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北宋时期是越窑生产由繁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此期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越窑瓷器的顶峰

首先是北宋前期，越窑生产的顶峰时期。本阶段时代相当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978—1022）。此期越窑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装烧工艺等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窑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慈溪、鄞县、奉化、余姚、上虞、绍兴、诸暨、嵊县等地都有烧造，尤其是慈溪、上虞、鄞县三地均有数以十计的窑场，产品质量亦较精。

器物种类丰富多样，精致端整。器类主要是饮食器、茶具、酒具、香具和日常用具，少量用于丧葬的罂、凤首瓶等；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文房用具，如水盂。浙江上虞市下管镇同郭村墓出土了一件鸳鸯形砚滴，是目前所见宋代最早的瓷砚滴。

▲上虞市下管镇同郭村墓出土 北宋 鸳鸯形砚滴

瓷器胎质细腻，釉色大都青绿明亮。这时期越窑产品的特点是釉色十分稳定，绝大部分产品都为匀净的青绿色釉，与唐五代时期越窑多见的滋润匀净的青泛黄釉明显不同。如果认定秘色瓷是表达青瓷的一种釉色，并以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和五代吴越钱氏王室及贵族墓中出土的青绿色釉器物作为评判“秘色瓷”的标准，这个时期生产的大部分越窑瓷器都可以称为秘色瓷，说明此时在釉色稳定、窑炉的气氛控制上已经十分成熟。

装饰方面，此期最重要的变化是纤细繁复的细线划花纹饰大量出现，在碗、盏、杯、盘、钵、盏托、罐、器盖等器物上都有使用，纹饰在器物内底，内、外壁均有分布。纹样丰富，以植物纹饰最为常见，有莲荷纹、菊纹、缠枝四荷纹、牡丹纹、缠枝花草纹等；动物纹饰也较多见，有龙纹、凤纹、孔雀纹、飞雁纹、蝶纹等，特别流行对飞的纹样，如对飞的鹦鹉、凤纹、蝶纹等。丰富多彩装饰纹样的出现，使得越窑突破了之前注重以器形和釉色取胜的传统，开创了追求纹饰美的新风格，并成为此后越窑瓷器最主要的装饰风格和审美取向。

▲辽韩佚墓出土  细线划花注壶

装烧工艺方面，以匣钵单件装烧为主，匣钵和坯件之间多用垫圈间隔，较晚唐五代时常用的泥点、泥条更加稳定，不容易变形。

北宋早期越窑的生产情况，从窑址的情况看，处于极度繁荣时期，但是，在国内各地出土的越窑瓷器数量却比五代时期减少。在国内的流布范围缩小，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辽境成为越窑瓷器主要出土地。据统计，辽境内出土越窑瓷器数量占这一时期出土总量的82.35%。与此同时，在海外地区却发现了大量的这一时期的越窑瓷器，时代正好处于这一阶段的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发掘的井里汶沉船中一次性出水越窑瓷器30万件以上，足以证明这一阶段越窑巨大的生产规模。

▲井里汶沉船出水器物

北宋前期的越窑瓷器有什么特点？

第一，越窑瓷器在北宋早期是最重要的贡御产品，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中均有表现。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甆器库”条载：“甆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疑衍）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甆器库纳诸州甆器，捡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真宗景德四年（1007）九月，诏：甆器库除拣封椿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博易之用。”可见，贡御瓷器除供官用及御用外，剩余器物还要存放于封椿库作为朝廷的储备，以备未来使用。或拿来出卖，特别是在榷场中用于交易。辽地发现较多的越窑瓷器可能就是从瓷器库中拿来在榷场中与辽交易的物品。

这则文献还反映出北宋前期主要用于贡御的有四个窑的产品，首先就是我们今天认为都是越窑的明、越两州的贡品。尽管我们今天都将其称为“越窑”，但在当时有“明州窑”和“越窑”之分。因此，我们可以将今天宁波东钱湖周边的瓷器生产区称为“明州窑”，而上林湖区的称为“越州窑”。这二者是主要的贡御窑场。其次有定窑和饶州景德镇的白瓷器。作为官方的档案文献，《宋会要》的记载足以证明北宋前期越窑是最重要的贡御窑场。

▲元德李后陵 北宋 越瓷套盒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尽管北宋都城汴梁由于黄河淤积，深埋地下，难以从都城和皇宫遗址获得资料，但可以从巩义北宋皇陵区目前清理的两座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精美越窑瓷器看出越窑的贡御情况。一座是咸平三年（1000年）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李皇后是宋太宗的妃子、真宗的生母，具有极高的地位。李后陵遭到了严重的盗掘，但仍然从中出土了三件精美的越窑瓷器；一座是位于宋太宗永熙陵兆域的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次子周王赵祐墓，出土了精美的越窑酒台和碗等遗物。这是证明越窑贡御的明确的实物资料。

▲周王赵祐墓出土 北宋 越窑酒台

值得注意的是，爪哇海发现的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划花龙纹大盘，与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龙纹大盘形制、纹样和尺寸都相同。御用的瓷器与外销的瓷器造型、纹样相同，原因大致有两种可能：

其一，当时御用的瓷器并无特别的要求和样式，只是选取优质的器物，因此，同样的器物在贡御以外，也可用作商品外销；

其二，文献记载也表明，越窑在北宋初是一种设窑务并派官监烧的管理体制。南宋周密在其《志雅堂杂钞》卷五《诸玩》中记载：“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修补”。这条文献记载的是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对一把古琴的修补，表明当时宋王朝在越窑派驻有瓷器生产的管理机构“瓷窑务”，这一机构似乎权力很大，很可能与大规模生产外销瓷器有关，是政府实行专卖制度的一种管理机构。

这一点与印尼发掘的另一条五代时期沉船——印坦沉船出水的刻有“盐务银”、“盐税银”铭文的银锭有某些相似之处，说明这些外销船只上均有一些官方用品。或许，越州的瓷窑务既大量生产外销瓷器，也承接为宫廷烧制瓷器。辽境内出土越窑瓷器的遗迹单位均为高等级契丹贵族墓，其来源可能有两个：相当一部分应是通过宋辽间的官方交往获得的，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通过海上贸易渠道从明州运往辽苏州（今大连）而输入的。

▲井里汶沉船出水 北宋 划花龙纹大盘

第二，在10世纪后半叶外销的高峰时期，越窑瓷器是最重要的外销产品。宋初吴越归地后，宋王朝很快就在杭州和明州建立市舶司，因袭吴越国之旧，继续大规模乃至更大规模地输出越窑瓷器，开展海上贸易。井里汶沉船沉没的时代就很可能是在北宋在两浙建立市舶司以后。沉船中的船货充分体现了两浙地区10世纪后半叶以越窑瓷器为龙头的瓷器贸易之盛况。有学者认为，宋初设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和两浙市舶司——在管理上是有分工的，广州市舶司主要是管理海外来的舶商，即管理外国人进口的商品，而两浙市舶司主要管理境内舶商的出海。

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牃，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说明所有到海外贸易的船只均要到两浙市舶司登记。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瓷器使我们对这一记载和这种分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际表明了两浙地区的越窑瓷器在当时贩出货物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中国贩往海外的主要货物就是越窑瓷器，因此两浙市舶司主要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就是向外运销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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