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两节课，相信大家对于修昔底德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节课我们进一步探究这部伟大的著作。

在雅典帝国史上，有两个时代至关重要，且分别与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紧密相联：一个是地米斯托克利时代（Themistocles，前493-前471），另一个则是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s，前463-前429）。

▲地米斯托克利在斯巴达受勋

如果说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帝国事业的奠基者，伯里克利则是雅典帝国事业的积极推动和巩固者。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海军实力傲视群雄，文化艺术等领域大繁荣大发展，雅典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俨然成为希腊世界执牛耳者。与此同时，雅典人也开始以大国公民自居，并很快确立了雅典人的“三个自信”，即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所宣示的：雅典海军勇毅果敢、无远弗届、所向披靡，其威名令敌人闻风丧胆；雅典民主选贤与能、自由公开，成为其他城邦争相效仿的典范；而在文化上，雅典人独立自主、温文尔雅且多才多艺，雅典已然成为“全希腊的学校”。（页145-155）

然而，正是在伯里克利治下，雅典民主开始暴露出结构性的弱点，只不过被“第一公民”过人的政治才干暂时遮蔽罢了，修昔底德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是他在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而雅典民主的这一结构性弱点集中表现为：“第一公民”与雅典民众之间的脆弱平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两卷，修昔底德通过四个场景，一方面借以呈现伯里克利过人的政治才干，进而与他身后的雅典政客形成鲜明的反差，另一方面，修昔底德更为深层次的关切在于，揭示雅典民主背后的潜在危机。面对气势汹汹、游移不定的民主舆论，伯里克利使出浑身解数，巧于弥缝，手段无不用其极，即便作为雅典权倾一时的领导人，伯里克利也深感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曾几度被判处罚款，战争前夕一度遭到革职。伯里克利以一个人的肩膀扛起整个雅典人的帝国事业，外有斯巴达大兵压境，内有瘟疫肆虐，伯里克利不能不感到身心疲惫，力不从心。可以想见，即便伯里克利侥幸逃过瘟疫，仅凭其天纵之政治才干，雅典的这一政治生态迟早会将这位“第一公民”彻底压垮，民主帝国的终曲似乎在它最辉煌的时刻便已被写定。

▲伯里克利之死

为了说明伯里克利与雅典民主之间的脆弱平衡，接下来我们通过四个场景，以呈现雅典民主的结构性缺陷。

场景一：不许斯巴达特使接近民众会议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入侵安提卡（雅典），大兵压境，斯巴达试图迫使雅典做出让步，派特使前往雅典。但伯里克利不许斯巴达特使进城，更不许他接近公民大会，声称只要斯巴达不退兵，雅典便拒绝接见其派来的任何使节，所以雅典当天就遣返来使，并让其带信回去：若斯巴达真心要和平，先撤回自己的军队，然后再派人来谈判。

场景二：主动承诺将斯巴达未毁坏的郊区财产捐献国家，以消除民众的疑虑

伯里克利之前与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一直私交甚笃，听闻阿基达马斯率领大军入侵安提卡，伯里克利预计，阿基达马斯可能会巧施诡计，或出于朋友的情面，故意绕开伯氏的郊外财产不予破坏，此举必然会使雅典民众对伯里克利心生疑窦。为了避嫌，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明确表示：尽管阿基达马斯是我的朋友，但这并无损于雅典国家的利益，假如他自己的地产和房屋不被敌人破坏，他本人愿意将其全部捐献公家。伯里克利此举最终消除了民众的怀疑。

场景三：阿卡奈失守，雅典城内人心浮动，民众开始迁怒于伯里克利

避免与斯巴达在陆上对峙，将乡下人口迁至城内，壮大海军，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伺机登陆作战，骚扰斯巴达后方，这是伯里克利在战争初期一手制定，并得到雅典人广泛认可的战略共识。

而当雅典最大的乡区阿卡奈被占领，来自该地区的3000名重装步兵眼见自己的家园和财产被破坏，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出战。

伯里克利深信自己当初的战略主张是正确的，而民众此时出于愤激，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他不召集公民大会，或任何特别会议。因为他深知，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一集中讨论，很容易被愤怒情绪感染，丧失理智，小不忍则乱大谋，图一时畅快，而置雅典帝国的长远大计于不顾。与此同时，他一方面派遣雅典骑兵队到郊外巡逻，防止斯巴达破坏财产，同时派海军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迫使斯巴达从陆上撤退，从而减轻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

场景四：战争第二年，斯巴达第二次入侵安提卡

外有斯巴达大兵压境，内有瘟疫肆虐，土地两次遭蹂躏，雅典人的战争意志开始发生动摇，他们试图与斯巴达讲和，但败兴而归。雅典人遂将所有的愤怒转移到伯里克利身上。

时任将军的伯里克利召集公民大会，以鼓舞雅典人的勇气，改变他们愤怒激昂的情绪，使其变得温和而自信。对于伯里克利来说，这恰恰是教育民众的关键时刻，他的发言柔中带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这场发言做了大段实录，从中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伯里克利作为“第一公民”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关键作用：

“你们对我的愤怒，我是预料到了的，因为我很了解你们对我愤怒的原因。我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想提醒你们过去所下的决心，并且向你们提出我自己的理由来，看你们对我的愤怒和在灾难面前低头是不是合理的。我自己的意见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真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我们集合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国家，难道这是错了吗？你们现在的行为，难道是对的吗？你们因为自己的家园受到灾难，而不肯注意公共的安全；你们正在攻击我，因为我曾经主张战争；同时也在攻击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也表决赞成战争。……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能够安静地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进行战争是绝对愚笨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选择——不是屈服而马上变为奴隶，就是冒着危险以求生存的希望——的话，那么，我宁愿作那个勇敢地冒着危难的人而不愿意作哪个逃避危难的人。至于我，我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你们。事情是这样的；当你们还没有接触到灾难的时候，你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当你们进行不顺利的时候，你们后悔你们的行动；你们之所以认为我的政策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你们决心的软弱。这个政策是会引起痛苦的，你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这种痛苦是什么；但是它最后的利益还在很远的将来，而你们所有的人都还没有看得清楚。所以，因为你们遭遇着一个巨大而突然的灾难，你们就没有力量来把你们过去所下的决心实现到底。”

在雅典，民主与帝国彼此为伍，民主关涉内政，帝国则涉及外交，两者依据情势之不同，时而相生，时而相克。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前600-前570年在位）推行“民主”新政，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国家建设”。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最终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民主化将个人与城邦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希罗多德说，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国势不断增强，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发挥出奇迹般的战斗力。而地米斯托克利这样非名门出身的杰出将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前雅典的民主化。

▲雅典公民大会会场，遥望雅典卫城

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十将军采取选举制、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等。伯里克利对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页147）

事实却是，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地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排挤打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我们知道，对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贵族精英集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压舱石”，他们如果免于腐朽，便是共同体教养的载体、德行的化身、民众的表率。民主政治释放出多数人强大的政治激情，这种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约制和引导，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否则必然会民主政治将堕落为群众意见的“秀场”，党派倾轧的舞台，最终转化为政治体内狂暴的“负能量”。

雅典民主更多地依托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借以有效地引导民主。可以说，人民领袖（“第一公民”）已然成为雅典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设若没有人民领袖，雅典民主就无法有效运转。可以说，到伯里克利时代，外表强大的雅典帝国，民主体制内在的脆弱性已然接近其“临界点”。从上述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与雅典民主关系的四个场景我们不难发现，面对气势汹汹、游移不定的民主舆论，伯里克利使出浑身解数，手段无不用其极，作为雅典权倾一时的领导人，伯里克利也自己深感力不从心。可以说，伯里克利以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整个雅典人的帝国事业。可以想见，即便伯里克利侥幸逃过瘟疫，仅凭其天纵之政治才干，雅典的这一政治生态迟早会将这位“第一公民”彻底压垮。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且能对民主激情构成有效平衡和引导，而在他去世后，雅典政坛陷入空前紊乱。种瓜得瓜，这种祸端的种子早已埋下并滋生发芽，伯里克利的去世，最终使这一恶果“瓜熟蒂落”。不难发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被打上了过深的伯里克利的人格化烙印，而一旦民主政治丧失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其运转便显得无所适从、举足失措，雅典政局因此也陷入空前紊乱，实在难以避免。在与斯巴达那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雅典非但丧失了从容调整的余裕，反而随着外患日迫，不断陷入一系列重大政策性失误的怪圈，雅典帝国事业最终令人遗憾地“胎死腹中”。

将雅典帝国事业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使其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希腊世界树立“雅典人治下的和平”，这是伯里克利一代雅典政治家的最高使命，也是他留给身后雅典政治家的政治遗产。而作为伯里克利的义子、苏格拉底的门生，亚西比德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他本可主导“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继承伯里克利的衣钵，兑现伯里克利的帝国蓝图。无奈他年纪尚轻，资历尚浅，面对诸如克里昂、尼西阿斯这样的政坛大佬的重重掣肘和阻挠，冲出重围谈何容易？而在出征西西里前夕，亚西比德横遭国内政敌栽赃陷害，最终叛逃至斯巴达。最终，亚西比德的这一雄心非但未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助力，反而被用来帮助雅典的敌人摧毁雅典本身。

波斯战后几代雅典人苦心经营的帝国基业，最终在西西里的沼泽地和踩石场里灰飞烟灭，雅典人的帝国梦最终成为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的政治噩梦。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开始着重讲述，“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的几个重要人物：克里昂、尼西阿斯、亚西比德。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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