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的第一节我们就提到了，表面上，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是在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背后他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身处的雅典帝国。 

一般人会习惯性地以为，既然希罗多德是希腊人，而且长期居住在雅典，与雅典权贵交往密切，那么他肯定会戴上希腊人的“有色眼镜”观察东方的波斯，必然会粉饰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抵抗波斯入侵的壮举，同时会对希腊的敌人波斯大肆贬低。

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常识性判断并不适用于希罗多德。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严重低估了希罗多德这位伟大著作家过人的转换视角，以及换位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希罗多德始终在借助波斯人的眼光透视希腊。在希罗多德笔下，波斯始终是被作为反观和审视希腊的一面镜子。

▲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版图

《历史》的叙事三次转向希腊

《历史》一书的叙事第一次转向希腊，是从上节课我们提到的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说起的。克洛伊索斯想要先发制人，在东邻波斯对自己构成直接威胁前把它消灭掉。在攻打之前，克洛伊索斯派人前往希腊的德尔菲神庙请示神谕，神谕有一条是建议克洛伊索斯与希腊人中间的最强者结盟。于是，克洛伊索斯就要调查希腊民族中最强大的究竟是谁，故事镜头很自然地转向斯巴达和雅典。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讨论希腊民族的起源。

注意，这一段关于希腊民族的起源的讨论，带有很强的泛希腊主义色彩。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或是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有很强的泛希腊主义。该主义主要认为希腊是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但恰恰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即希腊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却不是一个政治民族。这也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著作中最为深沉的关怀。也就是说，希腊人如何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共同体。

雅典在梭伦改革后陷入党争，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庇西特拉图几经波折，最终在雅典建立了僭主政治。他上台后推行梭伦立法，实行仁政。希罗多德说，僭主庇西特拉图“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I-59）亚里士多德也说，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根本不像僭主统治，而像城邦的宪治。

关于斯巴达，吕库古（Lycurgus）的立法使斯巴达一改之前的混乱局面，斯巴达自此“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民族”，内政修明，对外在与强邻铁该亚(Tegea)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土地。

《历史》一书第二次将目光转向希腊，是在公元前499年，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准备团结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统治，阿里斯塔哥拉斯亲自前往希腊寻求支援。他先到了斯巴达，极尽花言巧语，诱使国王克列欧美涅斯（Cleomenes）出兵支援。但当国王问到，从斯巴达到伊奥尼亚海需要多少天的路程时，阿里斯塔哥拉斯说，需要三个月的路程，国王很快便拒绝了他的请求。

向斯巴达求援不成，阿里斯塔哥拉斯转而前往雅典。这时的雅典刚刚结束僭主统治，之前被僭主家族放逐并长期流亡在外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族的头领。这个家族伪造了神谕，在斯巴达的支援下，推翻了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通过动员民众力量赢得了权势，上台后进一步推行民主改革，把原来的四个部落改为十个部落，并打压其他的雅典权势家族。斯巴达不断介入雅典内部的权力斗争，期间先后四次入侵雅典。（V-76）

▲克里斯提尼

克里斯提尼的民主化改革使雅典强大起来。希罗多德这样评价：“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为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V-78）

雅典在抵抗波斯的战争中，表现得如此顽强，与雅典民主对社会中下层民众广泛且有力的动员作用密不可分。阿里斯塔哥拉斯到了雅典，用在斯巴达同样的策略，却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希罗多德有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言论：“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斯巴达国王，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V-97）

从上面针对雅典民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对民主政治并没有一般观念上的褒贬立场，而是通过在特定情形下的具体表现，揭示民主政治的两面性。希罗多德提示我们注意，任何政体，包括民主政体，若要运转良好，都需要具备足够的条件，民主政治尤其需要有效的领导，否则只能走向其反面。

波斯国王大流士远征希腊，是希罗多德《历史》叙事的第三次转向希腊。斯巴达的王制及其习俗，双王制度的由来，马拉松战役，都是这一部分集中讨论的。关于马拉松战役，希罗多德进行了仔细的描绘。（V-111-117）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仅仅得到了普拉提亚的支援。在整个希波战争的过程中，马拉松战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温泉关战役。后来的好莱坞电影对温泉关战役进行了很多的渲染，但实际上马拉松战役才是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性战役。因为在这之前，希腊人一提到波斯，就像“天兵天将”。而马拉松战役，整个扭转了希腊人对波斯的信心。据希罗多德记载，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的许多优秀人物都在战役中丧生。

▲马拉松战役进程图

在马拉松战役前期，雅典一度派长跑能手斐狄皮德斯（Phidippides）前往斯巴达请援，斯巴达人却以月令不时为由，迟迟不肯发兵支援。斯巴达真的是敬畏神明？还是借口拖延，借力打力，趁波斯入侵时，削弱正在崛起的雅典的势力？通过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有后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希波战争之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关系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斯巴达利用波斯入侵的机会削弱雅典是更有说服力的。

从马拉松战役本身看，除了普拉提亚之外，其他希腊城邦有的提前向波斯投诚，多数则选择作壁上观。谁能想到，公元前499年的马拉松战役，雅典人却奇迹般地以弱胜强。这是希腊人第一次战胜强大的波斯，之前波斯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经此一役被打破。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的士气和自信心大为提升，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对斯巴达针对雅典战略动机的怀疑。而这正是战后雅典与斯巴达展开新一轮明争暗斗的“伏笔”，对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更为直接而生动的描绘。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征调大军，对希腊发动了第二次规模空前的远征，至此，《历史》的叙事被推向高潮。面对薛西斯的大军，希腊民族政治上的凝聚力再次受到空前严峻的考验。希罗多德对希腊人各自为政，分崩离析的情境做了极其生动的呈现，与马拉松战役前夕的表现类似，许多希腊城邦纷纷作壁上观，甚至首鼠两端，趁机从中渔利。比如，阿尔戈斯城邦要求与斯巴达分享指挥权，遭到拒绝后就按兵不动；叙拉古僭主格隆派使者携带大量金钱前往德尔斐，观望战事，并叮嘱使者说，若波斯取得胜利，则向波斯投诚并献出金钱，若希腊胜利，则原路返回。

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精神创造如此辉煌，却在政治上挫折不断。不难想见，这一时期正是希腊民族从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型的关键时刻，从城邦秩序向帝国秩序过渡的关键时期。这正是希罗多德透过波斯入侵这面镜子，反观希腊世界更为深层次的危机。下一节，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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