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课，我们讲述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与雅典帝国，这节课，我们围绕“后伯里克利时代”，介绍三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政治人物。他们分别是克里昂、尼西阿斯、亚西比德。

伯里克利，这位对雅典帝国事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战争第二年的瘟疫中意外去世，雅典政局陷入空前紊乱，雅典民主发生畸变，帝国事业随之发生惊人逆转。帝国在失去这位能够统揽全局的灵魂人物之后，国势急转直下，城邦内部派系林立，贵族与平民、富人与贫民之间的裂痕日深，领导集团内部失和、勾心斗角、造谣倾轧、党同伐异，权势人物争权夺利，笼络取悦群众，手段无不用其极，致使政策紊乱、国事萎坠。

▲雅典瘟疫

值此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政治人物不能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致使国家重大事务丧失了有序领导.公民大会，这一雅典民主的群众协议建制，在无形中上升为帝国事务的实际决策机构。由于缺乏有效领导，公民大会最终沦为群众起哄、派系斗争、政客弄权的舞台，直至发生革命。

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资源储备来说，雅典都远在斯巴达同盟之上。然而由于雅典城邦内部党争日烈、内耗不断，导致雅典对外战争最终一败涂地。对此，修昔底德痛心疾首，他这样写道：

“他们忙于个人的阴谋，以图获得对人民的领导权……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生之后，雅典内部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供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页170-171）

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继承者中，有三位政治人物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他们是尼西阿斯（前470–前413）、克里昂（前460–前422年）、亚西比德（前450–前404）。三人年龄彼此相差大致十岁左右，属于三代人，但三人在“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坛彼此交集甚多，他们都是雅典帝国转型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作为政治、军事上的关键角色，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承载着雅典帝国的某一侧面。

尼西阿斯与克里昂：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政坛第一轮权力角逐

尼西阿斯出身雅典世家，家底殷实，且个人军功卓著；克里昂出身皮革商，对他来说，要在雅典政坛争得一席之地，在没有家族人脉和私人财富可凭借的情况下，唯一能够倚重的就是紧紧依靠群众，及时发动群众；而在尼西阿斯眼里，克里昂出身下贱，手段卑鄙，巧言令色，依靠迎合民众一时的激情和欲望，以“意见领袖”自居，在雅典政坛呼风唤雨，他打心底里不屑和鄙视；而对克里昂来说，在以尼西阿斯为代表的众多门第显赫、腰缠万贯的雅典政客面前，克里昂经常会在无形中自觉低人一等，而随着他在雅典政坛地位越高、影响日隆，克里昂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非但没有稍有舒解，反而不断强化，在克里昂看来，尼西阿斯这样门第高贵、富可敌国之人，无疑是自己仕途的最大威胁。

而作为“意见领袖”，民主政治让克里昂既爱且恨：爱的是他可以随时仰仗民意寻求自保，恨的是民众情绪的多变时常让他疲于应付：比如公元前427年，在关于如何处置密提林城邦叛乱问题上，公民大会起初采纳了克里昂的处置提案，但第二天舆论却发生突变，转而否决了他的方案。可见，即便在他本人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公民大会上，克里昂也会时常感受到某种莫名的无力感。在那次公民大会上，克里昂发言中充满无奈，他抱怨道：

“在过去，有时我个人常常观察到民主政治不能统治别人；现在我看见你们对于密提林人的情绪改变，我更相信这一点了。……你们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页231-236）

无论是尼西阿斯与克里昂，都是政治人物，我们评价时不妨将道德评价与政治评价剥离开来，两人在权力人格、性格特征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但作为政治人物，两人之间的权力角逐更多反映的是：雅典传统贵族势力与新兴平民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

接下来，我们不妨通过修昔底德文本中提供的两个关键场景，揭示两人之间权力斗争的性质，以及这种权力角逐对雅典帝国事业带来的后果：

场景一：公元前425年，派娄斯战役

尼西阿斯带兵围攻派娄斯，迫使斯巴达求和，而尼西阿斯也极力促成和谈，克里昂当然不能坐视尼西阿斯得逞，因为一旦谈判成功，尼西阿斯在国内政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将大大增强，克里昂便趁机提出斯巴达根本不可能答应的和谈条件，最终使尼西阿斯的休战协定遭到搁浅。

▲派娄斯战役雅典缴获斯巴达盾牌

但随着围攻派娄斯陷入胶着，雅典日趋陷入不利境地，公民大会的情绪开始后悔当初不该拒绝斯巴达求和，克里昂眼见舆论的矛头转向他个人，因为正是他当初极力阻挠和谈的。因此，出于自保，克里昂只有将矛头引向战役总指挥尼西阿斯，因为正是尼西阿斯的无能导致雅典围攻派娄斯陷入被动，要是他克里昂指挥可不是现在的这种局面。谁知尼西阿斯顺水推舟，借力打力，表示愿意将部队指挥权移交给克里昂，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克里昂骑虎难下，而且不得不装做胜任愉快。

尼西阿斯如此慷慨地向克里昂让出军事指挥权，修昔底德揭示了尼西阿斯等人背后的政治动机，他这样写道：“他们估计克里昂的声明反正是有利的：要么就是他们从此除掉了克里昂，这正是他们所盼望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估计错了，斯巴达人可以落入他们的掌握中。”可见，尼西阿斯移交兵权是假，趁机翦除政治对手才是真。

谁知派娄斯一役，克里昂大获全胜，而且俘虏了120名属于军官阶级的斯巴达人，并将其解回雅典，此战一举扭转了雅典在陆地上的不利局面，使雅典在此后的停战谈判中，赢得了更多的政治筹码。

不难想像，当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尼西阿斯那里，他会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眼见自己憎恨的政治对手赢得凯旋，得到雅典人的热烈欢呼，他即便表面上要装出一副祝贺的样子，但他心里不可能不充满憎恨。

场景二：公元前421年，《尼西阿斯和约》

派娄斯大捷，克里昂立下汗马功劳，在雅典甚至整个希腊世界，他一时间声名大噪。但在雅典权贵眼里，克里昂的军功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嘲讽甚至漫骂：如公元前424年上演的喜剧《骑士》，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通过合唱歌对克里昂直呼其名极尽挖苦嘲讽，认为他是抢了尼西阿斯和德摩斯提尼的功劳；而在前423年上演的著名喜剧《云》中，歌队长更是毫无顾忌，对克里昂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贬低。

面对如此不厚道的雅典舆论，克里昂需要用更大的胜利，向雅典权贵和雅典民众证明，自己完全配得先前的荣誉：公元前422年，安菲波里战役，克里昂本想再立新功，但不幸阵亡；而在同年上演的《马蜂》一剧中，喜剧诗人依然对他不依不饶，极尽嘲讽之能事；对于克里昂的死，修昔底德也语带讽刺，轻描淡写，而对克里昂战场上的直接对手——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却不吝誉美之辞。

作为读者，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则不难感受到克里昂，这位“零起点”的政客，在民主雅典政坛所遭受的白眼和内心的落寞。

而对尼西阿斯来说，克里昂的死无疑是一则福音，此后他便加紧促成雅典与斯巴达的媾和，这便是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的动机做了如下揭示：

“他想在自己还未曾受到过灾难而享有盛名的时候，保持他的荣誉，使自己和全城的同胞从艰苦困难中立时得到苏息，替自己永远留一个为国效命而始终成绩卓著的声誉。他认为只有避免一切冒险举动，尽量使自己不倚靠幸运，这个目的才有达到的可能；而冒险的事情也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能避免。”（页410-411）

通过修昔底德文本中提供的这两个生动的场景，读者不难感受到雅典政坛的波谲云诡，政客之间的明争暗斗，甚至不择手段。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民主政治释放出的政治激情尚能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雅典国内贵族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党争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随着伯里克利的离世，一边是政治上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广场群众，另一边则是党派要人为了谋取派性利益不断煽风点火，利用民众，他们不断迁就甚至迎合民众做主人的权力幻觉。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下，广场群众的情绪普遍表现为多变、易怒甚至狂躁，在雅典人的帝国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国内政局却高度撕裂，政客人人自危，疲于自保，因此不择手段，国家大事经常沦为政客之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亚西比德与尼西阿斯：“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坛的第二轮权力角逐

亚西比德出身雅典名门，三岁时父亲战死沙场，作为义子在大政治家伯里克利门下长大，与他的老师哲人苏格拉底交游甚密，而立之年（前419年）即当选雅典将军；他体貌丰伟，玉树临风，个人生活随性自为，言谈放荡不羁，在雅典甚至整个希腊世界，追捧艳羡者有之，嫉妒怨恨者有之。

▲亚西比德与苏格拉底

从涉足政坛的第一天起，亚西比德似乎已经觉察到，雅典将是他施展个人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而与斯巴达的战争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说雅典帝国事业在伯里克利时代已经初见轮廓，那么，将伯里克利心目中的帝国蓝图全面兑现，将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亚西比德肩上。无论是对他个人政治生涯，还是雅典帝国事业，西西里远征无疑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其中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为此，亚西比德摩拳擦掌、踌躇满志。

对亚西比德来说，要施展个人政治抱负，首先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而尼西阿斯无疑是他个人政治前途的最大障碍。在克里昂阵亡（前422年）后的雅典政坛，亚西比德与尼西阿斯之间展开新一轮的权力角逐。这一时期，雅典一系列牵涉整个帝国事业的重大决策，其背后都有两人之间权力斗争的痕迹。

场景一：亚西比德阻挠尼西阿斯与斯巴达和谈，另立“四国同盟”

公元前422年，克里昂和伯拉西达双双战死，斯巴达与雅典重启和谈进程，尼西阿斯之前一直极力促成和谈，但由于双方在履行和约条件过程中，半心半意，到公元前420年，雅典与斯巴达关系开始恶化，这就为一直反对该和约的亚西比德提供了机会：

亚西比德年届而立，在雅典政坛，可谓少年得志，但与战功卓著、作为政坛“老江湖”的尼西阿斯相比，还是显得“too young，too simple”，而亚西比德自己对这一点也格外神经过敏，假如《尼西阿斯和约》成功落地，不难想见，在雅典政坛，尼西阿斯的地位会得到进一步巩固，这肯定是急欲主导雅典政坛的亚西比德最不想看到的，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阻挠甚至破坏尼西阿斯与斯巴达和谈，他采取的手段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且看修昔底德的描绘：

“亚西比德向斯巴达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保证，如果代表团不向雅典公民大会说他们负有全权处理一切的话，……他一定使雅典人同意交还派娄斯，因为现在反对交还派娄斯的就是他……他的计划是想离间斯巴达人和尼西阿斯，他想在公民大会上攻击斯巴达人没有诚意，攻击他们对于同一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用这种方法以促成雅典和亚哥斯、伊利斯以及门丁尼亚间的同盟。结果如愿以偿了。”（页434）

亚西比德如此这般，其直接的政治动机非常明显，即趁机削弱尼西阿斯的政治地位，同时促成以雅典为首的“四国同盟”，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但如果认为亚西比德完全出于个人动机，那也有失公允。从局外人的角度看，长远来说，雅典与斯巴达媾和只能是临时性的缓兵之计，这恰恰是渴望光荣退休、保持令名以至终老的尼西阿斯所梦寐以求的；而从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来看，亚西比德极力促成的四国同盟，从海陆两线对斯巴达构成军事上合围之势。对于亚西比德此举背后的复杂性，修昔底德这样写道：“他真诚地相信雅典最好的办法是和亚哥斯订立同盟。”（页432）

好，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讲述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德的政治斗争。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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