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梅俊杰 。欢迎和我一起，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这一讲，将由我带大家走进：重商主义的大陆强权——法兰西帝国。

如何梳理法国的现代化脉络？

这一讲的第一节我们先来讲讲，法国的现代化大脉络，同时，在这个大脉络下看一下重商主义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这一课的主题是：重商主义的大陆强权——法兰西帝国，我将主要从重商主义角度来考察法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需要明确，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这个历程。但应当知道，传统与现代本身是一个理想化、极端化的区分，二者实际上渐进演化、有机交织。不少现代因素，早就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现代化进程，早的话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年代。例如在法国，作为现代化重要载体的城市在11世纪就开始兴起，尤其是，享有城市自由权的“自治市”就从那时开始逐步增加，比如马赛（Marseille）、亚眠（Amiens）等等。

▲ 16世纪马赛地图，1575

弗兰斯·霍根博格（Franz Hogenberg）绘

一般认为，到13世纪，中世纪的法国在社会结构、经济特点、政治制度、文化趋向上，已经包含了“现代性”的诸多成分。现代性逐步成长，意味着传统社会开始崩塌。主要体现为原来封建的结构平衡，就是主要在僧侣、贵族、第三等级之间长期维持的平衡逐渐被打破。僧侣的神圣地位、贵族的特权地位，都在发生瓦解；与此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中，尤其是工商阶层开始兴起，农民也从原来的农奴变为自由小农。以后，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经济形态开始工业化，行政管理不断集中化，政治权威逐渐理性化。

▲ 三级会议，1575

Jean-Louis Bézard 绘

法国凡尔赛宫 藏

就这样，如今所熟悉的现代社会面貌越来越清晰。当然，这个过程跨越了好几个世纪，在法国大致从13世纪到19世纪，而且这个过程既包含发展和进步，更充满矛盾和冲突。人们一般称法国大革命之前为旧制度，惯于以法国大革命来划界，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也比较方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么泾渭分明的。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时我们看到的所谓标志性事件，细究之下可能反而没有那么伟大的实质意义。

那么，在法国现代化进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那个重商主义。也就是说，西方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这几百年的转型，其实都可以用重商主义来概括、来理解，重商主义是长期历史变迁中一个统领性的巨大存在，它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也当然是法国现代化进程的一股重要推动力。完全可以这样说，重商主义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丝毫不亚于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思想启蒙、政治革命这些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运动。如果没有重商主义的新兴价值导向和有力政策引导，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现代崛起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个观点在很多人那里，包括在中国人这里，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共识和常识，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加以强调。既然如此，从重商主义角度来考察法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助于调整我们的历史视角、加深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重商主义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那么，重商主义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重商主义本身是一个频繁使用但意思含混、由来已久却仍有争议、“吃起来香闻起来臭”的术语。国内外主流学界普遍相信，重商主义是一种荒谬的学说、有害的体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把重商主义定格为自由经济体制的对立面，在他笔下，重商主义成了把货币当财富、实行贸易保护、鼓励垄断寻租、政府过度干预这些不良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代名词。

▲ 1776年伦敦版《国富论》首页

从古典到新古典自由经济学普遍相信，重商主义论点来自彻头彻尾的思想混乱，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中国学界，像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就说过，重商主义者都是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未能渗透到现象的深处，他们的思想不能为经济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然而，学界历来也不乏异议。德国200年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就指出，不仅自由经济学派对重商主义的责难有失公允，而且这个命名本身就有误导性，故而他干脆把“重商主义”改称为“工业主义”。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1838

奥地利20世纪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也抱怨“斯密不恰当地批评重商主义，从而树立了坏榜样”，他认为，归到重商主义头上的所谓“谬误，也主要是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其他经济史学家或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从德国历史学派到英国历史学派，再到当代的凯恩斯、罗斯托等大家，以及少数中国学者，也对重商主义给予了积极评价。对重商主义的这些异类看法，主要立足于实证的经济史，故而是有独到价值的，也给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启发。

重商主义的真相是什么？

2017年，我在《社会科学》发表过一篇进行系统梳理的近四万字的文章，叫做《重商主义真相探解》，后来在人大《理论经济学》上有长达23页的全文转载，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阅看详情。总体而言，重商主义历史跨度很长，不限于一般所说的16-18世纪，从地理范围来看，它流行于欧美很多国家。尽管如此，这个源远流长的体系实际上它还是包含了某些比较一贯的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细究之下可以梳理出三个方面：

01

一是有关国家富强问题。重商主义在王权地位加强、民族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确立了以财富增长为优先目标的新价值观，而且把财富增长与国力增强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富和强（富强）是合二为一的“一个”问题。那么，实现富强的直接手段是什么呢？重商主义相信就是对外贸易，所以对外贸易是个核心问题。但同时，重商主义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世界本质上是个“无政府”的世界，所以它冷峻地用零和博弈（博弈论的一个概念。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的眼光去看待国际经济关系。这是重商主义的第一个方面。

02

二是有关贸易这个核心问题。重商主义强调外贸的关键目标就是要获得顺差（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往来的收入总额大于支出总额的差额）。有了顺差，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才会源源流入，才能支撑国家从对外开战到战略物资进口等各项事业。而实现顺差的手段，无非是通过关税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奖出限入”的确是重商主义的一个要点。为此，重商主义还特别区分了好的贸易与坏的贸易，同时区分了单纯的商人利益与长远的国民利益。有了这样的区分，才能知道在外贸中鼓励什么、限制什么。这是重商主义的第二个方面。

03

三是有关工业化问题。因为要通过扩大出口追求财富积累，重商主义很早就认识到了工业化的特殊价值，知道制造业是提高附加值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在商业政策上细致区分了制成品与原材料。这一切指向的目标就是，一国应当努力培植工业生产力，注重把原材料转变为制成品，只有工业生产能力才是国家富强、就业扩大、民生改善、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因此，一切经济政策都要围绕工业化这个核心来展开。越是到后期，重商主义越是强调工业化，所以李斯特才干脆把“重商主义”说成就是“工业主义”。

▲ 法国16世纪初的印刷工厂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我通常把重商主义概括为：这是把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征服融为一体的一个战略。显然，这就不仅涉及外交，而且涉及内政，远不是什么单纯追求贸易顺差这么狭隘，更不是把货币当成财富那么荒唐，实际上这是一套西方世界因为列国密切互动、激烈竞争而得风气之先的一套现代转型战略。它的理论与实践毫无疑问是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根本范式的，从传统到现代这个转型中世界历经的种种冲突、战争、血与火，都跟它有关。

但同时，也要承认，这套经邦济世的理论与实践确实让西方率先迎来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由此促成了西方一马领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捷足先登地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富强。所以，现代世界的诞生中，重商主义是个播种机，至少也是个助产士。这个真相跟长期以来主流学界对重商主义的“妖魔化”概念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不应该再以讹传讹地片面看待重商主义，否则就无法准确理解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好的，本节的内容就先讲到这儿。本节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看到。下一节中，我们将走近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科尔贝。谢谢。

欢迎分享转发

与更多经济、历史爱好者一起

感受世界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