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学术团队，我是公共实践部的韩馨逸，欢迎大家进入“发现毕加索”音频课。这一讲我们来说一说毕加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地位的改变。

1979年11月，“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艺术家们提出的两点诉求：

1.艺术家介入社会

2.探求新的艺术形式

又将这两点总结为一个口号：“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

“星星”美展艺术家的诉求在1980年《美术》杂志第3期上得到了介绍，批评家栗宪庭在文章中提到：“要像毕加索那样，探索永无止境。”毕加索再次进入中国的艺术话语。毕加索的艺术精神，而非毕加索的艺术形式，再次成为激励中国艺术家前行的榜样。

1980年第二届星星美展成员在中国美术馆前合影（图片来自中国独立笔会）

大约在1980年，毕加索的名誉在中国得到了正式恢复。

《人民日报》1980年6月19日发表了著名诗人、翻译家邹荻帆的现代诗《鸽子》，其中说到：

“和平鸽是修正主义的象征?

修正主义就等于和平?

只顾自己有土豆烧牛肉

实可憎恨，

有必要连鸽子也杀绝斩尽?”

呵，白玉石的鸽子，

银灰色的鸽子，

你飞吧!

在毕加索的笔下，

你栖息在人们的囟门，

起飞自人们的头顶，

我知道了和平有一双翅膀:

安定团结的双翼下，

哺养着汽笛的电力，

禾苗的乳浆，

学校的琅琅书声......

飞吧，飞吧，鸽子，

和平，和平......

也是在198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出版关于毕加索的专著。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出了若干毕加索的作品，编成《毕加索》一书。之后，毕加索的各种图册由不同出版社大量印刷。

《你必须回到斗牛场去：毕加索生平与创作》封面（图片来自金城出版社）

对于毕加索生平和艺术家的系统介绍则是来自于翻译。1986年，英国人罗兰特·潘罗斯(Roland Penrose)的《毕加索生平与创作》中文译本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之后两次再版；1990年，美国人阿莲娜·哈芬顿（Arianna Stassinopoulos Huffington）所撰写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之后又有两个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本书。这两种译著成为中国艺术爱好者了解毕加索的最常见的文本来源。

在艺术之外，毕加索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也开始为人所津津乐道。到2018年，用中文出版的以毕加索为主题的各种类型的著作、图册已有三百多种。

《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封面（图片来自金城出版社）

在所有的毕加索作品中，《格尔尼卡》取代“和平鸽”，成为最受关注的作品。这件作品具有人道主义关怀，蕴含了对战争的控诉与和平的渴望，在中国被视为毕加索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人民日报》多次报道了这幅画作。

1985 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王向明、金莉莉的《渴望和平》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画中漂浮着一个巨大的画框，穿插描绘了西方艺术家“反对战争、描绘和平的众多画幅”，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这一展览的另一件参展作品《孩子们安慰毕加索的鸽子》则以轻松的笔调调侃了和平鸽，用当时一篇评论文章的话来说:“1953年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鸽曾翱翔高空，飞跃四大洋五大洲，然而现在它已经……轮到孩子们为它演奏音乐了。”在这个抒情性的画面里，和平鸽已不再咄咄逼人。毕加索艺术与人生更多的面相开始浮现了出来，他可以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也可以成为幽默的调侃对象。

《渴望和平》，王向明、金莉莉，1985（图片来自色影无忌论坛）

毕加索的原作也开始进入到中国，以展览的方式呈献给公众。1983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毕加索绘画原作展。展览图册收录了作品33幅。这是最早一次在中国举办的毕加索个展。 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和法国代表雅克·兰在开幕式上讲话。这次展览固然是艺术的交流，同样也是中、法两国之间政治往来密切的表征。

2011年10月，“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开幕，作为第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展示项目，展出毕加索62件原作；

2014年3月，由西班牙多家机构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组织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出了毕加索20世纪30年代的版画100幅，作为中国与西班牙建交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表示，希望更多的法国重要美术馆能到中国来举办展览。作为这一愿望的结果，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2019年6月举办了展览“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出法国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的103件藏品。

毕加索的作品具有极高的价值，不仅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讲，更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又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作品出借到中国展出，自然更能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友谊的体现。从艺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类活动自然多多益善。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毕加索的原作。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宣传海报（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除了毕加索的原作更多地来到中国之外，毕加索的作品也更多地被中国收藏系统所接纳。

到1996年，中国的博物馆机构终于有了毕加索原作收藏。1996年3月，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给中国美术馆82位欧美艺术家的89件作品，其中包括毕加索《人物形象》(1967)、《抽烟斗的男人》(1969)、《带鸟的步兵》(1972)、《花瓶边的男人和女人》(年代不详)等四幅画作。同一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路德维希夫妇捐献作品展，将这些作品展示给公众。

2011年11月，中国美术馆把其中两件毕加索作品送到湖南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参与展出，将它们与4件齐白石的作品摆放在了一起，使观众能够面对面地比较中西两位艺术大师他们的创作；2018年，中国美术馆又以“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的名义展出了它们。

路德维希夫妇的捐赠为中国收藏毕加索拉开了帷幕。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毕加索的作品能够从世界艺术市场进入到中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2013年中国美术馆藏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国际作品选展（图片来自中国美术馆）

以上内容就是我们对于毕加索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的梳理与研究。

毕加索成名很早，艺术生命又足够长久，他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几乎与他本人同步成长。从1917年开始，毕加索就作为西方艺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传入到中国，他的新作不断被刊登到中国的报刊之上，作为一个活着的大师为人所称道，同时也不免引发批评与争议。

1944年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倾向成为判断毕加索艺术的一条核心指标。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对毕加索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作为世界和平卫士的正面形象。但同时，毕加索那些倾向于抽象形式的绘画作品又是颓废的资产阶级艺术代表。这两种形象不断拉锯，最终还是后者占据上风，以至于在1966年至1980年之间，毕加索成为一个禁忌的名字。

2011年齐白石纪念馆举行的“齐白石对话毕加索”（图片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到1980年以后的中国，毕加索又恢复了作为世界一流艺术家的名誉。他的天才和成就激励了无数的艺术青年，他的作品成为了国家之间往来的文化载体，他的名声不仅响彻中国艺术界，还为广大民众所熟知。在今天的中国，毕加索和达·芬奇、梵高一样，已经成了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外国艺术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传奇，而对于他的作品――尤其是原作――中国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到这里，毕加索与中国的这几讲内容就结束了。下面我们将来说一说毕加索的南方性格。作为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西班牙的本土文化对于毕加索的艺术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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