍卖以后，目前收藏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文物现在回到了中国大陆，比如湖南长沙的铜官窑博物馆，还有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

还有菲律宾海域发现的“圣迭戈号”沉船、印尼海域发现的“井里汶”沉船、“印坦”沉船等等。这些沉船发现的文物都是海量的，可以说一艘沉船就是一个博物馆，因为它的文物往往都达到了几十万件之多。我们“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文物，登记在册的是14万件，还没有发掘完。而一般一座博物馆的藏品达到10万件就很丰富了。

黑石号复原模型

水下考古的起步和发展

水下考古在全世界的发展，相对于陆地考古而言起步很晚。从学科的定位上讲，是把田野考古放到水下去实施了。

水下考古队员下水工作

这需要人在水下能够开始工作，有几个解决方案：

第一空气导管，我们叫管供，潜水员下水时需要一根管子通到岸上，利用泵气可以保证水下呼吸。

第二种是SCUBA（水肺潜水），就是携带瓶状器具下水，可以在水下进行呼吸；

第三种是密闭潜水。一瓶气体使用时间是有限的，而密闭式潜水在每次呼吸之后，回收再利用废气，由此人可以在水下待的时间更长。

世界上第一次开始水下考古调查是在1854年，法国人在瑞士日内瓦湖，对湖床上的建筑遗迹进行调查时，开展了工作。当时采用是管供。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应该是1952年，法国人在地中海开展的一次沉船水下考古工作。另外现在公认的一次很重要的科学发掘，就是1966年美国人乔治·巴斯在土耳其开展的一个古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他把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完整地搬到水下去实施。

因此，1952年法国人的水下考古发掘和1966年美国人乔治·巴斯在土耳其的水下考古工作，可以看作是世界水下考古发端的两个标志。

1966年，美国人乔治·巴斯在土耳其进行乌鲁布伦（Uluburun）沉船水下考古

第一个国家级的水下考古机构是法国人于1966年成立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水下考古机构。也与我们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长期合作关系，相互进行人员交流孵化。

中国的水下考古发展，是从1987年“南海一号”的发现作为标志正式开始的，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最初中国没有水下考古队员，所以我们把张威先生等3个人送到欧洲和日本去做潜水的培训。由此，中国产生了第一批水下考古的先驱。

我们在1989年开始培训水下考古队员，当时的条件非常有限，我们从澳大利亚聘请专门的教练团队来培训中国的田野考古队员，让田野考古队员经过潜水训练以后，成为水下考古队员。

中沙联合考古队水下考古队员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做了8期培训，一共培训了145名水下考古队员。这些队员大部分都是考古学家，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也经历过很好的心理训练，学会了潜水，可以开展水下考古工作。队员中还包括几位在中国进行培训的国际水下考古队员，来自肯尼亚、伊朗、沙特、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到今天，从最初接受外国人的培训，到现在我们为外国人培训，发生了转变。

最近几年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有一些重要发现成果，如“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又如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水下考古博物馆。另外中国的水下考古船，是全世界最大、最新、最先进的水下考古专业船。我们的水下考古的人员队伍，以单一国家为单位来看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中国水下考古这几年的磅礴发展。这也契合了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海洋强国建设的大背景。

考古人的新天地

我本身是一个田野考古学家，在西安和洛阳参加了20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当时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汉唐宫殿建筑遗址。2012年，我开始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2014年国家文物局成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我以引进人才的方式加入到这个团队，参加了水下考古队员的专业培训，也参加了一些水下考古的项目。

水下考古工作

对于考古人而言，这是一片新天地。水下考古人是一种很特殊的群体，首先需要有比较强的职业素养；第二要有一定的身体保障，因为潜水会产生大量的体力消耗；第三还要有良好的心理训练，因为潜水是有危险的。人在脱离呼吸的情况下，两分钟就会出危险，而水下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能紧急出水，要尽量在水下解决问题。如果上升过程太快，水压还会导致肺部膨胀，因此偶尔会发生吐血的情况。此外，团队训练也很重要。潜水作业一般都是团队实施，强调潜伴制度，潜水员下水的时候都是生死相托的。

实际上，水下发掘比田野发掘困难很多。考古队员下水的时候，身上需要携带很重的装备，一般情况下重量在40-50公斤左右。如果是双瓶或带有其他装备的话，有时候能达到90-100公斤。很多人背上这么重的装备后，行动起来都非常困难。但水下考古队员背负这么重的装备，在水下还要做到行动自由，很不容易。比如在水里画图；拍照时海水荡漾，需要对准焦，把照片拍清晰；在做清理的时候，碰到文物或者碰地面，经常泥沙翻卷，需要确保一定的能见度。

考古队员水下绘图

水下作业的装置有两套：

一套是与潜水有关的装备，如气瓶、面罩、潜水刀等。潜水刀是安全的保障，水里常有很多鱼网、绳子会绊住人，或者植物会缠住人，潜水刀可以解除困境；

另一种是考古发掘用品，比如在做船体清理的时候，需要画图，要有特殊的绘图板、绘图笔；要有照相的设备，以及进行文物清理的时候的一些简单工具。

另外文物的提取、存放也和岸上完全不一样。我们提取文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文物，如石雕像等，要用气囊慢慢地起吊，由于深度变浅，气体会膨胀，物体上升的速度会大大加快，所以要控制好速度，否则非常危险。

上川岛水下考古，长约3米重达1.5吨的晚清铁炮

举例来说，我们去年在广东上川岛海域的水下发现了清代铁炮，重量在3吨左右，长3米余。这样体量的文物，在岸上我们都不容易搬动，要想在水下把它提取出来，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对铁炮做了非常好的固定，用考古船上的吊机慢慢起吊。我们当时下水作业的队员大概有4个人，船上还有大概10个人的团队在进行配合。另外还有专业的水下考古科技保护人才，因为海洋文物出水以后需要进行脱盐、脱水、脱硫的特别处理，不然文物会很快损坏。这是一个立体化、综合化的过程。整个吊装大概花了数小时。

最大的危险则来源于两个：第一是水流，海洋中有时会出现强劲的水流可以把人卷走；第二是能见度，中国周边海域大部分都是泥质海床，海洋能见度很差，甚至有时是0。下去后基本上分不清前后左右。

举例来说，前不久我去“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现场，水流非常湍急，人下去马上就会冲走；同时能见度是0，下去后潜水员根本不知道船在哪里。所以潜水员下水前做了非常精确的准备，用仪器把整个船体的状况与姿态扫制得非常清楚。下水时也做了精准的定位，用管供的方式，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触碰到船体，进行相关处理工作。

“长江口二号”沉船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永远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在水下一定要确保安全。只要做水下考古的工作，危险时时刻刻就在你身边。潜水带来的风险有时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潜水作业出现过很多生命危险的事故，比如两个队员在北京周边的潘家园水库水下看长城，都因为事故而失去了生命，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件。从水下考古的规则上讲，他们违反了一些规则，如没有观察水面，下水时水面没有放置观察哨。还有泰国洞穴救援小足球队员，有一名潜水员是泰国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长时间的潜水也导致他失去了生命。氮醉也有可能造成麻痹而导致失去生命，氮气吸入过多，人体会产生麻醉的感觉。而在水下产生麻醉是非常危险的，呼吸嘴掉了都不知道。

我们水下考古队员一般都严格遵循制度，中国水下考古没有出现过重大事故。但是出现过小的风险，比如潜水时候跟潜伴失散；由于工作过于专注而出现气体用完的情况；出水的时候由于潮流很急而导致漂流的情况等等，但是在我们的防护范围之内，都没有酿成事故。

沉船如何改写历史？

其实中国在不同时期都有沉船的发现，当然我们现在讲得多的是“南海一号”。

水下考古队队员正清理“南海一号”上的文物

这是南宋时期的一条沉船，年代大概是在13世纪初。这个时期是古代中国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发展的高峰。这条船应该是从泉州港启航，在广州海域遇到风暴而沉没。沉船的地点，是中国古代称之为“放洋之地”，就是出海的启航之地。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这是最好的一个研究案例。这个船是国际贸易船，按照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船上不仅有中国人，可能还有穆斯林商人、东南亚人甚至印度人。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水下考古的工作整体打捞，随后在博物馆进行发掘。这是很精细的工作，连南宋时期人的头发丝都能找到，获得了海量的信息来研究当时的海洋贸易和航海信息。

考古队员在“南澳一号”沉船打捞现场清理出水文物

此外，“南澳一号”是明代万历年间做海洋贸易的一条沉船，也发现了海量的文物。沉船结构保存得相当好。再比如宁波的“小白礁一号”沉船，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一条沉船，发现了日本、越南的文物。

最近几年，我们做了甲午海战的沉船调查。甲午海战中方被击沉了四艘军舰，已经找到并确认了两条。一条是致远舰，一条是经远舰，是由当年的德国和英国分别打造的军舰，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最新的装甲战舰，对于世界海军史、舰艇史的研究非常重要。

致远舰

在致远舰上，我们找到了船员用的制式餐盘，盘子上写着“致远”二字，由此确认了沉舰身份；还找到了大副用的望远镜，望远镜上写着大副的名字“陈金揆”。陈金揆是中国早期留美幼童的成员之之一。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北洋水师官兵的遗骸，也做了妥善的处理。

通过出水文物，可以对当时的战争情形进行了更加科学、细致、深入的分析，甲午海战史可能可以得到改写。如船上火力配置的问题、当时中日双方战舰的战阵问题，以及我们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训练水平、他们的爱国精神都有全新的认识。

依照档案研究和水下考古研究来看，第一，北洋水师是当时中国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有英国皇家海军的血统，非常英勇，大部分管带（即舰长），在最后关头都选择了与舰同沉，非常有献身精神。北洋水师的训练水平也很高，命中率超过当时的日本。但是我们也有落后的地方，比如舰船的更新换代没有赶上当时日本人的水平，我们的火药和弹药配置比日本人落后一代，所以炮弹的杀伤力较差。布阵方面双方也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叫“雁形阵”，日本人叫“一字阵”，这是由于双方舰船的火炮配置所造成的差别，不是决定双方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些内容，都可以大大帮助我们对甲午海战更科学、定量地分析。

“小白礁一号”文物沉水状态（图源香港商报）

根据水下文物国际惯例，一般定义为“100年来沉没于水下的文物”称之为“水下文物”。这一国际惯例定义的时间下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前的沉船可以定名为“水下文化遗产”。但现在，以年代决定的说法正在减弱。只要在水下，并且具有重要价值，就可以定性为文物。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水下舰船和航空器，现在也都开始被定性为文物。所以年代不成为判断是否为文物的唯一依据，而是按文物的价值来进行衡量。

我们中国发掘地沉船很多，经过水下考古科学工作的，一般是年代为宋元时期及以后的沉船。宋元时期的沉船包括“南海一号”、在西沙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在泉州发现的“后渚沉船”，都是宋代或者元代的沉船。再往后发现很多明清的沉船。比如宁波的“小白礁一号”清代道光沉船；福建的清代康熙年间“碗礁一号”沉船出水大量的精美瓷器等。有的是在滩涂，有的因为海岸线变化，已经在陆地了。

里斯本丸号沉船时的资料图片（图源视野网）

我们现在工作过的年代最晚的沉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沉船“里斯本丸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如甲午海战沉舰，这些沉船时代上是连续的。

今年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考古工作，第一个就是在舟山地区发掘“里斯本丸号”。“里斯本丸号”是二战时期运送英国战俘去日本的一条日本的运输船，在舟山海域被美军击沉。我们找到并确认了这条船。潜水员也接触了这条船，发掘了这艘船的相关文物，这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可以为二战史的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现在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布，工作还在进行，6月16日才结束。

第二个就是在长江口发现了“长江口二号”清代晚期沉船，它与上海港的开放密切相关，船上有精美的瓷器。这也是上海地区水下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对研究上海港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的海洋史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

好的，本节的内容就先讲到这。下一节，我们要聊一聊沙特考古的发现和当地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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