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了不起的世界文明”音频课。我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这一讲由我来给大家讲述中世纪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古代文明。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北京大学考古队在马林迪附近的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开展的陆上考古工作。这一节，我们来介绍在肯尼亚沿海地区调研众多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三个年度我们一共整理和调研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都是经过正式发掘和考古调查的遗址。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斯瓦西里遗址，如格迪古城遗址、帕泰岛的上加遗址、曼达岛的曼达遗址等，共整理古代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9552件/片，还有一些日本、欧洲瓷器大约有55件；另外对陆上考古出土的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一共整理了1060件；共计10607片。这项研究工作是环印度洋地区古代遗址中对出土中国瓷器开展的第二大考古工作，仅次于旧开罗弗斯塔特遗址。

帕泰遗址调查（主讲人供图）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我们得到了以下的认识：

中国人发现了美洲？

首先，是中国瓷器输出非洲之滥觞。东非地区是中世纪以来环印度洋地区繁荣发展的海上贸易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或者说成为端点，因为它距中国距离是最远的。大约从9世纪开始，位于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就是环印度洋贸易圈中的重要地点。它输出铁，输入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从东非地区古代遗址出土品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对东非地区的运销源远流长。

上加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片（主讲人供图）

早期中国外销瓷器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岛地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拉穆群岛帕泰岛的上加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斯瓦西里聚落遗址。这个遗址共出土中国瓷器360片以上，瓷器类别包括了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器等等。生产地由长沙窑、越窑、定窑、繁昌窑、景德镇窑，以及福建、广东的产品，时代从8世纪中期一直到19世纪。

从其他地区的发现可以看到，9到10世纪输出的主要产品有过一个变化：9世纪主要是长沙窑瓷器，而10世纪主要是越窑瓷器。在这个地点再次证明了这种现象。

上加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讲人供图）

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和各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片的数量都表明，晚唐到北宋初期（9-10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的外销，从创始迅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标志就是从输出范围和规模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远端已经到了东非地区。这个范围在长时间没有突破，一直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才得以突破。

近期有一本著作，英国船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根据一张叙利亚的羊皮地图，认为在郑和航海的第四次或者第五次航海的时候，周文船队和洪宝船队这两只分宗曾经到达过非洲的南部地区，并且他认为当时分宗可能到过美洲，比麦哲伦发现美洲早了大概100年的时间。

在肯尼亚发现的晚唐到北宋初期的中国外销瓷器资料表明，瓷器的输出范围已经达到了东非沿海地区。

中国瓷器贸易的低潮和高峰

中国输往肯尼亚的瓷器从9世纪开始基本上是相沿不断的，我们在11世纪以后的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了许多当地的陶器，但是能够早到11世纪的中国瓷片只有一两片，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中期以后到南宋中期，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但是总体上讲是海上贸易的一个低潮时期。尽管有少量的发现，但是规模却很小，难以支持作为一种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

曼布鲁伊出土的伊斯兰釉陶（主讲人供图）

这种现象很可能与控制着马六甲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开战的情况有关。这些战争的位置是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核心水道，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核心水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的中国瓷器的输出。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期伊斯兰陶器比较多的输往东非地区，而中国瓷器却比较少。

第三，肯尼亚沿海出土的中国瓷器，反映了中国瓷器外销的阶段性。我们调查了30余个遗址，每个遗址的时代不同，但是将所有遗址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位比较，就会看到什么时期中国瓷器比较多、什么时期比较少，以及每个阶段最主要的输出品是什么。

根据对这些瓷器的仔细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瓷器输往环印度洋地区有几个高峰时期：

第一是晚唐五代时期，输出的品种主要是越窑、长沙窑、广东产青瓷和少量北方白瓷，也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四组合”。输入的规模并不大，发现的地点主要在拉穆群岛地区。

曼布鲁伊出土的福建青瓷（主讲人供图）

第二个高峰时期是南宋末期到明代初期，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的第一个25年。尤其是以元代的输出量最大，南宋时期的器物很少，但元代的器物就比较多。从元代到明代早期输往东非地区的瓷器既有比较粗的产品，也有一些质量非常好的器物，包括明初的官用龙嵌瓷，这一点似乎和郑和船队的到达有关。

一般认为蒙古人第三次西征建立的伊儿汗国和中央大汗的关系非常密切。双方的这种密切关系，有可能形成了二者间繁密的海上交通，从而掀起了这次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高峰；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奥斯曼帝国构建的海上贸易通道最稳定、最发达的时期。两个因素相加，形成了这次贸易的高峰时期。

真的有“Ming Gap”吗?

第三个高峰期是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统年间。这个时期中国瓷器在格迪古城和曼布鲁伊遗址中，相比明代前期有突然增加的现象。这时是波斯阿拉伯控制的环印度洋贸易的一个高峰时期。

东非沿海地区长期以来一直与西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东地区的人迁移到东非沿海地区生活、贸易至少可以上溯到5世纪后半叶。10世纪时由波斯设拉子王子哈桑·本·阿里建立的僧祗王国（斯瓦西里文化的创建者）来的伊斯兰文化和当地的班图文化，开创了斯瓦西里文化，使东非沿海地区基本伊斯兰化。他对东非沿海地区的统治，一直到葡萄牙人来到这里。

明代成化以后，瓷器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且很快达到比较大的规模，应该是受到当时明朝境内的某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货币的银本位化导致的银荒，明代生产中的商品化程度迅猛发展，这样使明朝的经济运行中需要大量白银，而这个时候在赣南、浙南地区的很多银矿又衰落了，因此中国出现了“缺银”的情况，这导致了沿海地区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走私出中国的瓷器，换回白银。因此明中期的这个小高峰的出现，是当时贸易体系整体的表现，而不是东非地区的特别现象。

发现于帕泰岛外海礁石群的一件双龙罐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的产品（主讲人供图）

学界基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地区发现的沉船资料，指出15世纪前半叶的一段时间，包括郑和航海的15世纪前25年，中国瓷器很少被发现，因此把这个阶段称为“明代的间隔期”（“Ming Gap”），主要是指1425年到1480年之间，中国瓷器的外销有一段考古资料上的缺环。而在1352到1487年的100多年间，几乎没有外销的青花瓷。学界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明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导致的。这种情况在东非沿海地区部分地得到了印证，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发现的青花瓷确实是很少。

但是外国学者没有注意到的是，明代初期发现的龙泉窑瓷器，实际上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只是很少发现景德镇瓷器。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学者并不知道明初龙泉窑瓷器的生产状况，而我们通过近年来对龙泉窑址的发掘，可以非常清楚地区分元代龙泉窑瓷器和明初龙泉窑瓷器。

其实在环印度洋地区有很多明初的瓷器，而这些明初的龙泉窑瓷器过去都被人断为元代甚至是宋代的瓷器，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在明初阶段，中国瓷器还是较大规模输往非洲地区，这个规模应该和元代后期的最高峰时期大体持平。

格迪古城出土万历青花瓷（主讲人供图）

第四个高峰时期是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到清代前期的康熙中期，换言之就是大航海时期以后出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外销瓷器，主要产品种类是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彩瓷，漳州窑的青花瓷，景德镇生产的一些精品瓷器，以及一些广东产的大瓷罐和少量德化窑广彩瓷器。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日本瓷器，当时是被当作中国瓷器输入的，当地人也常常把这些日本瓷当做中国瓷器。

日本京烧瓷器（主讲人供图）

在非洲发现的皇家瓷器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明代初年的官用瓷器，如龙泉窑生产的官用瓷器和景德镇生产的永乐官窑青花瓷片。我们都知道，明初时景德镇生产的官窑瓷片，所有的次品都被打碎、掩埋，不准平民使用。同时即便是在明朝一些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像被封为异姓王的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以及一些其他的王侯墓葬中，几乎都不出这类龙泉官器，证明这类龙泉官器用于宫廷使用的专一性质。

曼布鲁伊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主讲人供图）

而在海外一些重要的遗存中，比如像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托普卡比（Topkapi）皇宫博物馆中收藏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器物；在肯尼亚沿海的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龙泉官器。比如在格迪古城出土的一件青瓷刻花折枝莲纹盘，在伊沙卡尼（Ishakani）遗址出土的青釉刻花碗，在乌瓜纳（Ungwana）遗址出土的青釉印团花纹的碗，都可以认定是龙泉官器。此外在曼布鲁伊遗址还出土了一片永乐时期的官窑青花瓷片。

龙泉窑明代初年的瓷器曾经比较多地用于海上贸易，而其中的官用瓷器有一部分可能是专门用于出口的。结合明初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活动，由于这类器物是由政府下样，而且记载龙泉窑贡御的，又是在《大明会典》的工部条下，因此可以初步判定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烧造的，可能是用于官方的活动和赏赐用的器物。

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永乐官窑青花瓷（主讲人供图）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肯尼亚沿海地区是郑和航海登陆的一个重要地区，所以会发现一些即使在国内非常重要的官方遗址中，都没有出土过的龙泉官器和永乐青花的官窑瓷片。从另一个角度说，以往有中国学者通过研究《郑和航海图》所绘的东非地区的14个地点，指出可能有7处是其实际登陆的地点，而其中标注为“慢八撤”的地点应该就是今天的曼布鲁伊。作为考古的实证材料，这些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不论是景德镇的官窑青花瓷，还是龙泉的明初官器，都具有皇家使用的专一性，而这两类瓷器都有可能在郑和航海当中当做赐赉品被带到海外，赏赐给当地的统治者。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这些发现实证性地证明了郑和可能到达这个地点。

尽管我们以前通过文献知道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沿海地区，但依然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种种论点，如碑上所说的地点带有吹牛的性质，可能实际上没有到这个地点，但是他却吹嘘他到达过这个地点。他们说原因在于整个非洲海岸地区没有发现一件官窑瓷器，就是说没有实证的材料，只有文献的材料，而这些文献的材料又不是特别可靠。而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证明确实有官窑瓷器在非洲沿海地区被发现，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证明郑和船队确实到达过东非海岸地区。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过去人们在探讨郑和航海的目的的时候，曾经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郑和航行的沿岸地区，很少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瓷器，说明郑和的航行跟经济活动没有关系，而是纯粹的政治活动，就是所说的“耀兵异域”，为了炫耀中国强大的实力。现在我们可以判定出，其实在郑和航行的沿岸地区，是有大量龙泉窑瓷器外销的，证明郑和的航行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行为，而是伴随着经济活动，也在推动着海上贸易的发展。

2005年发行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

综上所述，东非地区是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瓷器向这个地区的输出自始至终相沿不断，其发展起伏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受到了东南亚地区和环印度洋地区不同王国兴衰更替的影响。从这一个地点可以管窥整个中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

进入大航海时期以后，这里成为欧洲人开展环球贸易的东进基地，尤其是葡萄牙人开展环球贸易的据点。因此对这里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详细调查，也可以了解殖民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变化和特点。

我们尝试通过对这个地区考古发掘过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考察，来解读从9世纪到近代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状况，希望将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与海外的考古发现相结合，推进海上贸易的研究。

好的，到这儿我们就介绍完了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行动。在本讲的最后，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书单，以供大家延伸阅读。

我是秦大树，感谢你们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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